我國人才制度革新的理念參考
以美國科技重鎮硅谷為例。根據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杜克大學、哈佛大學和Kauffman基金會的一份聯合調查結果，1995-2005年在硅谷創辦的高新科技公司中，有52.4%的公司由移民所創辦。圖1展示了1995-2005年包括位于美國硅谷(北加州)、紐約、芝加哥等11個科技創新園區中移民創辦公司所占創辦公司總數的比例，其占比在18.0%-52.4%之間。由此可見，移民是美國多個科技創新園區中創業的重要力量。目前這個比例還在增長。由于因特網的出現，很多移民老總實現了在世界不同地方通過現代通訊技術管理企業。因此，拿到綠卡后在美國的時間每年只有6個月。有的綠卡持有者甚至向移民局申請旅行藍皮書(或白皮書)可連續兩年不回美國。
從移民創辦公司所屬行業來看，在生物醫藥、先進制造、軟件、計算機通訊、半導體集成電路等行業中移民在美國相關行業中創辦公司所占的比例在20.0%-35.3%之間。圖2給出了1995-2005年各行業的相關數據。因此，移民也是美國各行業中科技創新的重要支撐力量。
根據Kauffman基金會的這份聯合調查結果，移民在美國創辦公司之前，平均需要積累13.25年的經驗，也就是說，平均需要度過13.25年的適應期(包括大學或研究生學習期間)，然后才全心全意開始個人真正的創新創業工作。13.25年無論對于個人還是國家，看起來仿佛都是個需要耐心等待的“漫長”的積累期，但是美國移民局每年11.5萬特殊技能的移民數量保持不變，而且這些移民可在不同的行業內進行流動，因為美國的人才理念認為只要曾經在一個領域成功過，那么當他流動到另一個新興行業或領域時，通過學習同樣可以成為一個出類拔萃的人。這種每年不斷“輸入”的移民新生力量，以及允許自由行業流動的人才政策，正是保持美國科技創新創業強勁勢頭的原因，也是可以允許13.25年個人發展適應期合理存在的理由。
啟示：我國用好移民人才還需三板斧
美國科技創新創業中的移民力量及對應的人才政策，有如下三點啟示：
一是進一步提升國家人才的國際化程度。
在當前世界經濟發展背景下以勞工低成本姿態進入世界經濟體的狀況已不可能，必須有國際化的人才支撐中國發展進入世界經濟體。從老一輩回國的“兩彈一星”專家們對于國內人才團隊的引領和影響作用來看，國際化程度是人才或人才組隊的重要條件。目前來看中國人才的國際化程度嚴重偏低。美國大學聯盟(AUU)61所大學中有12所大學的現任校長是外國移民(比較出名的包括麻省理工學院的現任校長Reif教授和伯克利大學的前任校長田長林教授)。中國十三億人口的大國，一年引進幾百個“千人”回來顯然不夠。中國的985/211大學是否可以引進外國教授作校長?
二是更好地發揮已引入人才的作用，要為留下來的人盡快創造實質性條件開展創新創業工作。
從目前了解的情況來看，有的海歸在申請前國內聘方所許諾的條件與回國后的實際情況反差較大所以有“退堂鼓”之意;有的海歸長期為國外保密崗位服務，有心回國創新創業但自身沒有做好充足的法律準備;有的歸國后沒有擔任指揮千軍萬馬的“將才”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有的海歸帶著最新的技術構想或藍圖歸來卻被潑“美國還沒有搞成，你在異想天開”的冷水;有的留下來堅持的海歸因為創業贏利周期較長而遭遇“冷遇”等等，回來創新創業的海歸們所遇到的問題不一而足。如何切實有效地創造條件協助他們處理在創新創業過程中遇到的具體困境或困難就非常重要，這些條件包括但不局限于：如何幫助海歸人才度過可能“漫長的13.25年”個人適應期，如何創造可自由流動的去到最適合自己地方的寬松人才發展氛圍。
三是海歸人才必須與本土人才相互結合組成更好組隊。
海歸們回來了，洋博士與土博士結合了，如何合作?海歸所創辦的企業在后續創新與創業的平衡中，有可能為了解決最初的生存問題，為了今天一元錢的收入放棄明天的一千元，急功近利的思想可能會使本來擔負著創新使命的海歸們，創新的砝碼越來越小，企業贏利模式可能進入低附加值的死胡同。海歸們要勇于創造自己的知識產權，勇于創造自己的品牌，我們必須接受這個挑戰。在堅持創業創新的歷程中，海歸們可以有意識地與本土人才相互協作組隊，形成既有國際視野又可快速適應本土的互補“變形金剛”團隊。
中國正處在新的歷史發展時期，如何應對改革深水區的科技創新需求，如何更好發揮人才的巨大力量，都會對中國經濟發展以及世界發展格局產生重大影響。美國科技創新創業中移民力量的啟示，希望能為中國創造創新孵化的自由氛圍，成為真正創新創業的國度提供理念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