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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從文創作初期文化闡釋視閾：自我抒寫外部感知
沈從文創作初期文化闡釋視閾：自我抒寫外部感知
本章內容提要：沈從文1924—1927年北京時期所寫的湘西回憶性作品屬自我性抒寫，由于沈從文的文化理解與文化闡釋視角是漢文化立場，從外部遠距離感知湘西本土文化，因而其筆下的苗、土家等少數民族是作為異族而存在，所描述出來的苗、土家等少數民族文化也是作為異文化的表現形態而呈現的。本章所分析的是該時期沈從文的湘西文化闡釋外部視閾和他的文學創作思想之間的關系。
2、1 沈從文早期創作的鄉土意識與自我抒寫
沈從文初至北京一、二年間，生活困頓不堪，精神極為孤寂，但他堅持寫作，以一鳳凰人特有的執著和堅韌支撐著。1924年起，他發表作品，這時期他的創作明顯受郁達夫和魯迅的啟迪，抒寫個人的苦悶及對故鄉的懷念，大多屬于懷舊之作。從沈從文離開家鄉寓居都市的跨文化生存的生活經歷和文化身份特征、其作品的鄉土回憶敘述的文體特征、反映生活中郁結于心的鄉愁和渴望超脫的感情基調這三個方面看來，這時期沈從文創作屬于鄉土小說之類。但是，此期沈從文的鄉土意識在其整個文化反思及批判的動態發展過程來說還屬于鄉土情結和鄉土文化理解及闡釋的發軔期，因為他對鄉土意識仍只停留在情緒與感覺階段，尚未上升到用現代歷史理性去審視湘西文化的“常”與“變”，故仍只是異鄉異客的離愁別緒、壓抑苦悶的自我抒發，是苦悶的象征。因此他寫故鄉人情，展示出湘西世界的溫馨人情，抒寫苗家人的形象及其生活。但總體來說，缺乏對湘西及苗族文化特質的歷史理性的分析，是對苗族文化的外部觀照、遠距離感知。沈從文的此時的文學創作一方面是由于客居異鄉、文化身份迷失所產生的焦慮意識和內心壓抑的藝術升華，另一方面也是謀取生活的權宜之計。北京大學教授、哲學家林宰平曾批評沈從文早期創作，認為沈從文寫那些作品主要是為了謀生，而不是推動文學革命。林的批評使沈從文頓然醒悟，使他看到了“找條謀生路并不難，難的是生計不成問題之后，怎樣對待你的生命。”[22]沈從文意識到創作思想的局限性，他的省悟，標志著他的創作思想的變化和他的文化理解、文化闡釋視閾的轉換。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沈從文創作初期作品大多屬于自我小說，文化理解、闡釋的動機局限于自我的情緒壓抑與釋放，文化闡釋視閾停留在包括苗文化在內的湘西文化的表層表現形態而缺少現代社會歷史理性的深度。因此，在對于包括苗文化在內的湘西文化的文化理解和文化闡釋上只是外部感知遠距離觀照，把苗文化作為異者文化形態來展示，這只是沈從文該期為抒發自我而在題材選擇上的一個策略而已。
2、2 沈從文創作初期的文化理解、文化闡釋視閾：漢文化的闡釋立場和對湘西苗、土家等少數民族文化闡釋的外部視閾
沈從文自小生活在古楚感性文化遺存的辰沅間，耳濡目染，諳習各種社會風土人情。而他初到北京時，客居他鄉的困頓壓抑與苦悶在精神上需要釋放，故鄉的溫情慰藉了一顆孤寂的心靈，故鄉就是他的精神家園。另外20年代后期北京文化界對民俗的重視更是激起了沈從文對于故鄉奇風異俗的熱情。所以他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故鄉。這個時候，他的文化理解、文化闡釋的目的是抒發小我的得失衰榮，因此該時期他創作的作品中出現的是相對于都市文化的異域苗家人物形象，再現了異于現代文明的苗族的原初的生活形態，而不是深入苗族文化精神的內核。被徐志摩譽為“多美麗多生動的一幅鄉村畫”的《市集》中如此描述“我們還有機會見到許多令人妒羨、贊美、驚奇，又美麗、又嫵媚、又天真的青年老奶（苗小姐）和阿雅（苗婦人）”。[23]《瑞龍》也如此描述：“扛著大的南瓜到肩膊上叫賣的苗代狗滿坪走著。”[24]在《私塾》中，他寫苗人“用山上長滕扎縛成的浮在水面走動的筏，”苗女“頭上帕子比斗還大，戴三副有飯碗口大的耳環，穿的衣服是一種野蠶繭織成的綢錦，裙子上面多按釘銀泡（如普通戰士盔甲），大的腳，腳踏著劃鞋，或竟穿用稻草制成的草履。”沈從文如此感奮地評論：“君，這是一幅怎樣動人的畫咧！人的年齡不同，觀念亦隨之而異，是的確，但這種嫵媚，又野蠻，別有風光的情形，我相信，直至我老了，遇著也能仍然具有童年的興奮！忘到這筏的走動，那簡直是一種夢的神跡！”[25]那些小腰白齒、胸脯高腫的苗族姑娘，瘦小的苗代狗，還有頭纏長帕，手拿包金鑲銀煙斗的苗族“酋長”，這些作品確浸透濃郁的異域情調，體現了相對于都市文化的文化他者生存形式，對都市文化表現形態來說，耳目一新，屬于“陌生化”的抒寫。
沈從文該時期的作品所采用的敘事方式、語調，以及作者的描述立場所體現出的文化身份的確引起了許多學人的關注。劉洪濤先生敏銳地把握到了沈從文的民族身份與他的文化闡釋立場之間的矛盾之處：“他身上的苗族血統，但他作品卻凸現了苗族作為‘他者’的存在：苗族人仿佛異類來到‘我們’的土地上，成為‘我’們觀賞和感受的對象。”[26]為什么會出現“他”“我”的倒置呢？沈從文此時的文化身份究竟如何定位呢？對于沈從文的敘事背后的文化闡釋者的文化身份及立場我們可以從語言人類學角度進行分析。語言是一種復雜的動態系統，既可以作元語言，也可以作隱喻手段，成為文化的一部分，還可以視作社會行動。“人類語言的存在是一個與人類生息同步的過程，與社會和文化相共，不斷發展變化，在社會實踐中取得意義，在歷史長河中記憶文化。信息來自差異，從聲音的抑揚頓挫，到外部環境，內部心理的發展變化，都是信息得以存在的前提。沒有變化，沒有差異沒有新陳代謝，就沒有信息。話語權力表現社會地位，語言作為反映文化階層。”[27]我們分析沈從文《在私塾》一文中寫他和朋友一起去“長寧哨趕場”的情形：
“這里的場介于苗族的區域，這條河，上去便是中國最古老民族托身的地方。再沿河上去，一到烏巢河，全是苗人了。苗人酋長首領同到我們地方人交易，這場便是一個頂適中地點。他們同女兒到這場上來賣牛羊和煙草，又換鹽同冰糖回去。百分人中少數是騎馬，七十分走路。其余三十分則全靠坐那小船的來去。就是到如今，也總不會就變更多少。當我較大時，我就懂得要看苗官女兒長得好看的，除了這碼頭上，再好看沒有了。”“我們可以坐到筏上去坐！一個苗酋長，對待少年體面一點的漢人，他有五十倍私塾先生和氣。他的威風同他的尊嚴，不象一般人用到小孩子頭上。只要活潑點，他會請你用他的自用煙管（不消說我們卻用不著這個），還請你吃他田里公主自種的大生紅薯和甘蔗，和梨，完全把你當客一般看待，順你心所欲！若有小酋長，就可以同創這小酋長認同年老庚。”
[28]
沈從文在這里描述苗家人的生活表現形態，贊頌苗族人生活特色，其真誠熱切，內心的贊賞確溢于言表，但我們可以明確他感受到他的語言所透露出的文化信息，所反映出來的文化闡釋立場。他是以漢文化身份對苗族文化的表層表現形態進行遠距離的觀照與敘述，在民族立場上，我、他界線分明，苗漢對舉而存在。這里正好反映了該時期沈從文的苗文化描述的外部視閾，而并不是苗文化內部持有者的近距離感知。
另外從沈從文作品中“苗人”一詞的語言人類學視角的分析我們也可以再次印證該時期沈從文的此時漢主流文化闡釋的立場。“苗人”一詞在沈從文作品中使用頻率較高。從族群心理角度而言，苗族不喜被人稱為苗人，甚至視之為污辱。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刻本《芷江縣志》說：“苗民“且多羞稱‘苗民’，自稱‘峒人’，所言羞稱‘苗話’，自稱曰‘峒話’。”[29]我國人類學家石啟貴在對湘西進行人類學田野調查工作之后，在他的田野民族志寫作中，在分析湘西的民族沖突的原因時說：“但今之民主義尚來普及，民族岐視仍極嚴重。同鄉共里，情感不融，因此鄰居處，漠不關切。是以便成苗、漢不通婚，情理無往來。……平日言語，甚為岐視。此見丑陋物種，動輒以‘苗’為比擬。如粗碗粗筷，漢人謂之，‘苗碗苗筷’。品貌不美，漢人謂之‘苗相苗形’。不僅出于輕言，實乃有心形容。一遇糾紛，概以‘苗’為冠詞。在旁苗人，有好勝者聞之，殊為憤懣，輒出而鳴不平，引起糾葛，屢見不鮮……。”[30]石啟貴先生認識到了語言表達的沖突表現民族之間的文化沖突，民族歧視、壓迫有時在日常生活語言體現出來。語言本身就具有意識形態性質。
沈從文文學作品中“苗人”一詞的頻繁使用，實際上顯示了沈從文該時期的漢民族文化主導心理，因此該時期作品創作描繪苗人生活生存形態時，他采取的是苗文化的外部視閾，從漢文化的視角去觀照異族生活生存，把苗文化當作異類文化來剖析。因此作品所蘊含的民族心理或隱或顯。對于沈從文此時的文化理解與闡釋視角，只是他漢文化熏染的直接結果。其文化接受的根源之一在于，沈從文兒童時代所受的正統教育應為漢文化教育，包括儒家思想的浸染，“大傳統”知識系統的接受。他的自傳中也提到了他的私塾生涯，視孔夫子為宗師，讀儒家經典《論語》、《詩經》。其漢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原因之二在于他的生長地——鳳凰由于地處特殊的地理條件、時逢特殊的歷史機緣而形成的特殊的民族心態。由于鳳凰是民族沖突的浪尖，作為歷代政府防范和鎮壓少數民族的主要據點，漢主流文化意識形態在這個地方占統治地位，其中包括了對少數民族的歧視和壓迫。因而對于苗文化的了解，沈從文僅憑直觀感性和生活的體驗，缺乏跨文化、跨民族研究的參照系知識。具而言之，在沈從文的創作初期，他的文化身份、文化闡釋立場是漢儒家理性文化，因而決定了他對湘西苗、土家等少數民族文化的理解和闡釋只能是外部遠距離感知與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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