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創作后期的文化闡釋視閾：走向融合和跨文化闡釋

沈從文創作后期的文化闡釋視閾：走向融合和跨文化闡釋

　　本章內容提要：湘西文化被視為反撥現代文明失范的理想文化形態,作為審視現代都市理性文化的反光之鏡，是對文化理想之境的追尋，這種現象性的說明是形而下的，但缺少歷史理性。這種缺失現代歷史理性的價值取向必然受挫。文化對立的二元的任何一極都無法成為對立二元瓦解后走向文化融合后的主導性文化，這正是沈從文在把湘西苗文化、古楚感性文化作為儒家理性文化的反觀之鏡時進行文化反思和文化批判時所面臨的困境。沈從文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同歷史理性尺度之間的沖突，正是沈從文文化困境的來源。在創作后期，沈從文是站在歷史理性的高度上去重審他在上海時期所展演的湘西古楚文化感性生活各種形態，這是沈從文走出文化困境的必然之途。沈從文從本土文化闡釋意識到歷史理性高度說明了沈從文的文化理解闡釋身份的全面置換，也揭示了沈從文文化闡釋的方法的自覺更新。沈從文從苗族、湘西區域意識到華族整體意識的逐步歸聚，實際上是他跨文化思考、歷史理性思考、乃至對人“類”意識思考的結晶。沈從文該期的文學創作正是對中華民族如何走向復興問題的形而上的思考。

　　4、1 反觀之鏡的破碎

　　4、1、1 反光之鏡的破碎

　　沈從文面對城市——鄉村、邊緣——中心、古楚感性文化——儒家理性文化二元對立，把湘西文化作為審視現代都市理性文化的反光之鏡，來揭示現代文明的病苦。湘西文化被視為反撥現代文明失范的理想文化形態。沈從文展示了作為人類生存生活的無限豐富性和人類之初的原始質樸性。在作品中他用“鄉下人”人性來涵蓋其間的質樸與剛健，用之去與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歷史環境下那“城里人”因拜權、拜金、拜洋派生出來的種種軟骨癥相對照，以引起國人的注意。因此，沈從文的湘西文化和原初社會的原始性成了渴望精神靈魂、療救現代性病患的靈丹妙藥，其湘西文化也成為了現代都市投射其理想的反光鏡。

　　作為都市現代文明的反光之鏡，初樸本真，那是人類孩童時代的天真自然，這是滋養現代人精神靈魂的靜謐之處，由此使靈魂不再浮躁，能抵抗住物質主義等現代性所導致的種種心理失衡和精神危機。但是古老、古樸的湘西面對現代文明的浸染命運堪憂，其粗樸的人性也逐步走向墮落。沈從文在《邊城題記》中論及：“我并不即止而止，還預備給他們一種對照的機會，將在另外一個作品里，性格靈魂被大力所壓，失去了原來的樸質、勤儉、和平、正直的范型以后，成了一個什么樣子的新東西。他們受橫征暴斂以及煙的毒害，變成了如何貧窮與懶惰！我將把這個民族為歷史所帶走向一個不可知的命運中前進時，一些小人物在變動中的憂患，與由于營養不良所產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樣活下去’的觀念和欲望，來作樸素的敘述”。[61]沈從文在《邊城》、《湘西》、《湘行散記》、《長河》諸文中展示了湘西邊遠之地原本初樸人性的墮落處，無不表達了其深沉的憂思。他在《湘行書簡》中對在沅水流域水上討活的人們的命運的描述，來揭示這些人們日況愈下的慘境：“多數水面上人生活皆很悲苦，并無多少興致。這種現象只有一天比一天壞，故地方經濟很使人擔心。若這樣下去，這些人過一陣便會得到一個更悲慘的境遇的。我還記得十年前這河里的情形，比現在似乎是熱鬧不少的�！盵62]沈從文對其悲慘境遇的思慮，許多作品都體現出來，“十五年前，竹林里的鳥雀那分從容處，猶如往日一個樣子，水面劃船人的愚蠢、樸質、勇敢耐勞處，也還相處不遠。但這個民族，在這一堆日子里，為由錢、毒物、饑饉、水災如何向墮落與死亡之大路走去，一切的生活習慣，又如何在巨大的壓力下失去了他原來的范型！”[63]而作為一個民族的希望的青年人也在精神上陷入麻木不可知不可救之中�！斑@些青年都不打算到本身能為社會做什么，愿為社會做什么，對生存既毫無信仰……。從這些人推測將來這個地方的命運，我儼然洞燭著這些地方，從人的心靈到每一件小事的糜爛與腐蝕。這些青年皆患精神上的營養不足，皆成了綿羊，皆怕鬼神。一句話，皆完了�！盵64]面對現代文明的強勢擴張，湘西楚文化走向失范。湘西原居民的生活形式全面走向變化，文化走向迷失，人性從偉大處走向墮落，這些讓沈從文常陷入一種“無言的哀戚”中了。這種精神上的哀戚是沈從文作為湘西文化代言人因其文化失去常態走向墮落時的內心的極端傷痛。沈從文如此表達自己內心：“你們能欣賞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蘊藏的熱情卻忽略了。你們能欣賞我文字的樸實，照例那作品背后的隱狀的悲痛也忽略了”。[65]朱光潛先生如是評沈從文《邊城》所體現出來的憂思：“表現出受過長期壓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數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郁隱痛”。

　　4、1、2 反光之鏡破碎的原因分析

　　沈從文把湘西古楚感性文化作為都市現代文明與傳統儒家理性文化的反觀之鏡，希望以此找到文化復興之路，但這條路命中注定是要失敗的。文化復興之路，目光向內轉，從古楚感性文化和儒學理性文化中尋求文化再生資源；目光向外轉，實施全盤西化方之策略，兩條道路貌似水火不可相容，分岐不可逾越，但兩者背后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都采取了一元的文化觀，他們在本質上都屬于一種單一的文化模式。在文化沖撞、相互涵化走同文化交融時，不論何種以單一文化形態去覆蓋其他文化形態的任何企圖都會失敗的。道理其實很簡單，不同文化形態及其文化特質的區別，體現在該文化所處的時空、其經濟基礎及在此基礎上的文化本身發展的水平的差異上。在人類文化的總體發展中，文化內部的各個文化因子、各地域、各國度之間的文化發展水平是存在著時代差異的。沈從文湘西世界和都市文明之間的文化沖突，實際上是一種不同時代文化之間的沖突，即歷時的文化形態在共時中發生沖撞。由于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特殊的歷史機緣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多樣統一的特征，在主流漢儒家理性文化出現失范時，處于不同文化發展階段的城市——鄉村、漢儒家主流文化——苗家等少數民族文化、理性文化——古楚感性文化等對立的二元就發生了共時性的沖突。因此在理解和闡釋這些文化間、文明間的沖突時，我們更應具備文化相對論思想與方法，強調跨文化理解與闡釋，不僅是不同地域、不同傳統的文化之間的相互理解和溝通，也是不同水平、不同時代的文化之間的相互理解與溝通。這種跨文化了解和闡釋必須突破文化的自我中心主義的偏見�！斑@種跨文化理解的關鍵在于克服由于文化隔閡和文化落差產生的文化偏執心態。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們由于自己所受的文化教育和文化熏染，在文化研究和文化交流中必然自覺不自覺地將自己的文化定勢和文化價值作為惟一的或基本的標準、尺度和參照來度量、理解和評價其他文化，并將自己的文化觀念、文化感情和文化追求作為一種文化定勢而傾注到對象之中，從而造成一種巨大的心理反差甚至心理沖突。這種文化心態的主要特征是不能以歷史主義的態度去看待異文化，而只是從自己的觀念和價值取向來看待，要求甚至改造異城文化。”[66]沈從文尋求反觀之鏡的失敗，原因就在于此時他的文化理解、文化闡釋視閾選擇時的理論前設為：湘西本土古楚感性文化優于都市儒家理性主體文化。這實質上是希望用湘西古楚文化的觀念價值取向去改造漢主體文化。這種缺失現代歷史理性的價值取向必然受挫。文化對立的二元的任何一極都無法成為對立二元瓦解后走向文化融合后的主導性文化，這正是沈從文在把湘西苗文化、古楚感性文化作為儒家理性文化的反觀之鏡時進行文化反思和文化批判時所面臨的困境。

　　4、2 沈從文文化闡釋視閾走向融合：

　　從文化選擇的困惑到華族文化整體意識的歸聚

　　4、2、1 反觀之鏡的破碎與文化選擇的再次困惑

　　無言的哀戚實際上顯露了沈從文文化身份再次迷失所造成的再次焦慮。作為湘西區域文化的代言人，自己引以為自豪的古樸而具有原始生命活力的湘西文化在面對強勢文化的同化勁頭下不堪一擊的情形，他確實痛苦。每種文化有其優美，如湘西文化的古樸人性更符合人性的感性生活，但也有其弊端，即存在著“人性中的墮落處”�！叭绻�我們自覺地參與到一種以上的文化中去就有可能對創造的發展產生良好的影響，同時，這也會使我們領悟到，每種文化傳統，都有其武斷性和局限性�！盵67]這種人性的墮落體現在沈從文1933-1934年間重回湘西的耳聞目睹所思中。反光之鏡的破碎的事實嚴重刺激了保留在他內心深處的民族的自尊。這種苦痛使他再次面臨著文化身份的認同危機，面臨著對湘西的文化理解與文化闡釋視閾的重新選擇。認同問題關系到沈從文作為個體、湘西土著作為族群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判斷是非善惡的標準，確立自身身份的尺度。高更的畫名《我們從何處來？我們在哪里？我們向何處去？》三個相關的問句恰切地表達了此時沈從文文化身份迷失的焦慮意識而派生的自我咨詢。這種歷史根脈的叩問，立足點的尋找，方向感的確認，這些凝聚于一點，就是文化身份與自我的認同。“認同危機”最重要表證的就是失去了這種方位定向，用不知道自己是誰來表達認同危機。這個文化身份的認同危機與突破具體體現在沈從文對自己文化闡釋視閾的質疑、調整與重新確立上，這意味著沈從文過去的生活體驗和所形成的文化價值觀念受到挑戰。

　　4、2、2 從湘西本土文化闡釋走向歷史理性

　　沈從文從一個湘西本土文化持有者、理解者和文化闡釋者實現了跨文化身份的轉換，因此他用跨文化比較的方法，跨越漢——苗、城——鄉、古楚感性文化——儒家理性文化二元對立。這種立場、角度、出發點的調整，推動了沈從文文化理解、文化闡釋視閾的再次轉換，必然會帶來對湘西文化新的理解和新視閾下的文化重釋，因此促成了對傳統的再發現和再認識。（1928—1931年）上海時期沈從文是在用激情展示湘西土著民的本真感性生活和恒常永久的人性，（1931—1937年）青島、北京期間他更多的是在把“過去”和“當前”的對比之中，揭示文化中“變”的成分，而變的原因在于現代文明的入侵以及本土文化內部的歷史進化所致。在這雙重背景之下，他藝術地見證了人性的嬗變，見證了民族品性的變化。沈從文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同歷史理性尺度之間的沖突，正是沈從文文化困境的來源。在創作后期，沈從文是站在歷史理性的高度上去重審他在上海時期所展演的湘西古楚文化感性生活各種形態，這是沈從文走出文化困境的必然之途。理解一種文化特質需要一種歷史視閾，歷史視閾的獲得并非靠我們把自身置入一種歷史處境中，而是為了能把自身置入一種處境里，我們首先必具有一種視閾。換種說法，如果我們把自己置身于某個他人的處境中，那么我們就會理解他，這也就是說，“通過我們把自己置入他的處境中，他人的質性，亦即他人的不可消解的個性才被意識到�！盵68]自身置入歷史處境意味著克服我們自己的個別性，也克服了那個他人的個別性，是一種更高的普遍性的提升。這就意味著，我們應當超越狹窄視線，拓展自己的視野，在一個更大的整體中去觀看，在歷史具體情境中走向視閾的變更和融合，這就是一種歷史理性。有了歷史理性，才有文化反思、文化批判的力度和深度，“理性抬了頭，方有對社會一切不良現象懷疑與否認精神，以及改進或修正愿望。”[69]欲走出困境，必須使文化闡釋視閾超脫于民族本位立場，用歷史理性的尺度去打量民族文化。因此隱匿其苗少數民族身份，理性介入他的文化理解與文化闡釋視閾是沈從文的必然的文化選擇。

　　他首先是把人性的“�！狈旁谙嫖髯栽谧园l的文化模式中去思辯的，而湘西這種古樸的文化模式是屬于自在自發的傳統文化之例。沈從文在《湘行散記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中表達他的看法：“任這條河流，卻告訴我若干年來若干人類的哀樂，小小灰色的漁船，……，這些東西于歷史似乎竟無關系，百年前或百年后皆仿佛同目前一樣，他們那么忠實莊嚴的生活，擔負了自己那份命運，為自己，為兒女，繼續在這種世界中活下去。不問所過的是如何貧賤艱難的日子，卻從不逃避為了求生而應有的一切努力。在他們生活、愛情得失里，也依然攤派了哭、笑、吃、喝。對于寒暑的來臨，他們便更比其他世界上的人感到四時交替的嚴肅。歷史對于他們儼然毫無意義，然而提到他們這點，千年不變無可記載的歷史，卻使人引起無言的哀戚�！盵70]“平常日子都在這個地方，按照一種分定，很簡單地把日子過下去。每日看過往船只搖櫓揚帆來去，看落日同水鳥。……然而整個說來，這些人卻仿佛同‘自然’已相融合，很從容地各在那里盡性命之理，與其他無生命物質一樣，惟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中放射，分解�！盵71]沈從文站在歷史理性的高度認識到了湘西文化“�！钡膬群�和“變”的必然性。當時湘西區域文化是自在自發的，這種文化沒有創造性思維和創造性實踐的空間，人的行為是以重復性的實踐為特征的，它直接地被那些世代自發的繼承承下來的傳統習慣、風俗、常識、經驗、規則以及血緣和天然情感等等所左右。這些帶有感性的、非理性色彩的因素通過家庭、教育、社會示范、模仿類比等圖式自發地滲透到一代又一代日常生活主體之中，成為直接左右人的活動的“生活的樣法”。顯而易見，這些因素正是我們所說的自在自發的文化因素，于是這種日常生活的自在性、自發性與傳統文化的惰性、保守性，達到了契合，重復性和自在性的日常生活為具有穩固性和惰性的傳統文化因素提供根基和寓所，而傳統文化的穩定性和保守性反過來進一步加強了日常生活的重復性與自在性。沈從文突破了湘西文化本土闡釋視閾的局限，深刻認識到湘西這種自在文化保守性、惰性、自在性和重復性的特征，清醒地認識到這種自在自發文化由于缺少發展和進步，才導致湘西現實生活世界中的人和族群停留在自在自發和消極被動的層面上，這些傳統文化因素在湘西日常生活層面的過份強大，使社會陷入徘徊甚至停滯的狀態。因此，沈從文面對美麗的湘西，總有一種哀苦和憂愁，“美麗總是愁人的”。他在《湘行書簡》中闡述：“多動人的圖畫，提到這些時我很憂郁的，因為我認識他們的哀樂，看他們也依然在那里把每個日子打發下去，我不知道怎樣總有點憂郁。”[72]沈從文從本土文化闡釋意識到歷史理性高度說明了沈從文的文化理解闡釋身份的全面置換，也揭示了沈從文文化闡釋的方法的自覺更新。他在上海期間以湘西文化持有者的內部視界，以“地方性”知識為武器，對湘西本土文化進行深度描寫，用他的作品展演了湘西古楚文化熏染下的粗獷、原始、本真、崇高勇和力的真實的人生和異城文化特質。而此時青島北京時期，他更識在歷史理性的科學角度去進行文化觀照、理解和闡釋。這是一種主、客位研究方法的結合�！翱臀谎芯渴茄芯空咭晕幕�外來者觀察者的角度來理解文化，以科學家的標準對其行為的原因和結果進行解釋，用比較和歷史的觀點看待文化志提供的材料。這樣在研究理論和方法上，要求研究者具有較為系統的知識，并能夠聯系研究對象實際材料進行應用�！盵73]劉洪濤在《沈從文：民族身份與國家認同》一文中對沈從文文化理解、文化闡釋視閾的轉換作如下分析：“沈從文1928-1931年上海時他張揚的是湘西世界蠻荒的自然狀態和原始初民的神性、強力、元氣以及旺盛的情欲，他的湘西地方意識和苗族意識開始覺醒并得到了強化；”“1933年，沈從文來到北京，多種因素促使他放棄了以‘苗族作家’身份從事寫作的念頭，他逐漸喪失了對苗族浪漫傳奇、張顯苗漢文化沖突的興趣。事實上，即使是在上海時期，他也沒有堅定的對苗族文化的歸屬感，選擇苗族身份，多半是出于敘事策略。當他越來越認同‘中華民族’，苗族的身份就成了障礙，于是，此后發生的一切就順理成章了。到北京后的沈從文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身份轉換，由苗族到漢族，由關心國家內部的民族對話，轉而充當整體上的‘中華民族’形象代言人”[74]

　　4、2、3 國家民族文化整體意識

　　文化身份的轉換是其跨文化理解和闡釋視閾轉換的基礎，沈從文從苗族、湘西區域意識到華族整體識的逐步歸聚，實際上是他跨文化思考、歷史理性思考、乃至對人“類”意識思考的結晶。沈從文此時對于自在自發文化的表現形態、其文化惰性保守的實質及其造成的落后的結果的分析，不僅是針對湘西文化，而且指向中華民族文化整體，這本身是從湘西本土文化到民族國家文化整體思考的一次理性飛躍，因此沈從文提出了自在自發的文化怎樣走向理性文化的自由自覺問題，契合了當時包括新儒家守成主義和全盤西化在內的各種文化思潮對于華族文化走向的思考。沈從文文學創作正是對中華民族如何走向復興問題的形而上的思考。

　　在華族文化怎樣走向復興的整體構思框架中，不管是人性中的“常”，還是“變”，都成為中華民族國家境況的象征。從沈從文的創作實踐來看，他文化理解和闡釋的視閾已經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對特定的鄉土和地域的關注轉向整體的民族國家，特定的民族也被整體的中國所替代，這正是一種文化二元對立瓦解后的視閾的融合。金介甫認為“認從文寫湘西人的作品，在歷史領域中具有廣泛的象征意義，可以把作品當作整個民族的寓言來讀”[75]沈從文所構筑的“湘西世界”里，把張揚民族活力和神性的民族精神寓注于其中，滲透于其里，成為他張揚個人和民族精神蓬勃生機進取進展的總體象征。從沈從文的文化理解、文化闡釋視閾的轉換中，我們可以窺見沈從文這種中華民族文化整體意識的逐漸形成、確立到強化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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