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傳媒文化中“審丑”現象芻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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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傳媒文化中“審丑”現象芻議

　　傳媒文化包括，歷史人文，直播，電視，電影，電臺，報紙，文化，博客，SUNTV，網絡等等，有別于傳統的書籍文化及承傳文化的単一性。

　　摘要：“審丑”現象出現在傳媒文化中對大眾文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同時，也對公眾的認知和審美有著巨大的改變。針對這一現象，從美學理論中的審美范疇、審美意象等關鍵詞入手對其進行分析，試圖從學理的角度分析其產生的原因以及針對此現象應當采取的策略，希望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精神價值建構起到一定的作用。

　　關鍵詞：審美意象;傳播節制 ;“審丑”泛濫

　　任何一項研究都有所謂的范疇界定，傳媒文化也不例外。英國學者威廉斯對于文化的界定更傾向于文化是指涉“一個民族、一個時期、一個團體或整體人類的特定生活方式”，而作為社會的容器、社會文本和文化的媒介成為現代人們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傳媒文化作為一種文化形態，其技術的更新與改變帶給人們的影響也是巨大的，美國學者波斯特認為：新的信息方式和電子媒介交流能夠從根本上瓦解理性自理個體的形象，人們從此可以將自我視為多重的、可變的、碎片化的，某種完全嶄新的整體的或真實的后現代自我正在建構中①。

　　媒介在傳播信息中呈現出以“審丑”為表征的傳播文本，這種文本現象與傳媒有著共同的利益和價值，因此傳媒文化呈現出明確表征，即在現代社會建立在消費性基礎之上的傳媒文化本身就體現出娛樂性、狂歡性、反建構性、后現代性、開放性等特征，深入研究這類文化對理解文本對受眾意識形態趨勢有著非常意義。“當代傳媒文化”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

　　一、傳媒文化中“審丑”現象茲行

　　“審丑”本是一個經典的美學概念，在美學理論的自身發展中經歷著由邊緣走向中心的歷程，當波德萊爾開創現代主義美學之時，陀斯綏耶夫斯基、卡夫卡等也在文學作品中有所反映，作為李斯托威爾眼中的“近代精神的一種產物”，“審丑”現象的產生幾乎就是現代社會發展的一種必然。

　　葉朗先生在其《美學原理》中就將“丑與荒誕”與“優美與崇高”、“悲劇與喜劇”、“沉郁與飄逸”、“空靈”共同納入到了審美范疇中。“丑與荒誕”的出現不是客觀的物理性存在，而是情景融合的意象世界。無論亞里士多德還是李斯托維爾，“丑”作為一種審美形態已經出現在人類的精神世界。近代以來，由于社會化文化和人們的審美觀念發生的變化，“丑”以另一種姿態吸引了人們的關注。到了大眾傳媒文化時代，“丑”的內涵沒有變，但外延卻被毫無節制地無限擴大，甚至占據了主導地位。

　　“拜金女”馬諾、獲寶馬后悔婚的孫雅莉、床照被曝光的梁爽成為真實社會和虛擬社會討論的熱點人物，占據了各大媒體的頭條和首要位置。隨著奧運圣火來到中國，丑態百出、狀況不斷的競技類“闖關節目”也著實的在各大衛視火了一把。起初的豪言壯語、隨后的滑稽跌倒、再來的落水瞬間、最后是美女與帥哥走光的畫面，都能贏來呼聲一片。當“全民健身”的口號變成空談，公眾的關注從運動變成了“走光者”。“廣而告之”的口號一直在摧殘著廣大公眾的神經，時下流行廣告“比的是尺度、拼的是雷人”，他們已不再滿足于摧殘神經而是改為迫害心靈來吸引公眾的眼球。還記得那個“鼠鼠鼠、牛牛牛、虎虎虎、兔兔兔......”12生肖每個念3次的廣告嗎?“洗洗更健康”一句大家耳熟能詳出的廣告詞，盡管代言人已經多次的改朝換代，但看的公眾真是云里來霧里去的;“今年過節不收禮，收禮只收XXX”這句紅遍祖國大江南北的廣告詞再加上銀幕上最“欠扁”的一對卡通男女想不讓人印象深刻都難。網絡上的“XX姐姐”們、“XX娘”們，還有名人帶來的“XX門”事件也成為排行榜上的熱點事件。縱觀當下，傳媒文化、消費文化甚囂塵上，娛樂精神鋪天蓋地。“芙蓉姐姐”、“鳳姐”、“犀利哥”、“小月月”，可謂是你方唱罷我登場，“生、旦、凈、末、丑”五味俱全，從而組成傳媒文化中一道“靚麗”的風景線。

　　二、傳媒文化中“審丑”現象的成因

　　傳媒文化中的“丑態”也不是近段時間出現的，人們將其作為研究對象往往具有強烈的現實性和針對性，同時也是對不斷演變的社會現實的一種理性跟進和回應。前人研究主要從文化研究的角度對其進行論述，而本文則根據美學的相關理論從學理的角度對其進行分析。

　　傳媒文化中的“審丑”現象應當也不是一個靜態事物，“丑”作為審美意象之所以出現在人類世界中必然有其一定的原因。有些學者認為“善隱藏著惡、丑包含著美，只要是使人感到驚異，都可以成為美的源泉。”郭宏安：《惡之花》，漓江出版社，第5頁，1992年版“非美以至丑的對象日益容易變為審美對象，這既是反映現實世界中的美的領域的擴大，也是表現心靈世界中審美能力的提高。”《美學》第三期，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版“審丑”現象既然存在就必定有它的合理性，對于社會就具有一定的價值。那么，它的動態發展呈現什么樣的規律，背后的動因是什么?本文認為是“丑”的審美價值。

　　通常人們認為“丑”作為“美”的襯托與對照出現，如果將生活中“丑”通過“藝術化地表達與呈現”可以作為一種另類的“美”出現在人們的生活中。隨著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浸染到藝術表達的領域中，引起人們注意的就不僅僅有優美、崇高，而且還有了“丑”這樣的生活體驗。人們也發現其實“丑”的存在才構成了世界的完整，于是，種種“怪咖”出現在當下的傳媒中，構筑了“另類”文化。受眾更是對這種新奇的現象投去了足夠關注的目光，而收視率、點擊率這些能夠保證經濟收入的要素成為傳媒商家追逐的目標。相親節目熱播而迅速“走紅”的人物本著“沒有最丑只有更丑”的原則和露骨犀利的言語、惡俗物質化的價值觀成為街頭巷尾的談資。

　　隨著個性、風格等詞匯大量涌進人們的日常生活，傳播者也越來越重視觀察和呈現人個性的東西，在這個過程中，“丑”往往更具有代表性。李斯托維爾說“這種丑的對象，經常表現出奇特、怪異、缺陷和任性，這些都是個性的明確無訛的標志;經常表現出生理上的畸形、道德上的敗壞、精神上的怪癖，這些都是使得一個人判斷不同于另一個人的地方。總之，丑所表現出來的不是理想的種種典型，而是特征。”李斯托維爾：《近代美學史評述》，第233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年版于是原本被譽為“公共領域”的網絡媒體也成為“個性化”表達與狂歡的場所，被惡俗之風籠罩著，未能幸免。在 “芙蓉姐姐”、“鳳姐”開辟的“康莊”大道上，裸模“蘇紫紫”、“HOLD姐”、“度娘”等網絡紅人前仆后繼的涌現，而由“艷照門”引起的“車震門”、“獸獸門”等各種門的新聞事件也是層出不窮的出現在公眾面前。滑稽的表演，大膽的裸露，凄慘的身世這些都是成名要具備的必要條件，沒人想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公眾和媒介早已在探求新聞真相的過程中獲得了滿足。這些所謂“個性”的表述往往成為“另類”的呈現。這些景象正是印證了羅丹的話：“自然中認為丑的，往往要比那些美的更顯露出它的性格。”《羅丹藝術論》，第23頁，人民美術出版社，1987年版

　　“丑感”是一種痛感。施萊格爾就認為“丑就是惡的令人不愉快的表現”鮑桑葵：《美學史》，第390頁，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谷魯斯也說，丑感就是高級的感官感到不快。但李斯托維爾認為：“丑感是一種混合的感情，一種帶有苦味的愉快，一種肯定染上了痛苦色彩的快樂”李斯托維爾：《近代美學史評述》，第233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年版。這種論述相對全面，尤其是面對傳媒的對象，不同的人，不同的視角欣賞出來的既有“快樂”，也有“痛苦”，呈現出“橫看成嶺側成峰”的別致景觀。“9歲博覽群書，20歲達到頂峰。現在都是看社會人文類的書，如《知音》、《故事會》……往前推三百年，往后推三百年，總共六百年沒有人超過我。我在家樂福超市工作，世界500強”此語出自一個名叫羅玉鳳的姑娘之口。她在上海陸家嘴附近發征婚傳單，條件是“必須為清華北大碩士、身高1米76到1米83”。此事經網絡曝光后，引起了很多人的興趣。網友稱她為“鳳姐”，并打出口號“信鳳姐，得自信。”鳳姐一出，雷倒眾生。有人認為她是嘩眾取寵、大言不慚、趣味低下;有人又在為其歡呼，說“連工作都沒有找到人有什么資格嘲笑在世界500強工作的鳳姐”。各種漫天的謾罵聲與糾扯不清的爭辯聲充斥社會大街小巷。但拍寫真、整容、上節目、接廣告，鳳姐卻忙得不亦樂乎。

　　需要指出的一點是，本文所界定的“審丑”并不是將其與“娛樂”一詞畫上等號，概念的差異得到細致的清理再進行論述更為貼切。“丑”強調的是傳播文本，“娛樂”強調的是文本的功能，因此，傳媒將其何種“文本”進行傳播以起到“娛樂”的功能是本文研究的重點。

　　作為大眾文化中影響力最大的傳媒文化，理所應當地成為大眾文化最佳表征。文化的傳承才是一個國家永不消亡的根基。一個國家推崇什么樣的文化，將影響著這個國家走向什么樣的道路。當媒體宣傳的功能逐漸被惡俗文化所取代，當新聞本身離真實性漸進漸遠，當公眾被荒誕輿論綁架的現象成為一種常態，傳媒文化趨于低俗化已成為不可逆轉的必然結果。環境造人，如果有一天媚俗的傳媒文化已經融入到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甚至公眾對他的態度已從謾罵轉變為麻木，那將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正如葉朗先生說的“在歷史和人生中，光明面終究是主要的，因而丑在人的審美活動中不應該占有過大的比重。”葉朗：《美學原理》，北京大學出版社，第362頁，2011年版

　　三、傳媒文化中“審丑”現象的應對策略

　　阿爾都塞式的媒介理論傾向于視文本為受眾主體反應的唯一決定因素，媒介影響受眾歸根結底是文本影響受眾。因此，對于傳媒文化中的“審丑”現象，本文認為不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是需要從宏觀上進行把握，對其深入分析從而形成規律性認識，這樣才能對傳媒實踐產生必要的意義。“審丑”文化之所以囂張跋扈，不可一世，就是打破了固有的傳統審美理念，敢于突破嘗試，用強大的行動力開辟了一條“嶄新”的道路。但是這些道路是以經濟利益為馬首是瞻的產物，因此，若要抑制住此種現象就必須從傳播者入手，做到在源頭進行控制，拋棄“使用與滿足”的傳播理論，及時糾正錯誤的輿論導向，扭轉失衡的價值觀以及變形的社會認知。

　　1、媒體承擔社會責任

　　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者們例舉出以文化工業為代表的文本傳播的“七宗罪”，認為它的全部效果就是“反啟蒙”，欺騙大眾與束縛思想并行，尊敬與批判消失殆盡。從中不難發現的是，傳播者對于傳播文本的把控對受眾起著不可泯滅的作用。因此“審丑”文化如此橫行于當今社會中，媒體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隨著媒體競爭的日益激烈，商業化模式不斷地被植入到媒體的各個角落。妥協、讓步、隨波逐流的不良風氣籠罩著媒體各界，媒介價值觀的核心力量得不多有效地體現，民眾受媒體的影響價值觀扭曲變形，整個輿論社會處于瀕臨崩潰的邊緣。

　　美國學者阿多尼和曼恩對媒介建構社會現實提出三方面的內容，即客觀真實、符號真實和主觀真實。客觀真實是不容置疑的真理，不需驗證，也無從驗證;符號真實強調借助符號來描述真實;主觀真實則指個人對真實的了解和信仰，多半來自社會情境及媒介的建構。媒體通過符號真實來影響受眾，使受眾誤將符號真實當做客觀真實。尤其是當下輿論環境混亂，虛假新聞、商業炒作連番上陣，讓媒體在公眾面前的公信力日漸衰退，公眾對媒體的懷疑情緒日趨明顯。正是這些誘導公眾的信息、媒體審判、假新聞的符號傳播嚴重混淆了公眾的判斷和認知，從而在“再現世界”和“真實世界”二元劃分中造成了模糊。符號世界“駕馭”于“真實”之上，就如同附著在真實外套的稀薄物質，這種物質好像是反映的成名衍生出來古里維奇：《文化、媒介與媒體：批判性觀點》，華夏出版社，第414頁，2000年版。媒體在傳播符號時強調其真實性正是基于對“真實構建”的追求，也只有這些“真實”的出現，才能對民眾的認知起到“求真”的影響。這將在根本上遏止了“丑”的出現，也使得“丑”無法出現的公共媒體上，進而必將消滅民眾對于“審丑”的逐流。媒體是政府和民眾之間的橋梁，傳達著社會生活中彼此之間存在的矛盾與問題。媒體怎樣說對社會輿論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媒體在報道事件之前已經形成了一個解釋事件的框架，這個框架基本與受眾的框架契合。然而，受眾心中的框架是媒體長期培養的結果，媒體與社會真實沒有分開過，媒體就是社會真實的一部分。久而久之，媒體通過與社會話語的關聯，其解釋框架構建了受眾的“意識形態”。

　　“審丑”現象的普遍化傳播，正是媒體縱容的結果，反映出媒體對“真實構建”追尋的缺失。正確的價值觀才是指導社會進步的根本源泉，任何事情的發展都必須有一定的底線。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社會各行各業都應該進行經濟化的調整，但是無論如何調整都應當以價值觀作為中心基礎。媒體在追求經濟利益和適應商業化進程中應該堅守自身價值觀，不能一味地追尋經濟利益而犧牲了媒體對于真實構建的追求。媒體的價值觀適應于普世價值又要高于普世價值，這才能對社會起到積極意義的影響。

　　2、社會加強輿論監督

　　福柯創造了一種知識/權力的思想，他認為知識操縱著權力，權力無處不在，整個社會就是一個巨大的全景監獄。受眾真正的主體性在媒介消費中漸漸喪失，逐步被一種“召喚的主體性”所代替，恰恰是這種“召喚的主體性”是一種“偽主體”。受眾的主體被文本限定，并最終塑性，但傳播者卻沒有被合理監視，其權力被無限擴大，這直接導致了“審丑”的狂歡盛宴。此起彼伏、輪番上演的“丑”有恃無恐地“強暴”著公眾的視線，暴露出輿論監管嚴重缺失的社會現實。有關監督部門必須行動起來，將低、媚、俗堅決的拒之門外。媒體是公眾和政府之間架起的一道橋梁，肩負著宣傳和溝通的重大歷史使命。新聞媒體必須秉承著客觀、真實、中立的原則，不應該屈服于任何強權和金錢之下。記錄新聞事件，尊重新聞事件本身，做好新聞的把關人，正確的按照黨的政策方針引到輿論導向。對于任何新聞事件一定要做好核實工作，避免虛假新聞的產生。對于新聞事件的選擇必須遵循新聞價值的原則，防止低俗新聞的發生。加強媒體人對于職業操守的學習，從思想上端正態度，從而達到不受權利和金錢誘惑的目的。經常與公眾溝通，把公眾的思想動態及時的像有關部門反應，做到新聞透明化。抵制惡俗之風，傳播積極向上的健康文化。要廣泛的聽取多方意見，不要偏聽偏信，被不法分子所利用。保持媒體客觀、公正的社會地位，不要一味的迎合公眾心理，降低自身標準。在社會樹立良好的公信力，承擔起自身的社會責任。綜上所述：新聞媒體是杜絕“審丑”文化泛濫的關節環節，媒體必須克己奉公充當好新聞“把關人”的角色。

　　斯圖亞特霍爾認為：受眾對傳媒文本的接受有著不同的解讀模式：優先的解讀、協商的解讀和反抗的解讀。在消費時代，受眾的信息接受與傳媒互動的結果往往是傳受雙方達成的一種默契，因而主控的信息與優先的解讀成為大眾傳播的總體格局。輿論監督相關部門應該加強自身建設，完善規章制度，努力做到輿論監督無死角;加強有關輿論監督人員的輿情意識以及新聞敏感度，將可能造成的惡劣影響扼殺在搖籃中，避免大肆的傳播;加大執法力度，對惡意自我炒作，制造惡俗文化的有關人員應當堅決予以制止，讓一切惡俗文化無處遁形;輿論監督部門應當與綜治、公、檢、法、司等有關部門形成一種長期的、良好的溝通模式，從而對整個大的輿論環境實施有效的動態監管;輿論監督部門應當定時，定期的組織各大媒體的相關領導開展宣傳、教育等學習活動，使各大媒體時刻警鐘長鳴，切勿為“審丑”文化推波助瀾。總之，良好的輿論監督體系是營造積極、健康、純凈的輿論環境的有力保障。

　　四、結語

　　正如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所說“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一切文化內容都心甘情愿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第87頁，2008年版“審丑”在傳媒文化的各個領域泛濫，使公眾的視覺、聽覺乃至精神層面都受到了嚴重的摧殘。誠如鮑德里亞所言：當代社會已經是一個沒有實在性的符號體系，在消費時代，現實生活被符號化了，仿像成為社會生活與文化秩序的主導形式，人們實際上生活在一種由各種符號和文本構成的超真實世界里。在現代社會里，傳媒文化對公眾的行為和社會實踐產生至關重要的作用，每個人都會生活在李普曼提出的“擬態環境”中，“擬態環境”對人們認識社會和產生行為都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因此，媒體和有關部門必須統一起來，從根本上扼制甚至是杜絕“審丑”現象的滋長，從而為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供一個積極、健康、上進的良好環境，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開創一條嶄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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