戶籍制度與人力資源管理的關系是有利人才交流和阻礙人才交流的關系。計劃經濟時期的人才交流基本上是封閉的，政府利用戶籍制度管理人口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在經濟市場化、全球化的今天，戶籍對人力資源管理的要求也是圍繞市場需求來實現市場化、全球化的過程，而戶籍制度則成為了阻礙人力資源流動的因素之一。所以在本次討論中，本人的觀點是應在一定前提下用更為合理的法律制度來取代戶籍制度，實現更為多元化的人口管理。
畸形的市場經濟，是從政府的高管制度為特征的，那個時期的"自然人"進入單位以后變成"單位人"，單位人事部門全包了職工的生老病死。其劃分的日期為1978年前是計劃經濟體制的全能政府時代，1978年到1992年間是高官制度政府時代，1992年開始從高管制度向中管制度轉型。這一階段屬于高、中管制度的手段，都以中管制度為主。自2010年以后則以中管制度向低管制度走，混亂的市場經濟可能會從中管制度向低管制度過渡期間開始。自此，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開始和戶籍制度脫節。
在全球市場化，產品流動全球化的市場經濟里，始終貫穿著一條主線就是人口流通管理制度。一個國家或者一個企業是否興旺發達，依托的都是人才的發展，可以這么說，當人才流通進入一個相對封閉相對滯后的空間里，那么國家或企業的全球化無從談起。在計劃經濟時代，人員配置都是國家一手操作，所有人力資源都由國家統一規劃統一配置，根本不管什么市場需求，這也是一個全能政府時代。而在1978年到1992年間則是高管政府時代，雖已提出"改革開放"的口號，但由于歷史因素遺留下來的舊的人力資源的管理方法，使市場對人才的需求也無法得到滿足，也就是所謂的畸形的市場經濟。1992年至現在是處于由高向中的中管制度政府時代，可以自由地貿易和人才流通。中國近幾年出現了巨大的人口遷移活動，其表現是，農民到城里尋求工作和西部地區人口向沿海地區遷移。這是中國100年以來最大的一次人口遷移。這種遷移過程會給企業提供大量的尋求人才的機會，而且這個遷移活動不是依賴于行政力量，不是強制性的。但是在人口遷移中卻存在一個阻礙此次大規模遷移的制度，即我國的戶籍管理制度。
在計劃經濟初期戶籍制度的存在，有利于政府管理，也有利于中國人民的安居樂業。但在市場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則成了阻礙市場全球化和人才流通的障礙，因此呼吁企業人力資源多元化管理時代的到來。
此前，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劉鶴建議，可以在人口比較集中的大城市嘗試推行綠卡制度，進城務工人員如果在一個城市工作達到一定年限并有正式職業的，就可以逐年獲得這個城市的居住資格。此建議得到了多地的認可和推廣，如上海允許在本地工作生活若干年以及滿足繳納社會保險等條件以后可以申請落戶。但是此建議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就是這種所謂的綠卡制度顯示出城市的傲慢和對外地人的歧視，戶籍上設置不同標識意味著附于其上的政治與社會權力不平等。我國上世紀50年代建立了戶籍制度，凡是異地遷移戶口的必須取得接受地區勞動人事主管部批準。也就是人的流動必須由國家統一安置，與市場需求無關。如此一來，異地調動、子女教育、醫療衛生、勞動就業等等，都或多或少地要受到戶籍制度的限制。如外地人想要入戶北京，必須先取得勞動人事主管部門的進京指標，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會阻礙人力資源的平等轉移和流動。
戶口指標因素吸引人才這種方式，對大部分企業而言是不對等的。
也許我們都處于追求平等理想的過程中，這也意味著我們同時承認還存在現實的不平等。平不平等關系著國民日后流動的趨勢和促進各地人才流通的最終方向。如海南現已出臺取消城鄉差異，全島實行居民管理制度以及北京也在推動北京市工作居住證制度和居民證，同時，多地政府推廣社會保險、公積金異地轉接等良性措施。此舉得到了不少外地人的贊賞。也許類似方式未必最為完滿，但畢竟意味著我們正在走上逐漸弱化、取消戶籍制度的理想之路。一旦戶籍制度被弱化或取消，那么在人口流動中則會依托于各社區或各企業實行自治制度來管理人口流動帶來的相關問題。相對人力資源方面而言，則是依托于市場的需求來實現合理的人力資源配置，使人力資源市場化甚至全球化。
未來的勞動法學領域應制定平等公正、利于操作的一系列勞動法，維護勞動領域的穩定。勞動法雖然也是法律制度，但出發點則是服務于勞動權益的保障。它不像戶籍制度一樣強制地把人留在某地違背了人的自由遷徙權，它是隨著勞動者的遷徙也會去保障勞動者的權益，而不管何人何地只要建立勞動關系了，就會保障勞動者的權益不受到侵害。所以，僅在勞動領域應以勞動法為基準，更為有效地管理人力資源配置引發的勞動爭議問題。如此一來，人力資源管理和中國戶籍制度關系在慢慢的減弱和脫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