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杜甫文化意義的深入思考的論文

對杜甫文化意義的深入思考的論文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二年，是中國古代著名詩人杜甫誕辰一千二百五十周年。就在這一年，世界和平理事會號召全世界人民紀念四位世界文化名人，杜甫名列其中。我們平常提及杜甫，映入腦海的第一個印象就是“詩圣”的美譽。我們早已習慣了作為文學家的杜甫，習慣了從文學角度評價他的一生。但是，我們應該靜下心來想一想，“詩圣”這一稱號，是否僅僅是針對杜甫詩歌創(chuàng)作的成就而言？它是否有超越文學層面的含義？再聯(lián)系４２年前那場全球范圍的紀念活動，我們不僅要問：杜甫為什么會成為“文化”名人？

　　中國歷史上人品最高尚、理想最遠大的政治家而非政客王安石，曾經(jīng)寫過一首題杜甫畫像的詩。他說：“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從之游”──我推測子美先生您的這顆心靈就連那圣人輩出的上古三代也是少有的，是非常高尚偉大的一顆心靈。我是多么渴望您能起死回生，讓我們成為朋友�。∫簧�批評歷史人物無數(shù)的南宋理學家朱熹，在他那部被后世當作道德規(guī)范和行為準則的《朱子語類》中，一反常態(tài)地列舉出了中國歷史上可稱為“偉大”的五個人：諸葛亮、顏真卿、杜甫、韓愈、范仲淹。作為五個人中位一一位一盛大多數(shù)時間深處民間、在政治上無甚建樹的人物，為什么會得到朱熹的高度評價，在從諸葛亮到范仲淹這樣一張名單中占據(jù)一席之地？朱熹說得很清楚，關鍵在于他們五個人的共同點是都有一顆偉大的的心靈，在道德方面和人格層面都有偉大的建樹。朱熹評價說，他們都是光明正大，磊磊落落，是在人格層面堪稱楷模的人。王安石與朱熹的評價，顯然早已超出了文學的范圍，一語道破了杜甫的文化意義。

　　中國古代哲學更傾向于倫理學的范疇。它向來被分為入世的和出世的兩類。道家的人“以生為附贅懸疣，以死為決疣潰癰”（《莊子·大宗師》），認為欲得到最高的成就，必須脫離塵世羅網(wǎng)、脫離社會，甚至連生命也要拋棄，才能得到最后的解脫。因此，道家被看作“出世的哲學”。而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注重社會中的人倫和世務，專講道德價值，不愿講、很少講超道德的價值（例如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盡管后來王x明把儒學發(fā)展到“不離日用常行內(nèi)，直造先天未畫前”的程度，在唯心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但儒家學說總體上是實用主義的、現(xiàn)實的。它不像道家那樣強調(diào)個體的生命價值，而是更注重群體的（一個家族、宗族乃至民族）利益。有人指出，由于中華民族的先民們生活在一個自然環(huán)境并不十分優(yōu)越的地方（黃河流域），經(jīng)常遭到以水災、韓在為代表的自然災害的侵襲，所以，過于強調(diào)個體生命而忽視群體利益是不利于整個民族生存與發(fā)展的。這樣，歷史自然地選擇了儒家思想作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核心，整個中國傳統(tǒng)文化因此帶上了濃厚的入世哲學的色彩。

　　也許唐代在整個儒家思想演變過程中并不占重要地位：既不像漢代獨尊儒術伊始各家對儒學經(jīng)典的闡釋如雨后春筍層出不窮，更比不上兩宋時期二程朱熹最終完成儒家學說宗教化的歷史功績，就像兩個波峰間深邃的波谷。然而，著名史學家錢穆先生卻指出，唐代儒學并非停滯不前，相反，唐代出現(xiàn)了兩個大儒：韓愈和杜甫。有意思的是，兩個人都是文學家；他們對儒學的貢獻，并不在于寫出了多么高深的理論著作，而是“以身作則”，用自己的行動為儒家的道德理想、政治理想和社會理想寫下了最完美的注腳。

　　那么，在杜甫身上究竟體現(xiàn)出了哪些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特點呢？

　　第一，杜甫是個“博愛”的人。曾將有個叫樊遲的人問孔子什么是“仁”，孔子的答復只有簡單的兩個字：愛人（《論語·顏淵》）。這就是“仁者愛人”這個成語的來歷。讀過杜詩的人都會感到杜甫是個充滿博愛之心的人。這個“博愛”既表現(xiàn)在他對自己親人的愛，更表現(xiàn)在他對廣大人民的愛和對國家的愛。

　　杜甫作為一個丈夫，一個父親，一個兄長，是一個有著高度家庭責任心的人。在中國古代社會這樣一個男權專制的時代，成年男子納妾、出妻是十分普遍的事，以至于忠貞不渝的愛情往往成為一句空話、一個美好的夢想。但杜甫卻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他與他的好友李白的婚姻家庭觀念截然不同。李白一輩子結過許多次婚，而杜甫卻與妻子楊氏夫人廝守一生，他在任何情況下都想念他的妻子。在歷代詩人中，作品里出現(xiàn)“妻”字頻率最高的很有可能就是杜甫，其中最有名的一句當屬“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江村》）──夫妻間關系的融洽可見一斑。他的《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之二尤其能體現(xiàn)他高度的家庭責任感：長镵長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為命。黃精無苗山雪盛，短衣數(shù)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鄰里為我色惆悵！為了給家人找食物充饑，杜甫可以不顧自己已是衣不遮體，在大雪紛飛的日子里手握一柄木鏟去山中挖“黃獨”這種植物。每個讀過這首詩的人，都會被詩中滲出的偉大親情所深深打動。

　　杜甫仁愛之心更為我們熟知的是他對人民大眾的深情厚意，甚至是對世間萬物的憐憫�！墩撜Z》上說，孔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論語·述而》），認為不用網(wǎng)捕魚和不射歸巢的鳥便是“仁”的表現(xiàn)。杜甫也曾經(jīng)面對江面上被密網(wǎng)困住的魚發(fā)出“物微限通塞，惻隱仁者心”（《過津口》）的感慨。他的大部分詩歌都充滿了對勞苦大眾的深切同情，例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這樣的詩句，至今仍然時常被我們引來批判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罪惡。他最著名的“三吏”“三別”控訴的是殘酷的兵役制度和連年征戰(zhàn)給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在《有感》中，他更痛斥“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他愛勞苦大眾甚過自己的親人。在發(fā)現(xiàn)“幼子饑已卒”（《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后，在為沒有盡到父親的責任而深深自責的同時，他仍然“默思失業(yè)徒，因念遠戍卒”，為失去土地的農(nóng)民和邊疆的將士擔憂。他愛勞苦大眾甚過自己。當茅屋為秋風所破的時候，他還能許下“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心愿。在他那些飽含對人民和國家深情的詩句連七歲小兒都能脫口而出的時候，杜甫已然成了憂國憂民的代表。正如吳喬在《圍爐詩話》中評論的那樣，“于黎民，無刻不關其念……詩出于人，有子美之人，而后有子美之詩”。黃庭堅題杜甫畫像的一句“醉里眉攢萬國愁”（《老杜浣花溪圖引》）更被后人評為“狀盡子美平生矣”。人們甚至忘了杜甫也曾有過“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歌叢臺上，冬獵青丘旁”（《壯游》）的青年時代，忘了他也曾時時念叨“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百憂集行》），以至于他留給后人的標準形象，就是那位河南鞏縣杜甫陵園里愁眉苦臉、憐憫地看著天下蒼生得讓人心情沉重的石雕老人。

　　第二，杜甫是個愛國的人�！皭蹏�”與“憂國”顯然不同。杜甫生活的時代正是唐王朝由極盛轉(zhuǎn)入衰敗的關鍵時期。安史之亂造成之后百年的大動蕩，國家屢屢被推向破亡的風頭浪尖，因此這一時期涌現(xiàn)出了大量的愛國詩人，正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但杜甫與其他人的最大區(qū)別在于，他不僅僅在詩作中嗟嘆“國將不國”，發(fā)出些呻吟，更是立下雄心壯志，渴望馳騁疆場，為復興國家盡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他借戍邊將士之口說“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騏驎，戰(zhàn)骨當速朽”“男兒死無時”（《前出塞九首》）他向他的朋友大聲疾呼，希望他們能同自己一起“濟時肯殺身”（《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公若登臺輔，臨危莫愛身”（《奉送嚴公入朝十韻》）。他更勉勵即將奔赴沙場的朋友“猛將宜嘗膽，龍泉必在腰”（《寄董卿嘉榮十韻》）。杜甫這些充滿愛國熱情的詩歌對后世起到了巨大激勵作用。

　　在后代，每當中華民族遭受危難的的時候，杜甫的詩歌就會成為全民族的精神食糧。北宋即將亡國的時候，愛國名將宗澤因為朝廷掣肘，沒有機會渡過黃河去抵抗金兵，臨終時念念不忘的是“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蜀相》）的詩句。指揮中國歷史上那場驚心動魄的“東京保衛(wèi)戰(zhàn)”的李綱，在敵軍圍城的緊要關頭，親筆題寫杜詩分贈親友，以表示自己誓與城亡的決心。最著名的例子是文天祥。他在被蒙古人抓到燕京之后，在監(jiān)獄里關了三年。三年中，他始終不屈，堅持著民族氣節(jié)，最后從容就義。是什么東西支撐著他？他在《正氣歌》中說，“風檐展書讀，古道照顏色”，這本書，首先就是一部杜詩。文天祥在獄中寫下了二百首《集杜詩》，把杜甫的原句重新組合成一首首五言絕句，以此作為自己民族氣節(jié)的一個核心內(nèi)涵。甚至到了現(xiàn)代，當日本帝國主義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傳到重慶、成都時，許多因戰(zhàn)爭而背井離鄉(xiāng)的人首先想到的便是杜甫那首《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的詩句，最能表達當時人們的心情。

　　第三，杜甫是一個非常重視修身養(yǎng)性的人。他一生得到的追求就是成為一個“儒”。他被人們稱為“詩圣”，這個概念是宋代人首先提出來的，認為他是個“集大成者”。任何一個傳統(tǒng)文人都清楚這四個字代表什么，因為這是孟子對孔子的稱呼。孟子說，“圣人”是“人倫之至”（《孟子·離婁上》），這個稱謂可非同一般。但是，杜甫一生都沒有奢求自己能成為什么“圣”，他一生為之自豪的是自己的儒生身份。有人作過統(tǒng)計，他的詩歌中“儒”字共出現(xiàn)過４５次，除了一次是指“侏儒”以外，其余４４次都是指“儒家”。他自稱“儒”、“老儒”（“干戈送老儒”，《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甚至用從來都是諷刺意味的“腐儒”二字自況。我們不能否認他的一生中曾經(jīng)有過對儒家思想的動搖，因為他在《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中曾說“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傷懷抱”，同山中一位儒生朋友一起嗟嘆自己的懷抱沒有機會實現(xiàn)。但是，杜甫最可貴的就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他也沒有改變自己思想的核心。直到臨終前在洞庭湖上漂蕩時，他仍然可以自豪地稱自己是“天地一腐儒”。綜合他的一生來看，他真正符合孔子“女（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論語·雍也》）的要求。

　　杜甫是一個積極入世的人。他不像李白那樣看到政壇的黑暗便云游天下不再過問政事。他在各地漂泊的過程中無時無刻不盼望著能得到為君王效力的機會。他早年自稱“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愿卜鄰。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話說得頗有些驕傲意味。就是這樣一個躊躇滿志的人，卻是一生不得意，最終落得“長安苦寒誰獨悲，杜陵野老骨欲折�！�…饑臥動即向一旬，敝裘何啻聯(lián)百結。君不見空墻日色晚，此老無聲淚垂血”（《投簡成、華兩縣諸子》）的下場。但是，他的“入世”，更多的是表現(xiàn)在他以平民的身份，以自己的道德為榜樣去影響其他人。中國歷史上仁人志士不少，但大多數(shù)都是在國家危亡的時候“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的類型，唯有杜甫以“少陵野老”“杜陵布衣”的平民身份出現(xiàn)在那張長長的名單上。在這一點看來，杜甫更像被孔子盛贊的顏回（“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論語·雍也》）。換個角度看，無論在何種境遇下都堅持自己的理想并在政治上積極要求進步的杜甫，甚至比屢屢發(fā)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論語·公冶長》）和“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論語·子罕》）這樣牢騷的孔子更勝一籌。儒家向來宣揚“內(nèi)生外王”的思想，認為好的政治家必須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這就是所謂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普通人過平凡的一生，只要能實現(xiàn)道德人格的完善，就稱得上“圣人”。孟子本來就承認“人皆可以為堯舜”，發(fā)展到王x明時代此話已經(jīng)演變成了“滿街都是圣人”，因為人性本善，人人都可以達到道德高尚的程度。但可惜的是在社會這個大染缸里，絕大多數(shù)人都已經(jīng)失去了本色。這樣看來，杜甫這樣的人在世界上能夠存在實在是難能可貴，因此，他能被稱為“詩圣”。這個“圣”字更注重的是他的人格魅力和道德水準。

　　４２年前那場全球范圍的紀念活動早已遠去，但是，杜甫的形象卻留在了全世界每一個熱愛詩歌和崇尚道德的人的心里。正如聞一多先生在《杜甫》一文里贊揚的那樣，他是我們四千年文化中，最莊嚴、最瑰麗、最永久的一道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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