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研究的論文
本文所謂中國哲學是指中國古典哲學或中國哲學史。近十年來，中國哲學的研究呈現為'多向發展的勢態，其中主要有三個趨向：一是向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靠攏或轉移，即通過中國哲學考察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民族性格、價值觀念等等；二是范疇研究，即建立中國哲學范疇的邏輯體系，考察各種概念范疇之間的邏輯關系；三是微觀研究，即對中國哲學史上的個別哲學家、哲學流派、哲學思潮以及哲學斷代史進行深入細致的考察。
這三方面的研究都已取得數量可觀的成果，但是由于研究方法與研究角度的限制，哲學史研究本身仍然顯得蒼白無力、沒有生氣，在此基礎上轉移到或者依附于哲學史以外的研究領域，也不可能為其他學科的研究提供堅實可靠的依據�？偟恼f來，中國哲學史研究仍然處在困境之中，沒有真正找到一條可以使具有悠久傳統和民族特色的中國哲學發揮出其生命力和吸引力的研究途徑。
首先，中國哲學研究向中國文化研究的轉移，應當屬于文化學與屮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它是中國哲學與中國文化相互交叉的特殊研究領域。因此，盡管近年來中國文化研究的熱潮滲透到中國哲學研究之中，從而刺激起中國哲學史界的興奮活躍，但這種研究實際上并不等于巾國哲學史本身的研究。文化研究熱似乎使中國哲學史研究獲得了新的生機，然而這個生機完全是由中國哲學史研究以外陚予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大規模地向中國文化研究轉移，恰恰是它尚未找到自身發展出路的表現。中國哲學研究與中國文化研究可以相互補充，但是后者不能代替前者。
其次，范疇研究固然有益于從概念、命題的邏輯系統方面把握中國哲學的面目和中國哲學思維的特點，但是目前的范疇研究存在著三個缺陷：一是缺乏應有的基礎。范疇研究必須以問題研究為基礎，如果不首先弄清中國哲學的問題，那么范疇、命題的含義及其邏輯關系都難以準確地確定。目前的范疇研究基本上是以五十年代以來唯物唯心框架下的問題研究為基礎的，在這種框架內，中國哲學原有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被歪曲、肢解、增添、抹煞，建立在這種基礎上的范疇研究是不牢靠的。
在中國哲學原有的問題尚未真正恢復本來面目的條件下進行范疇研究，從方法上說是本末倒置。二是它作為把握中國哲學意蘊的手段，作用十分有限。中國哲學帶有明顯的實踐性，哲學家很少就理論談理論，各種哲學思想往往有著復雜微妙的現實背景和鮮明的實踐意義，很多重要的哲學范疇模糊不清，難于界定，可意會而難言傳，是觀念而非概念，如果脫離它們的現實背景和實踐塞礎而建構一套邏輯范疇體系，那么這套范疇體系很容易成為沒有內容的空殼。三是范疇體系研究的出發點是對哲學形態單一化的理解。中國哲學不同于西方哲學，西方哲學大多是具有嚴密邏輯系統的純粹理論；而中國哲學則相反，哲學家們只滿足于表達思想，不要求思想的表達形式一定成為具有嚴密邏輯體系的純粹理論。既然中西哲學形態本來就不一樣，如果把逭用于西方哲學的范疇研究搬用于豐國每挙，其結果諕糴必符合中國哲學自身的特點。如臬本著實事氽是的原則，那諕沒:有必要為采來沒有嚴格邏輯范疇系統的中國哲學強行建構一套范疇系統。從范疇研究的這些缺陷來看，它不可能成為深化中國哲學研究的主要途徑。
再次，微觀研究本來應當有益于中國哲學研究向著深入細致的方向發展，而且其成果的積累也應當促進宏觀研究的改進。但是目前的微觀研究大多存在著兩個重要缺陷：一是從研究角度來說，許多微觀研究只是著眼于填補空白的工作，如尋找一些在歷史上鮮為人知的哲學家或哲學思想以及非哲學家的哲學思想等等進行研究；二是從研究方法上說，大多數微觀:研究仍無沿用著唯物唯心的框架模式，這樣以先入為主的框架套用于中國哲學的具體材料，很難得出符合實際的新成果。在實際研究中，這兩個缺陷又常常是并存的，這樣就大大降低了微觀研免的意義。顯然，這樣的微觀研究也不可能成為使中國哲學研究擺脫困境的根本出路。
解決中國哲學研究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從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上進行根本變革，破除先入為主的框架模式，在恢復中國哲學本來面目的基礎上使哲學史的研究本身具有現代生命力。
中國哲學研究的根本方法應當是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在此基礎上結合現代科學成果以解挺中國哲學中的具體問題。這里首要的是實事求是，它是弄清中國哲學本來面目的根本保障，如果不符合中國哲學的實際情況，那么引進任何現代科學與西方哲學模式都不會產生應有的積極作用。實事求是是辯證唯物主義最基本的方法論原則，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也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對中國哲學研究的指導。根據這一原則，研究工作必須從中國哲學思想的實標情況出發，從中探索中國哲學的發展規律，而不應當以任何先入為主的固定模式套用于中_原著的哲學思想材料，無論這種固定模式是舊有的唯物唯心對立斗爭哲學史觀也好，還是其拖時髦理論也好。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中國哲學,并不意味著一定要把某些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哲學史觀生搬硬套到中國哲學的研究中來，而是應當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方法和精神實質》堅持根本方法比堅持個別觀點更為重要，不應當以后者代替前者。自五十年代以來，人們習慣于運用唯物唯心的框架模式改鑄中國哲學思想，結果使中國哲學中的許多重婆f問題得不到確定、合理的解釋,甚至經常在研究中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老子哲學的研究就崔一個典型。
在這種框架模式內，老子哲學既可以被說成是唯物主義，又可以被說成是唯心主義，結果經過近四十年的研究竟得不到一個明確的結論。這種情況并不說明老子哲學既是唯物主義又是唯心主義，而是說明采取“先驗”模式改鑄中國哲學思想這樣一種方法的失敗。唯物唯心的模式并不符合中國哲學的實際情況，中國哲學是以政治-倫理為思考本位的哲學,中國哲學思維的主要興奮點不是思維與存在何者第一性的形而上學問題，而是如何建構理想的社會狀態與理想的人生境界問題。從這種實際情況出發，就應當回到中國哲學的原始材料中去，從中總結中國哲學的獨特問題，探索中國哲學發展的特殊規律，揭示中國哲學的本來面目。
中國哲學的研究角度說，應當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以問題研究為中心。以往的中國哲學史研究習慣子用自然觀、認識論、社會歷史觀等幾大塊的模式改鑄中國哲學思想，致使中國哲學中原有的問題被歪曲變形、割裂肢輛、'忽略抹煞。例如，宋明道學中理學和心學所爭論的心和理孰為根本的問題，本來差要解決封建政治-道德生活中究竟應以主體為準則還是應以客體為準則的實踐方法論問題，然而在現有研究中卻往往被歪曲為單純世界觀上的主觀唯心主義和客觀唯心主義的分歧；中國哲學+的知荇趣，i要差_決逯德意說與道德#為的矣系向翹，它本來M于遒德修養與it德賣錢的方法論問題，然而在現有研究中卻被歸結為認識與實踐關系的一般認識論問題；佛教哲學中所講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理事無礙”，道學所講的“民胞物與”、“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等等，本來是說明一種宗教體驗和道德修養的境界，然而在現有研究中卻或被曲解為詭辯論，或被歸結為神秘主義，而把原有的問題取消。另外，如果不解決問題研究，就不可能準確把握中國哲學中許多范疇、命題的真實意蘊及各方面思想內容之間的關系。例如理學所講的“德性之知”與“見聞之知”，本來是指道德意識結構中的兩種成份，即“先驗”因素（如道德信念、道德情感、道德良心等等，它們是文化心理積淀的產物，因而表現為不是.自覺習得的，而像是先驗的，于是理學稱之為“天德良知”）和經驗因素（如道德知識>。這對范疇本來屬于道德修養論問題，理學對道德意識作這兩種區分，是為了給道德修養方法提供依據。然而由于在現有研究中修養論問題被簡單地歸結為一般認識論，所以這兩個范疇也相應地被曲解為理性認識和感性認識，于是造成解釋不通的矛盾。實際上只有首先弄清中國哲學原來探討的是什么問題，然后才能確定相應范疇、命題的真實含義。可見，實事求是地澄清中國哲學中原有的問題，是深化中國哲學研究所必須解決的首要課題。
第二，考察各種哲學思潮的現實背景，揭示哲學思想與現實生活的具體聯系。哲學史的研究應當具有歷史感，這樣才可能使哲學史對當代人有所啟發和教益。目前的中國哲學史研究缺乏歷史感，顯得干癟蒼白沒有生氣，其原因就在于現有的研究大多不能揭示各種哲學思想與當時現實生活的具體聯系，使得哲學史研究成為一堆干巴枯燥的概念堆積和思想史陳列。由于歷史發展具有重復性或相似性，所以只有揭示歷史上各種哲學思想與當時現實生活的具體聯系，才能使哲學史研究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中國哲學的突出特點是實踐性，哲學家們很少作遠離實際的純理論思辨，看似玄虛的哲學思辨往往有著非常具體的現實針對性，中國哲學史上幾個思辨性較強的思潮如先秦名辯、魏晉玄學、佛教哲學、宋明道學，無一不與當時社會政治、宗教實踐、倫理道德等方面的問題息息相關。
在中國哲學史上，新舊思潮的吏迭演化經常沒有明確的邏輯脈絡，新思潮的出現也往往不是純粹理論研究深入進展的結果，而是在當時復雜的現實生活背景下概括而來的哲學思考。例如，.魏晉玄學貴無論的出現并不是對兩漢哲學的繼承或批判直接得出的純理論研究結果，而是哲學家們通過對當時社會政治道德生活中名教禮法被形式‘化的現實觀察，發現人為的政治倫理規范的不完全性，于是設想一種自然無為、沒有名教禮法局限性的理想狀態，由此才進一步提出天地萬物以無為本的哲學命題。再如理學家提出“天理”，與以往的哲學思潮并沒有直接的邏輯聯系，同時主要地也不是為了解決理氣孰先孰后的形而上學問題；實際上，理學家拈出“天理”二字，主要是針對佛老思想的流行導致許多人“外君臣而遺物理”、逃避封建禮教規范束縛的現實情況，于是才提出“天理”先于氣質，無所不在，是任何人都無所逃亦無所加的客觀法則,其具體的現實意義主要是證明封建禮教規范的普遍有效性，抵制佛老思想所造成的社會效應。由此可見，具體地揭示哲學思想與現實生活的聯系，有助于弄清哲學問題的性質及其產生的原因，從而使哲學史的研究更為生動具體和深刻全面。哲學思想與現實生活的聯系是復雜微妙的，揭示這種聯系應當力求深入、具體、全面。
以往哲學史研究中習慣于把各時代的階級斗爭、經濟狀況、科技發展及哲學上唯物唯心的斗爭堆砌開來，作為每一哲學思潮興起的宏觀背景，或者把哲學上唯物唯心的對立牽強附會地與政治斗爭聯系起來，,作為政治斗爭的“觀念圖解”，這軸空洞抽敘+篇一雒的格式套路往往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不能真正揭示哲學思途與規：實生活的聯系。因此，掲示哲學思想與現實生活的內在聯系，也是中國哲學研究中需要解決的一個重要課題。
第三，結合中國哲學的文化氛圍研究，從中國哲學與其他精神大化的族系中加深對中國哲學思想的理解。這里所謂中國哲學的文化氛圍，是指中國哲學以外各種傳統的精神文化形式或各種傳統的“數術”，如中國傳統的科學、技術、醫學、藝術、宗教、巫術、氣功、武術等等。這些傳統的“數術”，作為與中國哲學同時代的精神文化，共同構成中國哲學的文化氛圍；同時，這些文化領域內的實踐活動也共同構成中國哲學思想的實踐基礎。以往的哲學史研究對文化氛圍的關注至多只限子哲學發展與科學技術進步的聯系，而忽略了哲學與多種文化形式的實踐基礎的關系。中國哲學的實踐性不僅表現在哲學思想與現實社會生活的密切聯系，而且還表現在哲學思想往往有各種形式的實踐體驗作基礎。中國哲學的許多范疇和命題并不是對某種科學理論的結論進一步抽象概和邏輯推演的結果，而是通過各種文化形式的實踐體驗所獲得的了悟和總結。直到現代仍有許多從事中國傳統文化形式實踐活動（如氣功修煉、書畫創作、京劇表演、宗教修行等等）的人們之所以能夠對中國哲學有深切的通解體會，其原因就在于此。
如果研究工作只滿足于在概念層次上就哲學談哲學、就概念談概念，或者對中國哲學文化氛圍的關注僅僅限于尋找哲學與古代自然科學成果之間的邏輯關系，而忽略它與各種傳統文化形式的實踐體驗的聯系，就會把中國哲學從原有的文化氛圍中孤立開來，從而不可能深刻準確地理解中國哲學。例如中國哲學中道家所講的“無為”、禪宗所講的“無心是道”等等，如果單純停留在哲學概念的范圍內就很難準確地理解這些范疇和命題所要說明的是什么問題，也不能很好地解釋它們何以會成為其他文化形式實踐活動的指導原則}但是如果到哲學以外考察一下中國古代關于宗教修行、道德實踐、藝術創作、氣功修煉等等各種文化形式的實踐體驗說明，就可以明白這些哲學范疇和命題是說明一定的實踐或修養的境界，同時這種說明對于各種實踐和修養的活動又具有啟迪點化的方法論意義，因此這些哲學范疇和命題才能夠被多種文化形式的實踐引以為指導原則。由此可見，如果注意結合中國哲學文化氛圍的研究，甚至研究者本人具備一定程度的傳統文化形式的修養和實踐伊驗，同時恰當地運用現代科學成果，就可以進一步深化中國哲學的理解和說明，并更好地示中國哲學的民族特色。
哲學史研究的職能應當是多方面的，吸取前人的理論思維經驗以提高人們的理論思維能力，只是其中一個方面。實際上，按照通行的唯物唯心框架模式研究中國哲學，只能給人展示一部前火錯誤堆積的歷史，并不能給人以智慧的啟發，也達不到銀煉理:論思維能力的效果。這樣就使哲學史研究失去了它應有的意義和生命力。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人類哲學智慧的最高成果，但這并不意味著馬克思主義哲學以外一切哲學的愚蠢和沒有自己獨到的長處，通過以現有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體系的框架改鑄哲學史的途徑非但無益于證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髙明，反而使人誤以為一切真理都已在現有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內被窮盡。各種哲學具有不同的特點，因而對哲學史研究職能的要求也不應單一固定，而應當實事求是地根據各種哲學的特點發揮不同的研究職能。
事實上中國哲學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長于理論思維，道家哲學主張“靜觀玄覽”、“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佛教哲學提倡不立文字、離言掃相，理論思維更在其排斥之列，所以要想通過研究中國哲學吸取理論思維經驗和銀煉理論思維能力，簡直是緣木求魚。哲學智慧本身并不是單一形式的，而是多種多樣的，或重在理論思維與邏輯論證，或長于實踐體驗和直覺頓悟，中國哲學的智慧主要表現在后者而不在前者。因此，研究中國哲學的目的就不應局限于總結理論思維經驗和鍛煉理論思維能力，而應當更注重揭示中國哲學智慧特長的方面并給人們以智慧的開悟啟迪，這樣才能使中國哲學的研究更有益于建設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也才能使中國哲學的研究充滿現代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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