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要達到經濟繁榮的目的，對于金融和經濟來說，就要重視人才和系統的配置，包括金融中心的建設。
傳統經濟學中，特別重視土地、勞動力、資本，現代經濟學卻少不了信息、信用、知識，前者強調資本，后者強調信用，兩相結合，人是第一因素，系統是關鍵。因此要達到經濟繁榮的目的，對于金融和經濟來說，就要重視人才和系統的配置，包括金融中心的建設。金融中心的輻射能力、關照能力，關乎人才與系統的效能，這是經濟和金融組織、動員能力的關鍵。人、財、物的全球化體現在資本全球化上，信息信用知識全球化體現在系統的全球化上，二者結合就是資本和人才的全球化，二者是相輔相成的，有時候也是相反相成的，不管怎樣只有人才和資本的結合才是定價全球化的關鍵。
如何實現二者的配套呢?過去是殖民，現在是留學、移民、商務、投資形成的長期、中期、短期定居，既有回去的，也有留下的，無論是葉落歸根，還是落地生根，還是長期侯鳥型的，只要來去自由，那么就會達到一定的自然均衡，通過人才的均衡，達到經濟的均衡、金融的均衡。對于華人來說，伴隨著祖籍國的開放，華人也是進一步開放，二者遙相呼應，共同推動中國的全球化。
全球化是大勢所趨，只有掌握了這個大勢，才是真正的人才。中華民族一直是一個提倡多民族共存的國家，也是盡可能地實現了歷史中的全球化了。
傳說中的黃帝族先是游牧和農耕民族混居，那時黃帝族采取了較為先進的移民安置政策，黃帝嫡系族靠近中央區，疏一點的在外圍，但是基本上沒有嚴格地區隔，后來夏朝實行“華人夷者則為夷，夷入華者則為華”的移民政策，實質上是較為開放的移民政策，由于歷史上中華民族的開放，于是留下了諸如胡服騎射等善于學習的范例，逐步形成了三大宗教混居，和諧相處的局面，即使在清朝末期，也不因西學的強勢而完全放棄自己的中學為體，不排斥外來事物，提出了西學為用，讓中華民族在亞洲最早推翻了封建專制，建立了亞洲最早的共和國，后來在日本侵略的時候，正是這種先進的文化使華人重土親鄉，在國難家仇的時候，所有中國人，無論內外，一致支持了偉大的抗日戰爭。
歷史上大國崛起的經驗和教訓，凡是較為成功的，留下一定遺產的，都采取了一定的人、財、物配套措施，因為人具有文化性，能夠保存物的屬性;凡是失敗的，沒有留下什么痕跡的，幾乎都是只有資本輸出，沒有重視人才的輸出，只有物的型，沒有文化的根，只要風吹雨打，就會煙消云散。
需要注意的是，據說移民也有佛洛依德所說的第二代“仇父”現象，佛洛依德從精神分析入手說“父與子”總有一種叛逆;而亨廷頓從文化入手，他認為文明與文明之間的沖突在階級斗爭熄滅后，會浮出水面，但是人類不會任由文化斷裂帶爆發文明的沖突，改變這種宿命的就是先進的移民政策。如果說兩次世界大戰，美國從移民政策中獲得了人才，那么今天遍布世界發達國家的移民政策，就可能既克服了一定程度的人口下降，還吸引了大量的人才，同時促進了融合，只有融合才最有可能克服陌生和仇恨。這些移民政策集中地體現在簽證便利、雙重國籍等制度上。
發達國家基本上是一個“主要民族+世界性的移民”的模式，這個主要民族要么是占有絕對優勢，要么占有相對優勢，總之都留出一定的空間讓給移民。這種混居，使移民與主流之間、移民與移民之間，形成一種競爭的、和諧的生態與文化。這對于移入國顯然是有巨大意義的。
而對于移出國，雖然產生了本土和海外的區別，但畢竟是同種同文，基于血緣上的宗教和信仰，使得移出方具有超強的文化時空能力，即使血液被混雜，文化、信仰、傳統卻可能會一直保存下去，這樣的情形，對于雙方母文化和子文化之間的融合、開拓，具有更為廣泛的正面意義。
在以上基礎上，加上建設了網絡化的金融和人才系統，就形成了既有地域上的覆蓋傳播系統，也有時間上的傳承延續系統的格局。二者結合，既有金融實力的支撐，也有文化的傳承，那么中華民族就會出現像以色列民族那樣頑強的生命力、擴張力，并且祖籍國的繁榮和世界華人的繁榮，二者是相互支撐的。
以色列這個民族的優良傳統，被英美民族仿效，因而擁有了今天的強勢，如果華人繼續善于學習全世界的優秀文化，而不忘自己的堅持，那么同樣會成就偉大的民族，因為開放的移民模式會推動整個民族產生大面積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