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從人力資源管理到人力資本管理中關于“人力資源”觀點與中國關于“人才”的含義有很大不同。西方所指的人才，主要指具有天賦的天才。全面學習和借鑒西方關于人才研究的最新成果，對提高整個民族的綜合素質將會起到較好的作用。
一、中國的人才開發研究
中國古代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人才理念。涉及內容廣泛，包括人才概念、標準、人才分類、人才內在素質要素、人才作用，人才鑒別、選拔、任用、考核、待遇、獎懲以及人才成長和培養，等等。幾千年的文明史積累了豐富的人才思想和用人方略，是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在世界古代文明史上是獨一無二的。
人才興邦，庸才誤國。在中國古代統治者的政治管理思想中，人治思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方面重視人心向背，一方面重視人才歸離。得人才是治理國家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眾心所歸，方能群才薈萃。唐太宗的名言“為政之要，唯在得人”就把“得人”看做是“為政”的關鍵�？滴醺菍⑷瞬盘岬街螄氖滓恢�，認為：“政治之道，首重人才。”
中國古代每個歷史時期的社會問題不同，決定其人才研究的重點不同，但人才標準、選拔方式及學校育才始終是研究的重要內容，其中德才關系更是成為歷代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研究的重中之重。漢代王符指出：“德不稱其任，其禍必酷，能不稱其位，其殃必大，”強調人員的品行和能力必須與其職位相符，否則會帶來嚴重的后果。
在人事任用制度中，中國古代適應不同社會形態和朝代的需要，先后經歷了賢能制、禪讓制、世襲制、察舉制、九品中正制、科舉制等多種任用選拔人才的制度。這些制度各有特點，但他們基本上都是圍繞著任人唯賢、任人唯親這兩種用人思想和用人路線之間的斗爭而發展變化的。如世襲制是任人唯親的思想路線的典型體現，而賢能制、禪讓制和早期的科舉制則主要體現了任人唯賢的思想，其中，歷史最長、對國內外影響最大的是中國人建立了科舉取士制度，梁啟超評價說：“此實為我先民前年之一大發明”。
我國古代的政府有豐富的人事制度經驗，從商鞅變法開始就建立了文武職位分類的人事管理體制，直到隋朝正式建立了“以三省六部制為核心，以任用，考核，監查，俸祿為內容的人事制度”，但這只是基于科舉制的針對封建精英人物的人事管理制度。中國的人才問題從來都沒有得到真正的解決，歷史上排斥人才、壓制人才、殘害人才的事例層出不窮。同時，正宗儒家的天才論和重德主義“圣賢觀”占據統治地位，壓抑了古代人才的全面發展和作用的發揮。
古代中國的人才問題突出表現在四個方面：其一是思想的鉗制。在正統之外，一切創新都有可能被視為離經叛道，遭到扼殺;其二是工具主義的人才觀;其三是單一的人才評價體系，統治者是至高無上的人才評價主體;其四是官本位的人才激勵體制。專制體系壟斷了權力資源和主要的社會財富，官僚成為凌駕于平民之上的特權階層。整個社會以官僚等級為本位的利益分配格局，使謀官求祿成為人才實現個人抱負、獲得社會尊重的首要選擇，是中國人才發展面臨的主要弊病之一。
在民國以前，社會所謂的人才主要是指統治階級需要的政治人才。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既不重視科技人才，也不重視藝術人才，中國歷來的價值觀都強調“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而讀書的目的又很簡單，是“學而優則仕”。這說明我國歷來雖然高度重視人才在社會發展中的推動作用，但這些人才是為統治階級加強統治所需要的政治人才，而不是為社會發展和人民大眾服務的各類精英人才，具有很強的時代局限性。當然，中國傳統人才觀也有很多精辟見解。比如對人才合理使用、充分使用的價值追求，對“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評價標準、“唯才是舉、量才適用”的政治主張，以及 “經世致用”的功能取向和“不拘一格”的用才理念。盡管受到歷史的局限，許多人才思想觀點仍具有超越時代的真理性，有著重要的借鑒作用。
科學人才觀的提出使人們對人才成長的看法經歷了由少數人能夠成才到人人通過努力都能成才的革命性變化，為我們進一步發展中國特色的人才學理論奠定了基礎。人人都可以成才是科學人才觀的核心思想，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才概念區別于西方國家人才概念的最重要的標志。體現了中國社會主義的本質是人民當家作主，堅持了人民群眾是國家主人和時代英雄的唯物主義觀點，具有鮮明的社會主義特色。
二、西方的人才開發研究
西方關于人才研究主要有5種不同視角：
一是天才理論對人才開發的研究。西方的人才研究，發端于高爾頓。高爾頓(F.Galton，1822-1911年)是英國的統計學家、心理學家、優生學家，其代表作有：《遺傳的天才》(1869年)，《人類才能及其發揮的研究》(1883年)。高爾頓認為天才是遺傳的。他的觀點引來不同的意見，其后有許多人研究、調查遺傳和環境對成才的影響。意大利的生理心理學家克雷奇默(Kretschmer)在1931年發表的《天才的心理學》中，強調天才與遺傳的關系，認為天才的產生是按照遺傳的概率發展的。美國心理學家卡特爾(J.MckCattell)在1915年研究了美國的974位科學家，認為科學成就是遺傳和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美國著名心理學家和天才研究專家劉易斯?推孟(L.M.Terman，1877-1956年)進行了長達30多年的天才兒童的追蹤研究。他的代表作是《智力測量》(1916年)、《天才的發生學研究》(5卷，1926-1959年)。美國著名心理學家和教育學家布魯姆(BenjaminS.Bloom，1913- )進行了英才關于學校學習的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如果提供適宜的學習條件，世界上任何一個人能夠學會的東西，幾乎所有的人都能夠學會。[1]美國加州克萊爾蒙特皮策學院的心理學家艾伯特(RobertS.Albert) 1983年由英國的培格曼出版社出版了《天才與杰出成就》一書。艾伯特的主要觀點是天才研究是一個緊湊的研究領域。美國著名的心理學家和教育家加德納(H.Gardner，1943- )提出了人才的多元智能理論，于1983年出版了《智能的結構》一書。加德納提出應該創建“杰出學”，他說，這門學問是存在的，是一門剛剛開始的學科。他認為在人類科學中對杰出人物的研究還很不夠。
二是成功學對人才開發的研究。成功學源于企業界和其他方面成功人士的成功經驗及其研究。它偏重于成功的心理和方法，更注意操作性、激勵性、實用性。因此，除了研究成功規律之外，成功學家非常重視培訓，普及成功學的知識和方法。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卡耐基、希爾、蓋洛普等。拿破侖?希爾(Napleon Hill，1883-1970年)把成功學的內容歸納為17條成功的原則，即：積極的心態，確定的目的，多走些路，正確的思考，自我控制，集體心理，應用信心，令人愉快的個性，個人的首創精神，熱情，集中注意力，協作精神，總結經驗教訓，創造性的見識，預算時間和金錢，保持身心健康，應用普遍規律的力量。在書中，他通過一系列的故事和哲理性的語言來闡述這些原則。蓋洛普成功學的主要觀點是：對成功的標志，有三種不同的理解，有的強調外在的客觀的標志，諸如職位、成就、社會認可等;有的強調內在的感受，如滿意感、幸福感、盡責感等;還有一種則是把外在的和內在的統一起來。調查的排序是：健康的體魄，58%;有樂趣的工作，49%;幸福的家庭，45%;良好的教育，39%;心情的平靜，34%;有好朋友，25%;其他物質方面的因素。
三是社會學的人才開發研究。研究人才成長的社會環境條件，研究人才的社會化、社會分層、社會作用和社會影響等社會學的問題。哥倫比亞大學朱克曼(H.Zuckerman)的科學社會學研究其成果主要有：科學界的社會分層與優勢累積;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形成的外部條件和優勢累積過程;獲獎研究的創造過程分析以及獲獎的社會影響等。美國社會心理學家西蒙頓(D.K.Simonton，1948- )的創造性社會心理學研究認為人才有三個關鍵性的因素，即角色示范、文化差異、哲學信仰�？ㄈR爾(Thomas Calyle)在《英雄與英雄崇拜》(1840年)中說：“世界的歷史，人類在這個世界上已完成的歷史，歸根到底是世界上耕耘過的偉人們的歷史。” “整個世界歷史的靈魂就是這些偉人的歷史。”[2]美國學者亞當?伍德(Frederick Adams Wood)寫有《帝王的影響》(1913年)，他得出結論：“帝王們影響歐洲的歷史十分巨大。” [3]帕雷托(Viltredo Pareto)在《普通社會學》一書中提出了“精英”概念，所謂精英是在社會的各個領域得分最高的人。他把精英分統治精英和非統治精英，并認為當統治精英取得統治地位后，為了維護其統治，僅僅從本階級內部選拔精英，而忽視對國民的關心，因而非精英的反抗就會加劇，最后統治者不得不從非精英(下層)中輸入精英，這樣舊精英衰落，而新精英崛起。因此，他認為社會文明就是隨精英的興亡而循環運動的。[4]
四是經濟學對人才開發的研究。國外經濟學界研究人才開發的出發點是把人才作為一種重要的經濟資源，即人力資源來研究，主要是對人力資源的構成、配置、使用、人力資本投資及其效率、人力資本的貢獻等問題進行研究。著名的古典學派代表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其 1776 年出版的《國富論》中提出了初步的人力資本概念。斯密把資本劃分為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而他所講的固定資本中就包含了“社會上一切人學到的有用才能”。斯密將人們通過學習獲得的知識這種人才開發行為當作是一種固定資本，是能夠得到回報的投入。加里?S?貝克爾則主要從微觀進行分析。貝克爾在《人力資本》一書中，分析了正規教育的成本和收益問題，還重點討論了在職培訓的經濟意義，也研究了人力資本投資與個人收入分配的關系。[5]舒爾茨的人力資本理論是影響最大的資本視角人才研究理論。人力資本即是對人力的投資而形成的資本，就貨幣形態說，表現為提高人力的各項開支。具體包括四類：健康投資(影響預期壽命、體力和耐力、精力和活力等的開支)、教育投資(正規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培訓投資(成人教育和培訓)、流動投資(個人和家庭為了適應不斷變化的就業機會而遷移的費用)。“我們稱之為消費的大部分內容構成了人力資本投資。” [6]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作用的宏微觀實證研究的特點是引進研究模型，代表性的如宇澤(1965)、盧卡斯(1988)、阿羅(1962 )、羅默(1986、1990)模型等。
五是管理學對人才開發的研究。管理學研究人才開發與經濟學的資本、資源研究視角不同，管理學注重研究組織中有價值的人才開發的具體方法與實踐操作。人力資源管理的核心是把人當成一種活的資源來加以開發與利用，組織的成功取決于該組織管理和開發人力資源的能力。國外管理學對人才開發的管理研究分為3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人事管理階段。在這一階段(20世紀初至20世紀50年代)人事管理漸漸成型，逐步成為公司的一個職能部門和管理的支持系統。其管理的職能范圍逐步擴展，不再僅僅是負責福利工作，還包括人員招聘、基礎培訓、工資管理和勞資關系處理等等。學者代表可追溯到“科學管理之父”泰勒和法約爾。正是兩者的杰出研究，才使后來的學者從一般的科學管理理論中發展起“人本管理”理論，其中的“專才管理”就是人才管理。第二階段是人力資源管理階段。從 20 世紀 50年代開始，人力資源管理由人事管理演變到人力資源管理。第三階段是戰略人力資源管理階段。從20 世紀 80 年代開始，由于知識經濟的興起和經濟的全球化、國際化，戰略人力資源管理(SHRM)成為新的人才開發趨勢。
三、中西方人才開發研究的不同
在西方封建社會，經濟活動的主要組織形式是家庭手工作坊，各個行會負責管理相關行業的生產方法和產品質量，制定加入行會的條件。開始出現了針對工人的一些淺層次的管理，但缺乏思想支撐。但是到了18世紀末到19世紀末，工業革命席卷了歐洲和美洲。隨著大工業的發展，社會生產、生活方式發生了很大變化。西方不同學派關于人才開發的研究雖然最長只有200多年歷史，但是西方管理已經實現了兩次飛躍。從經驗管理到科學管理是企業管理的第一次飛躍;從科學管理到文化管理是企業管理的第二次飛躍。在這兩次飛躍中，西方管理學取得了非常多的豐碩成果，成為現代企業管理理論的基石，并被公認為是具有普遍意義的現代科學管理理論。從人力資源管理到人力資本管理，西方這些關于“人力資源”觀點與中國關于“人才”的觀點雖然都是談“人”，含義卻有很大不同。其原因是由于西方國家的運行基礎是市場經濟，而市場經濟強調的是人與人的平等，把人看做一種市場經濟元素。
人才是中國特有的專業術語，由中國首創。中國強調“人才”概念，是由強調中央權威的全能政府管理模式決定的。由于國家負有對全體國民的更多管理和開發責任，為了社會發展需要，國家也需要對全體國民中的優秀人才進行統一開發和資源調配，以更好的為社會發展服務。與中國人才思想不同，西方的人才主要指天才和與眾不同的能人。美國“數字化之父”尼古拉?尼葛洛龐蒂認為，“人才不是那些學多少知識的人，而是那些能承擔風險，能不循規蹈矩地做事情的人。”[7] 因此我們把西方關于天才、創造性、杰出者、成功者等方面的研究，翻譯成中國的“人才研究”，而西方把中國的“人才研究”，翻譯成天才研究。西方所指的人才，主要指具有天賦的天才。
西方研究人才主要是從人才個體如何成才角度進行研究，而不是從國家角度進行宏觀研究，是由西方政治制度決定的。西方一直實行的是民主制而不是集權統治。西方的民主制經歷了從氏族民主制、奴隸民主制、封建貴族民主制和資產階級民主制的過程，一直保持了許多民主形式。在古希臘羅馬的氏族民主制解體后，西方沒有建立類似中國的獨裁的奴隸制和封建制度，而是實行了民主制度。古希臘、羅馬共和國就實行民主政治制度，其國家機關由元老院、民眾大會和高級官吏組成。民主制度極大提高了公民的參政意識、責任意識、集團觀念、愛國主義，“當他們受著壓迫的時候，就好像為主人工作的人們一樣，他們是寧肯做個怯懦鬼的，但是當他們的時候，每個人都盡心竭力為自己做事情了。” [8]隨后，西方古代希臘、羅馬民主制度得到了很好的繼承和發展。中世紀西方的政治體制架構，就由立法、司法、行政組成。英國的內閣在中世紀就產生了，檢察與審批分離的制度也產生于中世紀。民主制度導致國家不需要自上而下來組織全社會的人才開發，每個人都很關注自己的發展，都會進行自我開發，開放的參政議政等途徑也給人才提供了展示的機會和舞臺，一個人可以靠自己的才能而成為人才，而不需要像中國獨裁的封建帝制一樣，一個人是不是人才很大程度上是由當權者決定的，除了政府提供的科舉機會，個人很少有展示才能的機會和舞臺。這就導致西方的人才研究、天才研究等更多是關注人才的自我開發，而不是被國家、集體開發。
就研究領域而言，西方人才研究涉及天才、創造性、天才兒童、杰出成就、英雄人物、成功學、人力資本、人才資源等多個方面，研究對象和領域非常廣泛�？赡苁怯捎谌瞬艑W在我國起步較晚的原因，我國人才學研究更多關注于西方20世紀后期以來的人才應用型研究成果，比如對人力資源領域的研究，對于人的成長與成功規律，以及人的創造性才能培養規律的研究相對要弱一些。全面學習和借鑒西方關于人才研究的最新成果，對提高整個民族的綜合素質將會起到很大的作用，我國學者應該更多地關注這些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