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家族與和諧鄉村建設的關系

時間：2024-09-14 10:42:37 行政管理畢業論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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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家族與和諧鄉村建設的關系

摘要：家族與和諧鄉村建設密不可分，家族是影響和諧鄉村建設的重要因素；和諧鄉村建設給家族生存發展和社會參與賦予新的活力。我們必須充分認識這種關系的理論價值，并遵循這種關系的規律去指導和諧鄉村建設的偉大實踐。

關鍵詞:家族；和諧鄉村建設；關系；理論價值；指導實踐。

　　　　　　
　　家族是以血統關系為基礎而形成的社會組織，它包括同一血統的幾輩人。
　　中國的家族具有悠久的歷史傳統和深厚的社會基礎。中國的鄉村大多與家族姓氏相聯系，如盧家灣、官家堡、馬家壩、譚家坪、林家埔……等等。家族作為一種社會事實，與和諧鄉村建設有著密切關系。中國的城市化率還很低，這表明構建和諧鄉村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點。而從古至今存在于農村中的家族，是影響和諧社會的重要因素。如何認識家族與和諧鄉村建設的關系，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家族是影響和諧鄉村建設的重要因素
　　
　　1.家族是幾千年來中國農村社會生活的一個重要層面,它構成中國鄉村社會的根基歷史，和諧鄉村建設無法脫離家族的直接影響。家族在農村逐漸成長為一種具有完整文化內核且歷史悠久的自在秩序，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根基歷史，即許多學者所說的中國社會的內嵌式結構，滲透于民眾的潛意識深處，并時時處處有意無意發揮社會影響。家族所塑造的社會曾被費孝通先生稱為“鄉土社會”，族權和紳權控制整個鄉村的秩序。雖然這種鄉土的族權紳權秩序遭遇過行政秩序的強行打擊或中止，但家族作為中國人心靈深處的內省結構，從來沒有真正被泯滅。許多學者認為,家族作為一種非正式制度，對社會發展變化的魔力很大,因為即使是制度的變遷都應該說是漸進連續的，而不是以間斷的方式進行的；雖然正式制度可能通過決策方式一夜之間就被改變，但鑲嵌于傳統、習慣和約定俗成的行為方式中的非正式制度通常不為決策所動。尤其是家族文化的制約不僅將過去與現在、與未來相聯系，而且成為我們解釋鄉村歷史變遷緣由的重要因素。盡管經過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政治運動的猛烈沖擊和敲打，但家族的基本要素卻不同程度得到保存，其根基沒有斷絕，可見，家族的生命力非常頑強。筆者在進行了大量鄉村調研后發現家族的社會參與具有堅韌不拔的力量，它對社會的影響不會被強力消滅，它始終在以顯性或隱性、直接或間接、物質或觀念的方式，多途徑、多層面、多角度地影響社會行動和個體行為。我們知道，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社會環境變遷，家族在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隨即得到復興。在構建和諧社會的今天，家族的社會參與既有較強的傳統惰性，又有鮮明的時代活性。因此，在和諧鄉村建設中家族作為根基歷史必然發揮作用。構建和諧鄉村是我們的價值理念和價值追求，因此，我們要認真研究家族在什么條件下能夠在多大程度上適應和促進我們的價值理念與價值追求，筆者可武斷地說，有一個和諧的家族就有一個和諧的鄉村。
　　2.家族在鄉村的勢力仍然很大，家族在和諧鄉村建設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功能。我們知道,功能主義強調一個結構要素對整體的功能具有不可或缺性和不可替代性。現在要構建和諧社會，就和諧鄉村來說，它所面臨的現實背景和具體環境決定了家族的社會功能是不可替代的，它具有發揮作用的不可逾越的巨大空間,這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其一，我國現階段農村整體生產力水平低下的現實必然給家族留下發揮作用的空間。最明顯的事實是不發達的小農經濟和不協調的現代化的力量對宗族勢力的影響較弱，宗族的社會參與就必然存在客觀基礎。正如著名人類學家莊孔韶的調查結論所指出的那樣，在那些已向市場經濟敞開大門、而學校大門尚未普及、農人的思想還沒有融入一個公益的世界觀體系的鄉村，宗族與宗族主義傳統也不會一時中止，家族興旺和家族勢眾的強族意識與合作行動在民間仍得到推崇。因此，和諧鄉村建設千萬不要忽略家族的社會參與的積極作用。其二，農村基層政權與家族作用的互動是家族發揮社會作用的現實表征。自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以來，家庭成為基本生產單位，凸顯了血緣親情關系的重要性。由于外在市場經濟風險的沖擊，不少處于渙散狀態的鄉村黨組織的乏力以及農村公益組織的稀少，很多“三農”問題無法得到解決。因此，農民求助于家人和族人的幫助就是必然的選擇，農村基層政權與家族作用的互動已經是不可回避的事實。建設和諧鄉村，切莫忽視這種互動作用，以之整合有利于鄉村秩序穩定和諧。其三，農民聚族而居的生存環境和國家相關政策的歷史影響使家族發揮社會作用具有合理性。由于傳統鄉土社會是聚族而居的，因此社會結構變遷緩慢，家族思想觀念根深蒂固，由此加強了家族的影響力。加之，國家長期以來形成的二元經濟結構和戶籍制度對農民社會流動是一種剛性制約，在這樣的制度背景下的歷史演進中，家族對農民發揮社會作用就有其合理性。一些地方的農民，不聽村支書和村主任的話，卻聽家族中“族長”（德高望重的人）的話，道理就在這里。所以，建設和諧鄉村，一定要認可并適應家族發揮社會作用的合理性。其四，農民對家族文化具有心理需要，農民對家族始終抱有依賴心理。由于社會分層加快，貧富差距拉大，當前農民缺乏一種新的文化和精神依托，處在現代社會中的農民，面對加速變遷的社會，乏力感成為普遍的心態，精神上漂泊不定，找不到泊位。因此，農民對家族文化具有較強的心理需要，對家族始終抱有依賴心理。而在許多地方家族又恰好滿足了農民對自身歷史感和歸宿感的深刻追求，農民們同時在物質層面獲得家族的相互支持。因此，在構建和諧鄉村的過程中，農民不會超越一定家族的局限。
　　3.家族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基礎，許多家族觀念的認同對建設和諧鄉村具有積極作用。家族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形成自身的合法性基礎，即家族所提倡的理念、規范、制度成為人們廣為接受的社會事實，具有強大的約束力量。如家族提倡的尊老、愛幼、團結、互助、和諧、守法等觀念能夠得到不同社會形態的認可并流傳下來，能夠得到不同階層的人們的認可并堅持下來。在建設和諧鄉村的過程中，這些理念仍然具有積極作用。
　　4.家族是農民生存的一種社會資本，在建設和諧鄉村的進程中，家族幫助農民提高他們的行動能力和達到他們的個人目標。費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論反映了個人在人際關系中的相對自主性，即個人是社會關系網絡的主要建構者。每個個體所擁有的關系就是他的社會資本，并以此提高他的行動能力和達到他的個人目標。中國鄉村社會的基本構架就是差序格局，一方面反映了鄉村社會缺乏自組織資源的事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個體缺乏社會資本的事實，同時還揭示了中國鄉村社會自組織資源和社會資本運作的特色。試想，一個普通農民如果離開了作為“差序格局”對象化的家族，他還有什么社會資本？他只能一事無成，因為家族網絡是他唯一可動用的社會資本。農民們在處理日常生活難題時，無論是出于謀生，還是應對社會變局，都必然要充分動用家族網絡的關系資源。因此，在建設和諧鄉村的實踐中，如果我們能真正理解農民賴以思考和行動的現實環境和傳統規范，就能夠理解家族與農民之間的唇亡齒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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