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資委制定并公布了《中央企業境外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暫行辦法》和《中央企業境外國有產權管理暫行辦法》，意在加強國有境外資產管理。
如果仔細閱讀這兩份《辦法》，我們會發現它們的根本目的是通過程序的方式控制海外國企經理人的“道德風險”，將這么多年廣泛存在的因“道德風險”而形成的國資虧損和流失的“路徑”盡量堵住。例如《中央企業境外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暫行辦法》第三條(二)里面，國資委將會對超過4萬億的境外資產進行盤點和統計，從而讓國資價值變動能夠充分反映出來，以幫助評估國資的效率和流失情況;一些境外國資的經理人經常以東道國不允許外資以國家名義開辦、不得不以個人名義持有國有資產為“條件”，暗中夾雜私貨，進行違背出資人利益的投資參股、購置不動產甚至卷款等惡意操作，此次《中央企業境外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暫行辦法》里面第十條明確規定了這種行為必須要統一報告國資委，將委托出資和代持的“道德風險”最大可能性地減少。
中航油、國儲銅等事件反映的是駐外國資企業的經理人為了博取高利益、不惜讓國有資產承受高風險，擅自從事期貨、期權、外匯等金融衍生品操作，最終國資為之付出慘重代價。而第十四條則明確要求“中央企業應當加強境外金融衍生業務的統一管理……從事境外期貨、期權、遠期、掉期等金融衍生業務應當嚴守套期保值原則，完善風險管理規定，禁止投機行為”。
境外國企經理人還有一種典型的“道德風險”行為是未經批準，擅自用國資給沒有經過嚴格審查的個人或其他非國有機構作擔保或設定抵押，從而獲取私人利益，據悉，這種行為是較為普遍的。而第二十二條則規定“境外企業應當遵循中央企業確定的融資權限。非金融類境外企業不得為其所屬中央企業系統之外的企業或個人進行任何形式的融資、拆借資金或者提供擔保”。
針對一些境外國資經理人以在當地避稅為名，獲得“道德風險”行為的幌子，設立內外“兩本賬”，也可以從中夾雜私貨。此次《中央企業境外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暫行辦法》中強化了遠程監督制度，例如國資委直接選聘財務總監，派駐境外，對企業財務進行監督，類似于古代的“監軍制”，財務總監對企業資金的調撥和貸款擔保與經理人實行“聯簽”——這也是《辦法》第二十三條強調的內容。
國資委出臺的兩套《辦法》主要是嚴厲監督經理人的“道德風險”，它其實不涉及如何促進境外投資和經營的效率提升，盡管它會提到加強科學論證和合作來降低經理人在重大項目投資、海外并購、公司業務經營上的失誤，但是坦率地說，流程控制并沒有在效果上提高經營的功效。
我們可以試想一下，企業家經理人為什么會奮不顧身地、絞盡腦汁地為企業利潤而“博命”，其要害在于，他們會為此得到市場和股東的獎勵，他們能夠從中得到增長的蛋糕。如果經理人的薪酬結構不能形成激勵，那么他只會墨守成規，盡量不去犯《中央企業境外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暫行辦法》第三十六條所表達的7條承責條款即可。
當然，也許有人會說，國資系統會有政治仕途上的激勵，可以取代薪酬結構上的激勵。不過，我們相信，這種政治激勵的機會是較小的，只有少數人會被提拔上去，大多數經理人還是沉淀在其中的。令人奇怪的是，那些在國內享受壟斷地位的國企高管們，不斷索要股權和獎金刺激，打出的理由是“如果不和國際薪酬接軌，那么外部股東會認為低薪水的高管不適合擔任全球大公司(國企)的經理人，大市值不能兼容小工資”。
實際上，這些壟斷國企的耀眼成功并不見得是經理人的能力所致，因為國內市場是一個管制的、非自由市場，它不完全具備十足的說服力。相反，一般而言，境外市場的競爭性、難度要遠遠大于國內市場。既然，國內壟斷企業的高管都有資格要求著“薪酬激勵”，那么境外國資的經理人更有資格表達這種意見，而且他們的表達也顯得更正當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