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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認同與國際政治-一種文化視角
戰后幾十年來，國際政治研究領域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特別在冷戰格局和平消解后，傳統理論對后冷戰時代國際關系的解釋力日漸式微。文化這一國際關系的傳統變量在經受了長期忽視和掩蓋后，其作用從政治、軍事和經濟等傳統理論的視野中脫穎而出，成為探究國家行為、對外政策、國際安全等國際關系問題的第三向度。研究國際關系中文化和社會互動的建構主義也成為同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并駕齊驅的國際關系理論。建構主義理論的核心概念包括文化、規范與認同，集體認同既是文化解釋國際關系的邏輯起點，也是文化因素在國際關系中發揮建構作用的重要媒介。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從文化的視角幾乎可以詮釋出一部新的國際關系史。文化、規范與國際集體認同
在社會學理論中，文化(culture)主要指社會性的精神產品，如知識、信仰、藝術、道德、風俗等。在國際政治學理論中，文化主要指個體通過互動而形成的共有知識或集體知識，它是一種社會共有的、結構化了的知識，包括規范、慣例、風俗和制度等。以亞歷山大·溫特為代表的建構主義學派對文化以及與之相關的規范、認同等概念作了明確的界定，并在此基礎上發展出自己獨特的國際政治理論。根據建構主義的研究，國際關系中的文化是指不同國家行為體經過國家間互動、社會學習而共同擁有的國際規范、國際制度和國際規則，它包括國際法、國際機制、國際慣例和國際共識等知識標準。換言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層面的文化是指社會建構的共有知識，即共有觀念，這種個體之間共有的和相互關聯的觀念和知識，既包括信念(belief)，也包括意愿(desire)。
規范(norms)是與文化直接相關的一個概念。任何文化都具有規范的作用。作為一種社會約定，規范也是經由社會建構的，主要包括規則、標準、法律、習慣、習俗等。因此，規范是一種對擁有一定身份的行為體的適當行為的集體期望和預期，它的一個主要特征是它能夠創造出行為模式。文化規范不僅是影響國家行為的因果性力量，更是建構國家外交政策的構成性要素。主要的國際政治理論，包括新自由制度主義，都認識到規范的重要性，但是建構主義認為規范對形塑國際關系的作用要超過新自由制度主義所認識到的規定國家行為，并強調重新定義國家利益、建構國家身份和培育集體認同是其更深遠的影響之所在。(注：AmitavAcharya,ConstructingaSecurityCommunityinSoutheastAsia:ASEANandthe
ProblemofRegionalOrder,London:Routledge,2001,p.4.)
認同(identity)原本是哲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等學科的概念，指某社會行為體的自我同一性和個性，是本社會行為體區別于他社會行為體的規定性，或者說是社會行為體之所以為“我”而非“他”的規定性。(注：郭樹勇：“建構主義的‘共同體和平論’”，《歐洲》2001年第2期，第18—25頁。)在建構主義那里，認同一詞含有身份、特性和認同(同一性)三方面的含義。認同的形成是社會建構的結果，是“基于他人的社會承認之上的一種自我表象，這種自我表象的內容要和其他行為體對該行為體的再表象取得一致性”，換言之，個體從他者的眼中獲知自我的身份，身份“存在于和他者的關系之中”。(注：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5頁。)
集體認同(collectiveidentity)是認同發展的一種高級階段或高級形式。認同本身是一個認知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自我和他者的界限會逐漸變得模糊起來，并在交界處產生完全的超越。溫特認為：“完全的認同是很難產生的……，但是，認同總是涉及擴展自我的邊界使其包含他者�！�(注：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頁。)認同跨越行為體的“知識”邊界，從自我延伸到“他者”，將他者納入自我的身份界定中，建立更為廣泛的身份共同體、利益同心圓。這種跨越是自我身份社會化的過程，其結果是屬于群體的國際集體認同的出現。國際集體認同是一個價值中立的概念，既可以表示行為體對相互間朋友身份的積極認同，也可以指對敵對關系的消極認同，基于集體認同建造的國家間關系既可以是沖突性的，也可以是合作性的。(注：參見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頁。)積極的認同關系使行為體在認知上把他者看作是自我的延伸。(注：參見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七章。)
在國際關系研究中，相對于政治、經濟、軍事而言，文化、規范與認同是較為隱性和富有彈性的范疇。在冷戰結束后以及全球化時代，文化、規范和認同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用倍受關注。從文化的維度，通過文化、知識、規范、利益、認同等概念可以推演出解釋和預測國家行為和國際關系的新的結構范式。認同理論就是在承認國際社會物質結構的前提下，重點強調由文化傳統、價值觀念及行為規范構成的社會結構對國家行為的決定性影響，并著重研究行為主體與社會結構之間的互動關系。(注：喬衛兵：“認同理論與國家行為”，《歐洲》2001年第3期，第26—35頁。)
文化、規范、認同三個概念緊密相關：文化通過構建共有觀念或知識塑造國家這一國際社會行為體的身份歸屬；行為體在社會實踐活動即互動中明晰彼此身份特征，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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