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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理論研究綜述
2001年度的中國文藝理論雖然依舊保持著世紀之交特有的活躍狀態，但就其關注的問題而言，理論的創新意識正在相對減弱，長期困擾理論界的當代文論的體系建構等問題始終得不到令人滿意的解決，傳統的理論范式和話語系統正在逐漸失去往日的效力，而新的理論格局和學術規范還沒有明確建立起來。在2001年，我們甚至很難找出一個具有明顯的年度標志意義的學理問題來。與前幾年中國文論發展的基本情況相比，可以說2001年的中國文論，既沒有讓人信服地解決多少舊問題，也沒有令人振奮地提出多少新問題，它似乎正處在一種困頓地積蓄力量并焦慮地尋求突破口的相對沉寂狀態。
世紀之交的中國文論處在一個困境與機遇互相交織的轉型時期，雖然沒有太多令人振奮的作為，但總的說來，馬列文論和原理研究仍在穩步向前推進，西方文論譯介和研究的實績亦不可小視。對古代文藝理論的現代轉換問題的探索與爭鳴以及對文藝理論現代性問題的追問和探索仍在繼續；“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評”在新世紀仍然保持著強勁勢頭。對全球化背景下文藝理論的發展與未來的關注，“網絡文學”的異軍突起及其對傳統文論的挑戰，“休閑文學”的再度提出和引起的爭鳴，“生態文學”的閃亮登場和文藝理論界的回應等等，對中國文論的發展都將產生相應的影響。2001年的中國文論總體上可以說只是在繼續演奏著上個世紀就已開始的一支多聲部的交響樂。
那么，究竟應該怎樣描述和評價2001年中國文藝理論的發展狀況和面臨的問題呢?就其所關注的基本問題和學術發展態勢而言，本年度文藝理論研究的著力點或側重點大體上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全球化語境下文論的危機與出路；二、文藝學的學科建設與教材改造；三、文藝學學術史研究的現狀和意義；四、生態文藝學走向學術前沿；五、關于網絡文學的理論研究與批評；六、文藝理論走向文化研究的新動向。前面幾個問題在上個世紀90年代末就已經受到部分研究者的高度關注，并取得了可觀的研究成果。后面幾個問題雖然是近幾年才出現的新情況，但一些高校和研究機構也已經有人申報過相關的科研課題，有的課題甚至已經結項了。因此，對于本年度來說，它們都算不上真正意義上的“新問題”。不過，我們相信，密切關注和深入探索長期處于熱點狀態的“老問題”的“新進展”，對于理論研究來說同樣是有趣有益且必不可少的。
一、全球化語境下文論的危機與出路
就全球范圍而言，“全球化”顯然不是一個新概念。但是，在中國學術界，有關“全球化”的研究變成熱門話題卻是近幾年才出現的一種新動向。從人大復印資料社科研究論文索引收錄的近千萬篇論文看，1978年到1985年沒有一篇專論全球化的文章。1986年以后，國內報刊才出現了零星的翻譯和介紹西方有關全球化研究情況的短文。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全球化研究才開始引起中國學界的真切關注。但是，論文的數量相對來說還不算太多。1997年以前，專論全球化的論文總共也只有200多篇。此后，相關論文的數量，以驚人的速度連年增長，在人大復印資料2001年卷收錄的169336篇文章中，僅論文標題中含有“全球化”字樣的文章就有1386篇，涉及全球化問題的論文上萬篇。從統計資料看，在新世紀剛剛開始的學術界，幾乎很難找到一個比“全球化”更流行的概念�？梢哉f，“言必稱全球化”已經成了當下學術界的一大奇特的文化景觀。
但是，在這種火熱場面中，文學研究的“邊緣化”局面卻并沒有太大改觀，過去那些習慣于站在時代潮流的風口浪尖呼風喚雨的文論家和批評家，在今天的全球化大潮中，似乎再也難以重現當年的英雄本色。曾經發表過《全球化對文學研究的影響》的美國學者希利斯·米勒在中國的《文學評論》雜志上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全球化時代文學研究還會繼續存在嗎?》他曾經對全球化語境下的文學研究發展前景作過這樣的描述：“一、在新的全球化的文化中，文學在舊式意義上的作用越來越小。二、新的電子設備在文學研究內部引起了變革。三、舊的獨立的民族文學研究正在逐漸被多語言的比較文學研究所取代。四、文化研究迅速興起�！爆F在看來，他的預言已部分變成了現實。在《全球化時代文學研究還會繼續存在嗎?》一文，米勒在依次論述了印刷技術以及電影、電視、電話和國際互聯網這些電信技術對文學、哲學、精神分析學甚至情書寫作的影響之后，認為“文學研究從來就沒有正當時的時候，無論是在過去、現在，還是將來”。
米勒的文章，在中國文藝學界引起了較大反響。眾多中國學人爭相引用這位美國大師的名言，連電腦的智能拼音把“米勒”寫成“彌勒”也成了“別有深意”的文化趣事。但“米勒”畢竟不是“彌勒”，他充其量只是一個“外來的和尚”。童慶炳在《全球化時代的文學和文學批評會消失嗎?——與米勒先生對話》中就開門見山地說，米勒的“推論和預見”“我難以茍同”。“米勒推論和預見——由于新媒體的發展，文學、哲學、精神分析和情書都將消亡。文學消亡了，文學批評也就隨之消亡了。”在童慶炳看來，“這種極端化的預言”是不能讓人信服的。他相信，“只要人類和人類情感不會消失，作為人類情感的表現形式的文學就不會消失�！庇捎凇叭蚧笔且粋�仍在不斷發展變化著的多元概念，所以，對這一概念的過度詮釋、多重誤讀、反反復復的商討與爭鳴不可避免地成了學界的熱門話題。
有學者認為，全球化是一個無主語的模糊概念，包含了“成為全球性的”，“擴展到全球范圍”，“上升到全球水平”，“在全球范圍內緊密聯系在一起”，“在全球范圍內組成一個整體”，“著眼于全球范圍進行思考”，“在全球范圍內采取行動”等多種含義。全球化固然是一個客觀的發展進程，同時更多的是一種主觀感受，諸如“地球變小了”，“我們都生活在一個地球上”，“地球村”，“世界社會”。這些概念和想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信息革命、通訊技術的革命擴大了人的視聽和行動范圍的結果。對于文學藝術而言，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應該理解為文學價值和藝術價值的全人類共享；是價值共識，而不是排斥個性、多樣性、多元性�！备拍畋嫖龉倘恢匾�，但是，就中國文藝理論目前的實際情況而言，對具體問題的具體研究似乎顯得更為迫切。
因此，在文藝理論界，學者們更為關注的還是全球化語境中文學藝術的生存和發展及其與此相關的一些問題。例如，在《全球性語境中的自然形象》一文中，王一川把“自然形象”的審美放在全球化語境中進行個案研究，認為“全球化并不是帶來全球同一性，而是加劇了主體的內在沖突，激發了尋求全球性語境中的差異和獨特個性的沖動”。陶東風在《解構本真性的幻覺與神話》中從全球化眼光指出賽義德等人理論被引入中國后所導致的異變，指出任何文化(包括文學、文論)都是被建構的，而不是固定不變的，并以麥當勞快餐在中國的“中國化”為例，形象地說明了本真性的不存在。李春青的《全球化語境中的古代文論研究》一文，重點凸顯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在全球化語境中的困境與如何應對的方法，指出古代文論研究應從考據、還原中超越出來，而對人類生存的現實問題予以闡釋，生發出新的意義。在《影響中國文學“送出去”的三種心態及對策》一文中，李珺平呼應季羨林、湯一介先生的看法，從全球化語境中觀察中國文學與文論所面臨的尷尬狀況，以及消除的對策，特別分析了影響中國文學與文論向全球傳播的三種心理障礙等。王欽峰的《經濟的全球化與文學的邊緣化》一文所提出的在全球化語境中，文學與文論如何復歸人文本位，如何在技術入侵、俗濫符號等狂轟濫炸下突圍等，也極具現實意義。
全球化語境對中國文藝理論的生存和發展到底意味著什么呢?這是一個有待深入探討的問題。錢中文認為：“進入全球化語境的我國文學理論，既有解構，又有建構，是現代性精神的體現。我國十多年來的文學理論是個有成績的部門，不必把成績估計過高，但也沒有理由妄自菲薄。當前在我國興起的‘文化研究’，與文化的總體研究不同，是在外國‘文化研究’影響下形成的，帶有后現代性的某些特征，它擴大了我國的學術話語，顯示了學術的進步，但在切入現實真正存在的重大問題方面還有較大距離。在當今歐美文化研究取代文學理論研究的情況下，我國文學理論應面向現代性訴求，面向人文價值的追求，面向重構與建設，面向新的理性精神；可以吸取某些后現代性因素，但不會被主要建立在后現代性基礎之上的文化研究所替代�！�
關于“全球化語境下中國文論的危機與出路”的探索和論爭肯定還會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但是，有一點文論界似乎已經達成了共識，那就是我們應該抓住機遇，以“全球化”這一策略來大力弘揚中國文化和美學精神，使我們的文學理論研究不只是被動地接受西方影響，而是積極地介入國際理論爭鳴，只有如此，中國理論家才有望在世界文論的大舞臺發出越來越強勁的聲音。
二、關于文藝學的學科建設和教材改造問題
關于“文藝學的學科反思與教學改革”問題來由已久，它甚至可以追溯到“新時期”之初。但是，從有關文藝學的會議、論文和著作情況看，學科反思與教學改革從未像2001年這樣變成文藝理論界如此迫切地要求重點解決的焦點問題。2001年召開的幾次重要的學術會議都不約而同地把它們列為會議的中心議題。例如，在北京召開的“當代文學理論新趨勢與教學改革研討會”和“人的全面發展與文藝學建設理論研討會”、在揚州舉行的“全球化語境中的文學理論研究與教學研討會”、在濟南舉行的“全國文藝美學學科建設與發展研討會”、在武漢召開的“高新技術產業化時代文學藝術的發展學術研討會”等等，都把文藝學學科建設和發展或文藝理論的教學改革作為研討會的重要內容。
有關學科建設和教學改革或教材改造的著述也出現了往年難得一見的盛況。如孫紹振、陳良運、南帆合寫的《重建文藝理論學科是時候了》、李春青的《對文學理論學科性的反思》、曾慶元的《也談文學理論學科性的合法依據一評李春青的〈對文學理論的學科性反思〉》、陶東風的《大學文藝學的學科反思》、姚文放的《文藝美學的合法性問題》、杜衛的《作為一門學科的文學理論》、趙憲法的《文藝學和文藝美學面臨的問題》、李珺平的《文藝學學科建設與教材建設的思考》、胡經之的《我看文藝學教材》等等，對學科建設和文論教學問題從學理層面和操作層面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和探討。
李珺平認為，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文藝學界最引人矚目的現象之一，就是學科建設的迅猛發展。但轟轟烈烈的學科建設下面隱藏著不容回避的問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學科建設和教材建設的關系�！�(9)在他看來，建國以來文藝學教材建設至少經歷了四個階段：(1)政治宣傳中的引進(蘇聯教材翻譯)；(2)階級斗爭推動下的萌芽(以群、蔡儀)； (3)“小動大不動”，以匆忙適應教學的轉折；(4)用沉重的翅膀艱難起飛而進行第三代教材建設。雖然成績有目共睹，但至少仍然存在這樣一些問題：“左”的殘余仍沒有肅清；馬、中、西三個體系在學理上的協調仍沒有解決；“形象、典型等概念是否可用來概括不同歷史時期、不同類型、千姿百態文學的共同特征；文藝學如何應對其他學科的沖擊；文藝學研究的終極目的是什么；有無存在的充足理由；若有，在哪里；文藝學學科建設和教材建設的基點、生長點如何確立；未來怎樣發展；前景如何，等等”，(10)這些都是當前文論建設所不可回避的問題。
陶東風認為，由于受本質主義思維方式的影響，大學文藝學教科書常常不是在特定的語境中提出并討論文學理論的具體問題，而是先驗地假定了問題及其“答案”，把文學藝術理解為具有“普遍規律”、“固有本質”的實體，熱衷于生產“普遍有效”的文藝學“絕對真理”。這使得它既喪失了學科的自我反思能力又無法回應日新月異的文藝實踐提出的問題。因此，“學科建設和教材改造的核心是反思文藝學學科中的普遍主義與本質主義傾向，強調文藝學知識的歷史性與地方性。應該打破‘四大塊’的構架與剪刀＋漿糊的編寫方法，在認真研究中西方文學理論史的基礎上，提出不同國家與民族的文學理論共同涉及的幾個‘基本問題’與重要概念�！雹夏壳�，陶東風等學者所申請的教材改造項目已列入北京市精品教材規劃，研究者們在反思大學文藝學現有教材的基礎上，力圖體現新的文學觀念、教育／教學理念以及教材編寫理念。此外，童慶炳、吳中杰、古風等學者對文藝學教材的研究也在文藝理論界產生了一定影響。
在2001年的“當代文學理論新趨勢與教學改革研討會”上，專家學者們對文藝理論的教材問題展開了廣泛的討論。童慶炳以他所主編的《文學理論教程》教材和五六十年代的文論教材做了一個比較，認為文藝學教材，不能只有框架，沒有體系。新教材的特點是吸收了中外文論的成果，避免以偏概全。對國外文論教學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進展，例如，魯曉鵬對美國的文論教學情況的研究，周啟超對俄羅斯文論新教材使用情況的研究等都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孫紹振、陳良運、南帆等認為，“中國的文學理論正經受著挑戰。我們有理由將這種挑戰理解為一個重大的契機：現在恰恰是考慮文學理論學科重建的時候了。”“回到歷史語境之中，文學理論當然無法回避對于文學生產工具以及傳播體系的考察。不言而喻，現今的文學大量生存于報紙、電影、電視以及互聯網中，文學理論有理由將這些文學生產工具傳播體系以及崛起的大眾文化納入視野�？疾煳膶W如何與新的文化環境對話，發現哪些新的文學類型正在浮現，這顯示了文學理論學科的開放性。”所以說，“重建文藝理論學科是時候了”。
但是，如何“重建文藝理論學科”卻是一個頗有爭議的問題。李春青認為，自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文學理論界掀起的人文精神大討論偃旗息鼓之后，這個學科實際上已然處于一種面臨解體的尷尬狀態�！薄澳欠N作為總體性意識形態之話語表征的文學理論成為歷史陳跡之后，那種以揭示普遍原理、規定共同準則、吁求同一種價值功能的文學理論實際上已經壽終正寢了�！倍鴷r下許多學者還循著老路苦苦追尋“文學的本質”究竟是什么之類嚴肅而神圣的問題，實在是空耗精神!⒀曾慶元的看法則恰恰相反，他認為“時下的不少文學理論過分注重文學活動中的具體問題，缺乏對文學為什么(人為什么需要文學)、文學是什么、文學的創作和發展有什么樣的‘規律’、‘原則’等普遍有效性問題的全局關照，而使自己的研究處于低水平的重復上，難以實現質的蛻變和飛躍�！�
文學理論這一學科獲得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依據的出路何在呢?李春青認為，應該“強化自身的學科性，即凸顯學科的獨立性與有效性”。具體地說，一、確定那些具體的、有追問意義并且有可能找到答案的問題作為本學科的研究對象。二、將具體文學觀念的生成過程、基本特征以及它與其他文化現象的互動關系視為當然的研究范圍。三、文學理論要有自己的價值追求，應該探討具體的文學作品之于特定時代、特定社會集團的意義與價值。(15)
胡經之則認為應重點處理好這樣三個關系：“自律”與“他律”如何統一?“具體”和“抽象”如何結合?“對話”與“獨白”如何互動?⒃錢中文認為，“文學理論的建設，是新的文化建設的需求，在當今全球化的氛圍中，它無疑應當面向現代性的訴求，面向創新，面向人文價值的追求，面向重構，面向建設，面向新的理性精神。它可以適當地吸取某些后現代性因素，如反對文化霸權主義、文化的唯中心論、僵死教條等等，但不是后現代式的滿足于事態的描述、報告與消解。”
三、文藝學學術史研究的現狀和意義
有關統計表明，20世紀中國出版的文學史著作超過了1000部。這其中包括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印的《中國文學史舊版書目提要》著錄1949年以前各類文學史著作320余種；遼寧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文學史版本概覽》著錄1949-1991年間的同類史著578種；加上近年出版的數字，20世紀出版的文學史著作當在1000種以上。
到了新舊世紀之交，學術回顧與反思仿佛是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股潮流。各個學科都在回顧來路，反思歷史，總結經驗教訓。僅就“中國20世紀文藝學”而言，這類回顧與反思之作就不下數十種之多。如黃曼君主編的《中國百年文藝理論批評史》、陳傳才主編的《文藝學百年》、莊錫華的《20世紀的中國文學理論》和《文藝理論的世紀風標》、楊春時的《百年文心——20世紀中國文學理論思想史》、余虹的《革命、審美、解構——20世紀中國文學理論的現代性與后現代性》、劉增杰的《云起云飛》、倪邦文的《自由者尋夢》、解志熙的《美的偏至》、沈衛威的《自由守望》、孫先科的《頌禱與自訴》、關愛和的《古典主義的終結》等。這些著作都從歷史視角對文學及其理論的發展與規律進行了側重點不盡相同的研究。但是，從學術史的角度對20世紀文藝學進行清理和反思，卻是一個全新的課題。這一課題出現在世紀之交，是否可以說是文學研究發展到一個特定時期所必然會出現的一種“理論自覺”和“歷史自覺”?從一定意義上說，2001年由杜書瀛和錢競主編《中國20世紀文藝學學術史》，這一4卷5本、140萬字的學術巨著的編撰和出版，正是這種“理論自覺”和“歷史自覺”的重要成果。
20世紀文藝學學術思想的變化極為復雜，要清理出一個頭緒來是一項極為艱巨的學術工程。樊駿認為，僅就20世紀后50年的文藝學學術史而言包含著這樣幾個不同的時期：一、50-70年代是文學研究的大批判時期；二、70年代后期是反思時期；三、80年代中后期是一個提倡新觀念、新方法的時期；四、90年代學術研究工作開始重視學術評議和學術史總結，說明文學研究出現了一種自覺的學術意識。
近百年來，中國文藝學處在中西文化交匯的背景下，時代變化快，學術面貌紛繁復雜。最近20年學術界有這樣一種共識，那就是提倡文藝學研究的理論自覺和獨創精神，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文藝學體系，在這樣一種學術背景下，文藝學學術史應該將這種“理論自覺”的要求上升到歷史的高度。童慶炳、何西來等認為，在新世紀從事學術史研究至少有這樣幾個方面的表現意義：第一，時代需要大氣魄、大規模、系統性、開創性的學術史研究著作，這樣的研究具有多方面的開拓性意義。其最主要的功績就是文藝學學科進一步清理出了一塊場地，為今后的文藝學建設作出了貢獻。第二，把中國文學發展史的內在原因和外在原因結合起來，從總體上加以把握，應該讓學術史的整體性特征得到合理體現。第三，學術史的寫作觀念應該新穎獨到，應該體現新世紀的學術特征。第四、學術史研究應該自覺地擺脫長期以來過分強調文藝的政治意義，過分強調文藝的意識形態屬性的老套路，從更多的視角，多方位、多層次、系統地、全面地綜合考察文藝學運行的歷史軌跡。第五、應及時總結文藝理論研究的新成果，并將新時期以來的新觀念新方法容納到學術史的研究之中。第六、應盡力從一個獨特的視角理出明晰的歷史線索。對歷史上文論家為什么會提出這些問題，為什么要這樣解決這些問題，要有一個盡可能合理的答案。
童慶炳強調，應該特別注意理論史的觀念問題，因為“觀念的新穎獨到，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寫史不但要寫‘史實’，更要有‘史識’。現在看到的不少稱為什么什么‘發展史’的著作，資料很豐富，但見識很少，只是把這些資料連綴起來而已，這樣的著作最多只能成為‘資料長編’”。
有學者認為，中國文藝學界的歷史遺忘，理論的歷史性喪失，理論的“事件化”長期得不到文藝理論工作者的重視，這的確是一個值得我們注意的學術現象。陶東風在評論《中國20世紀文藝學學術史》時說：“《學術史》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強烈地體現出了理論與歷史的互動關系。把理論還原為歷史。從事理論研究的學者如何進入理論，是值得深入探討的一個問題。進入歷史，可以豐富并檢驗理論，使一些喪失了歷史維度的理論重新歷史化�！比�，對“文學”觀念的產生、演化進行歷史性的考察，我們會真切地發現，所謂的“純文學”其實只是一種歷史建構物而已。又如，文學批評與研究的建構與體制化及其與更廣闊的社會活動的關系等，只有進入歷史，才能獲得實質性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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