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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銀行中間業務立法研究
一、我國商業銀行中間立法的現狀
1、相關立法較多，但針對性立法較少
有關中間業務的立法除了我們熟悉的針對中間業務的專門性立法——2001年制定的《商業銀行中間業務暫行規定》（以下簡稱“規定”）之外，尚有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等多部法律法規涉及此間題。例如，《合同法》中有關于融資租賃的規定，中國人民銀行頒布的《支付結算辦法》、《國內信用證結算辦法》等規章。
2、針對傳統中間業務的立法較多，對新型中間業務的規范立法較少
由于我國對金融安全的高度重視，以及傳統行政管理力量的強大，關于傳統中間業務方面的規章制定得較多。突出表現為支付結算類規章繁多。而我國新型中間業務開展的時間較晚，種類也較少，因此，相關的立法也就較少。
3、眾多法律規范之間缺少協調，相當一部分規范較為陳舊
把中間業務作為一個整體法律調整對象來看，對其調整的規范分屬法律、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等不同層級的法律淵源和民商法、金融法等不同的法律部門。其中的級別沖突、理念沖突以至具體規范的沖突比比皆是。同時，很大一部分規范性文件出臺的年代久遠，也未作及時修改，面對飛速發展的金融創新，已然力不從心。
4、禁止性規范較多，對金融創新的制約太大
中間業務的法律規章（已經頒布的）大多存在規范制定過于嚴格，制約過于嚴厲的特征。頒布的中間業務規章名為法律規章，精神實質是行政管理的具體化、明確化和形式法制化。在中國向市場經濟轉軌，金融改革逐步深化的過程中，這樣的指導或許是必要的，但從長久計，這種狀況應該改變。
5、中間業務立法的國際化程度不高
我國的中間業務立法，大多是滿足于國內金融監管的需要，與國際接軌的程度較低。針對中間業務的國際慣例發展很快，眾多的慣例相繼形成，并為多數國家所接受。例如，UCP500，ISP98等等。這些慣例業已成為銀行從事國際業務的指南。而目前國內立法中，只有《國內信用證結算辦法》是參照UCP500的要求進行的對應立法。
6、相關的準立法——司法解釋的滯后
中國成文法的法律傳統決定了司法解釋在法律適用上的重要地位。綜觀我國民商事領域的執法環境，有關的司法解釋數不勝數，推陳出新的速度也很快。但在中間業務領域的司法解釋卻屈指可數，且僅有的司法解釋也只是針對業務中某一方面的具體問題說明，而不是全面的法律適用的規定。例如，針對信用證方面的司法解釋，目前只有《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能否對信用證開證保證金采取凍結和扣劃措施問題的規定》。
二、造成目前立法現狀的原因分析
造成目前中間業務立法現狀的原因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分析。一是金融實踐——中間業務本身的現狀。二是金融立法的指導思想。
中國商業銀行目前開展的中間業務大多還是傳統的類型——中介服務類，其科技附加值不高，金融風險性不大。因此，立法者對此立法規范的愿望并不強烈。這就是中國目前中間業務立法較少的原因，當然，由于立法較少，相應的司法解釋也就不可能多。因為，法院不可以越俎代庖，對沒有立法的“法律法規”進行司法解釋。
由于金融運行的規律性強，金融立法的技術要求高，專家立法就成為必然的要求。但是，專家立法的缺陷也是不言而喻的。由專家制定的法律法規往往就是對相應的調整對象的重現和敘述，缺乏法律所應有用語的準確性和邏輯的嚴密性。當專家立法和行政力量相融合后，順理成章地造就了我國中間業務法律法規的“行政辦事指南”的面孔。
中國經濟轉軌、金融改革仍在繼續的現狀也是造成目前中間業務立法數量少、規范力度大，與國際接軌差的原因。隨著中國改革進程的加速，這一狀況必將得到改變。十屆人大通過了國務院的機構改革方案，新成立了“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銀監會”）。銀監會的成立必將對商業銀行中間業務的監管提出新的要求，進行相應的立法。
三、中國商業銀行中間業務立法中應該關注的幾個問題
1、明確立法思想
在中國的金融立法進程中，存在明顯的階段性沖刺立法和立法重點不勻的現象。在80年代初期的金融改革中，中國新金融體制的建立主要依靠的是行政力量。在95年以后的一段時間，中國金融立法突飛猛進，制定了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等一大批金融基本法律。在2001年前后，應對入世要求，中國又針對外資金融方面進行了相應的立法和修法。可能正是由于金融立法的“大事”太多，中間業務的立法很難有暇顧及。于2001年6月21日以“暫行規定”面目示人的第一部較為全面規范商業銀行中間業務的規章姍姍來遲。在銀行的競爭轉向中間業務的競爭的時候，有關中間業務的金融立法步伐著實應該加快了。
2、注意與傳統業務之間的協調性
中間業務與傳統的資產業務、負債業務并列為銀行的三大業務。但是中間業務與傳統業務的法律區分并不能割斷他們之間的事實上的聯系。從形式上看，中間業務列于資產負債表外，而資產負債業務列于表內。但是，多數中間業務，尤其是作為金融創新產物的新鮮的中間業務與傳統業務有著本質的聯系，或是傳統業務的延伸，或與傳統業務結合。因此，將他們在立法上完全分開是不可取的。
注意與傳統業務的協調還應該注意立法形式上的協調。對銀行傳統業務的特別關注是我國的特點，相關的立法較多，且級別較高。例如，負債類業務中有《儲蓄管理條例》，資產類業務中有《借款合同條例》、《貸款通則》等。同為金融業務種類，但法律上的關注程度迥然不同。在今后的立法中，應該注意平衡協調。
3、注意與國際慣例的接軌
當今世界已是一個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一國的金融體系已經成為國際金融體系的組成部分。因此，立法當局的立法活動必須著眼于世界，在充分考慮國際慣例的前提下，制定出維護本國經濟利益，保障國內金融體系穩定的金融法律法規。目前，中間業務類的國際立法和國際慣例主要有：國際信用證統一慣例（UCP500）、國際托收統一規則等。有些慣例正在形成之中，我們應該密切關注其發展動向，及時合理地吸收到國內立法中來，不要犯立法一旦完成就落后了的錯誤。
4、注意監管的尺度，處理好監管和服務的關系
從中間業務的性質來看，其屬于金融業務的范疇。在法律上看來，本屬于私法自治的領域，公法的干預應該盡可能的少。但由于金融業的特殊性，公法的干預在各國都是普遍的現象。但在全球金融管制放松的趨勢下，我國的中間業務立法應該把握好干預的度，尋求金融監管和服務金融、促進金融業發展，提升我國金融競爭力之間的平衡。
中間業務立法的基調應定為金融業務監管法，但監管應該是宏觀上的監管、程序上的監管，具體的業務監管應交給銀行業協會或銀行自身，以行業規范或銀行內部自控制度的方式進行。當然，在這一過程中，法律可賦予監管當局一定的指導職能、監管當局也可以以行政指導的方式協助銀行完善相關的制度。一定要樹立這樣一個指導思想，監管是為了規范，規范是為了發展。如果監管的結果是束縛了銀行時發展，那這樣的立法是失敗的。
5、注意立法的體系化，協調法律法規之間的關系
立法的散亂會導致法律之間的沖突加劇和法律適用上的困難。在金融法律立法之初，很多情況是應急立法和專項立法，立法中的偏頗在所難免。但是，在社會關系發育成熟之后的立法，應該注意立法的體系化和協調性。在十屆人大通過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成立銀監會之后，相應的金融法律肯定要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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