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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的基礎
直到最近,經濟學尚被普遍看作一種必須依賴于對現實世界的觀察、而不能依靠在實驗室里做受控制的實驗來進行研究的非實驗性科學。許多評論者發現受利己主義和理性決策所支配的“經濟人”(homo oeconomicus)這一普遍假設存在局限性。然而,經濟學研究已經開始朝著新的方向起飛。大量和日益增多的科學工作致力于對經濟學傳統的基本假設的經驗檢驗和修改,特別是有關無限理性、純粹利己主義和完全自治的假設。而且,目前的研究越來越依賴于來自實驗室的新的實驗數據,而不是從對實際經濟的觀察中所得到的傳統的現場數據。最近的這些研究源于兩個區別顯著、但正趨于一致的傳統:一是認知心理學中有關個人決策的理論和經驗研究;二是以實驗的方法對經濟理論預言的檢驗。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已經躋身于經濟學最活躍的領域之列。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就是在這兩個領域從事研究的前輩。
一、實驗經濟學的基礎
傳統上,經濟學被看作一種完全依賴現場數據的非實驗性科學。許多人認為,這一點是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繼續發展的障礙。除非我們可以進行受控制的實驗,否則對經濟理論的檢驗將永遠是有限的。僅僅根據現場數據,人們很難判斷一個理論是否失敗或何時失敗,并正確地指出失敗的原因。在理論與受控制的實驗觀察兩者之間的反饋渠道在經濟學中基本不存在。
一種新興的、被稱作“實驗經濟學”的研究領域的建立從根本上對這一觀點提出了挑戰。在受控制的實驗室里,實驗者以簡單、抽象的形式模仿在市場和其他經濟交往形式中出現的場景,以研究這些場景中的人類行為。這些實驗的結果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廣并應用于市場環境,對此尚有爭議。但是,微觀經濟行為的實驗結果能為經濟理論的發展提供重要信息。
早年已有前輩學者從事經濟學的實驗研究。50多年前,張伯倫(Chamberlin,1948)試圖通過實驗來檢驗新古典的完全競爭理論。約翰·納什(John Nash)——199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與他的同事通過設置一個實驗對博弈論的預測能力進行了早期研究。
然而,毫無疑問,實驗經濟學的主要研究者是弗農·史密斯。史密斯不僅作出了最重要的早期貢獻,而且始終是這一領域中的一個關鍵人物。他培養并聯合了大批從事實驗經濟學研究的年輕人,其中成就最為卓越的當屬查爾斯·普洛特(Charles Plot),他在這一領域也作出了重要貢獻。
1.市場機制
弗農·史密斯的意義最重大的工作涉及市場機制。他對競爭性市場所做的創新性實驗
(1962)、對不同拍賣形式的檢驗(1965,1976,1980),以及對“誘導價值法”(induced-value,1976)的設計,都為這一領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史密斯第一篇實驗文章的靈感來自張伯倫(1948)的課堂實驗。當時,張伯倫是史密斯在哈佛大學的老師。他讓實驗參與者扮成一個虛構商品的買者和賣者,進行討價還價。張伯倫認為實驗結果證明標準新古典理論關于完全競爭市場的模型是錯誤的。
史密斯意識到,如果接受實驗的人被放在一個與現實市場更加相似的場景中,張伯倫的結論將更加引人注目。于是,史密斯設置了一個實驗,在一個“雙向口頭競價”(double oral auction)中參與者被分成潛在的買者或賣者兩個群體。買者和賣者的角色是隨機分配的。為每個賣者提供一個單位將要出售的商品和一個保留價格v。賣者不允許以低于v的價格出售商品,而以p>v的價格出售,賣者可以獲得p—v的收益。同理,每個買者也被分配了一個保留價w,這是他們允許購買的最高價格。
史密斯(1962)就此總結到:“只要共謀被禁止,所有的出價和交易都絕對公開……競爭性的均衡就很有可能實現。……供給和需求條件的變化引起每個時期交易量和成交價一般水平的變化。后者與競爭性價格理論的預言合理相符!
為了檢驗與理論的一致是否純屬巧合,史密斯和其他的研究人員后來做了一系列相似的實驗,實驗結果反復證實了史密斯最初的結論。此外,史密斯和普洛特(1978)的合作研究還發現:市場制度確實重要。他們比較了當買者和賣者被允許在一個交易期內不斷改變價格和在整個交易期內必須出示同一價格的實驗。結果發現,后一方案向理論均衡價格的集中減慢了。與收集現場數據相反,實驗方法得出的這個結論不可或缺:在以一種受控制的方式改變“市場制度”(本例中關于價格調整的規則)的同時,保持“市場環境”(本例中對保留價的分配)不變是可能的。
在幾乎所有市場實驗中,對一個假說的明確檢驗都需要控制接受實驗的人的偏好。這是一個主要困難,因為買和賣通常會受到參與者個人對收益和損失的特殊評價的影響,而研究人員不能直接觀察到這種評價。張伯倫(1948)首先提出了這個問題以及解決方法,主要是為每個接受實驗的人提供一種貨幣刺激,這就是“誘導價值法”。史密斯進一步發展了這一方法。
為了說明這一方法,可以考察一個在同質商品市場中扮演買者角色的人,假設實驗者想讓這個人表現出一個特定的需求函數D,然而,實驗者不知道這個人的財富效用u(w)。史密斯的方法是:對以價格p購買q個單位商品的人,付給R(q)—pq美元的報酬,其中R是所選取的適當的報酬函數。根據經濟學理論,這個人所消費的產品數量q將使q不斷增加所帶來的邊際收益等于所付出的邊際成本,即R’(q)=p。如果對于任何相關價格,(R’)-1(p)=D(p),只要未知的效用函數不斷上升且呈凹形,那么他的需求將與我們所希望的需求函數一致。
2.對拍賣理論的檢驗
自20世紀60年代初,拍賣理論便成為微觀經濟學理論和博弈論中最為成功的發展之一。史密斯用實驗對其中的許多主張進行了檢驗,而且,是他最先在實驗室把受控制的實驗作為“風洞”來檢驗新的拍賣形式。
隨著拍賣形式由簡單到復雜,理論研究深化了人們對現實世界市場運行的理解。傳統上人們把拍賣分成4種類型:英國式拍賣、荷蘭式拍賣、第一價格密封拍賣和第二價格密封拍賣。微觀經濟學理論還區分了具有個人價值和共同價值的拍賣。在個人價值拍賣中,拍賣者的評價在統計上獨立。相反,在共同價值拍賣中,買者的價值具有共同的成分。
經濟學理論對個人價值拍賣作出以下3種預言:(1)就誰將獲得該物品和賣主的預期收益而言,英國式拍賣和第二價格密封拍賣相同。這一結論源自個人理性;(2)荷蘭式拍賣和第一價格密封拍賣相同,這一結論源于對納什均衡行為更加有限的假設;(3)如果所有買者是風險中性,4種拍賣形式相同。
為了檢驗這些和其他一些理論預言,史密斯做了許多實驗。他發現:關于預言(1),正如理論所說,英國式與第二價格密封拍賣確實產生相似的結果;關于(2),與理論相反,荷蘭式與第一價格密封拍賣沒有產生相同的結果;關于(3),假設買者具有相同風險態度的模型應當被拋棄。此外,他還發現英國式和第二價格密封拍賣的平均銷售價格高于第一價格密封拍賣,后者的平均銷售價格又高于荷蘭式拍賣。
在這些結果中,最意外的一點是荷蘭式拍賣與第一價格密封拍賣不同。對此的兩種理論解釋是:在荷蘭式拍賣中,效用不僅取決于貨幣結果,而且取決于“等待的焦慮”;出價者低估了與荷蘭式拍賣中的“等待”相關聯的風險的上升。
3.實驗室是“風洞”
為了研究人們為放松管制、私有化、公共物品供給所設計的制度機制的表現,史密斯和普洛特首創了把實驗室作為“風洞”(一種用于檢驗航空器模型的實驗裝置)加以運用的方法。由于上述機制往往很復雜,實驗方法就尤其適用。史密斯研究了為公共物品提供所設計的激勵相融機制。在實驗中,他檢驗了由經濟學理論家所提出的機制和自己所作的某些變形的有效性。
4.實驗方法論
除了關于市場和拍賣的大量研究結論之外,史密斯的工作對經濟學方法論也具有重要影響。他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的重要文章“實驗經濟學:誘導價值理論”,為在實驗室里設計經濟學實驗提供了富有實踐性的詳細指導。近年來,這篇文章已經成為實驗經濟學者研究的范例。
由史密斯開發的實驗方法不同于心理學中使用的實驗手段。為了抵銷決策成本帶來的扭曲,這種方法強調為接受實驗的人提供足夠貨幣刺激的重要性。他還著重指出將實驗設計成重復實驗的重要性,從而使接受實驗的人熟悉并理解實驗環境。
二、行為經濟學的基礎
大約半個世紀以前,愛德華茲(Edwards,1954)引進決策作為心理學家研究的主題,同時,西蒙(Simon,1956)也提出一種基于有限理性的信息處理和決策方法。然而,認知心理學中的研究并沒有推而廣之,直到丹尼爾·卡尼曼和阿莫斯·特維爾斯基(1996年逝世)發表了他們關于判斷和決策的研究成果。雖然卡尼曼的研究遵循了認知心理學的傳統,但對經濟學家也具有指導意義。在討論卡尼曼的特殊貢獻之前,下文將簡要介紹經濟學和心理學中關于決策概念的某些區別。
1.經濟學和心理學中的決策
經濟學家通常假定市場行為主要受物質利益的刺激,經濟決策主要受利己主義和理性支配。理性意味著決策者為了在一定的目標和可選擇方案下作出最優決策而以一種富有邏輯性和系統化的方式使用現有信息。這些決策是以一種前瞻性的方式作出的,充分考慮了當前決策的未來后果。
在心理學,特別是認知心理學中,一個人通常被看作一個系統,以自覺、合理的方式編碼、解釋現有信息。但是,其他一些不太能意識到的因素也被認為在以系統化的方式支配人類行為。正是這種更為復雜的觀點開始滲透到經濟學理論近來的發展當中。
傳統上,經濟學家給定決策者對可用選擇的偏好,并使其保持不變,認為決策者對自然狀態和自己行為的效果會形成預期,并根據統計原則處理現有信息。在既有的市場條件下(該條件決定了決策者可選擇的方案組合),決策者的行為就被假定為:正確地分配相關隨機事件的概率,選擇一個使預期效用價值最大化的行動。
相比之下,認知心理學家考慮的是一個交互作用的過程,幾個因素都會對決策產生重要影響,比如知覺、信仰或心智模式。諸如感情、態度等內在動機也會影響一項決策。此外,對以前決策及其后果的記憶是一個至關重要的認知函數。在這種復雜觀點下,人類行為被認為是局部地適應于一個既定的環境。行為具有適應性,取決于環境和瞬間的感知狀態。
卡尼曼等人通過調查和實驗收集到的事實,對經濟學的理性假設,至少是對復雜決策情景下的理性假設提出了質疑。例如,現實世界中的決策者不總是依據概率法則評價不確定前景,有時,制定決策會違背預期效用最大化原則?崧呢暙I主要是關于不確定條件下的判斷和決策。
2.不確定條件下的判斷:直觀推斷和偏見
卡尼曼和特維爾斯基發現了不確定條件下的判斷是如何系統性偏離傳統經濟學的理性原則的。隱含在他們早期研究中的基本觀念是:人們通常往往無法充分分析包含經濟和或然判斷的情境。在這樣的情境下,人的判斷依賴于特定的捷徑和直觀,有時會產生系統性的偏見。
一個基本偏見是:人們似乎會使用“小數定律”,將相同的概率分布用于小樣本和大樣本的經驗平均值,違背了概率理論中的大數定律(特維爾斯基和卡尼曼,1971)。例如,一個著名的實驗發現:接受實驗的人認為,不管是在小醫院還是在大醫院,某天出生的嬰兒中男孩的可能性都有60%以上?傊,人們似乎不會意識到隨機變量樣本平均數的方差隨著樣本規模的增大而遞減的速度。另一個相關的例子是“賭徒的謬論”:許多人認為在隨機機制下第二次抽簽與第一次抽簽負相關,即使每次抽簽在統計上獨立。
小數定律與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有關,卡尼曼和特維爾斯基發現這一直觀推斷在人的判斷中是一個重要因素。特維爾斯基和卡尼曼(1973,1974,1982)在幾個簡潔的實驗中舉例證明了這種直觀推斷的功能。他們要求接受實驗的人在既定描述的基礎上給人歸類,比如是推銷員,還是議員。如果對某個人(從總體中隨機抽取)的描述是“關注政治,喜歡參加辯論,渴望在媒體上露面”,大多數接受實驗的人會說這個人是一個議員,即便推銷員在總人數中占較高比例而使這個人為推銷員的可能性更大。此后特維爾斯基和卡尼曼(1973)為了進一步考察這種思維的直觀,為接受實驗的人提供了關于總體人群真正比例的信息。實驗結果證明,這些信息幾乎對人的判斷沒有任何影響。
另一個或然判斷中普遍存在的偏見是可用性(availability),即人們是通過很容易想起的事例來判斷概率,結果造成較高權重被分配給突出或容易記住的信息。認知心理學中的一個研究成果是:與陌生的信息相比,熟悉的信息更容易從記憶當中獲取,被認為更實際或更相關。僅僅在媒體上重復某一信息而不論它的準確性,會使該信息更容易獲取,從而被錯誤地認為更準確。
這些關于人類判斷的事實證明,人們的推理以系統化的方式違背了概率基本原則。因此,卡尼曼的研究對一個傳統經濟理論基礎的經驗有效性提出了強烈質疑。
3.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預期理論
現有事實表明,不僅判斷,而且決策也系統化地偏離了傳統的經濟學理論,特別是許多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背離了預期效用理論的預言。
對不確定條件下決策的預期效用理論的偏離首先由198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莫里斯·阿萊(Maurice Allais)第一個指出,形成了“阿萊悖論”?崧峁┝烁鼜V泛的關于預期效用理論偏離的事例。
卡尼曼和特維爾斯基在一篇具有重大影響的文章“預期理論:關于風險狀態下決策的分析”中提出了另一個模型架構。預期效用理論是自明之理,而他們的預期理論則是描述性的,是從經驗觀察中以歸納的方式發展而成,不是從一組邏輯公理中演繹而來。后來,卡尼曼和特維爾斯基(1986)認為,事實上兩種方法都是必需的:預期效用理論描繪了理性行為的特征,而預期理論則描述了實際行為。雖然預期效用理論為某些簡單和透明的決策問題的現實選擇提供了準確的代表,但大多數現實生活中的決策問題是復雜的,需要更加豐富的行為模型。
預期效用理論的模型表達是:假定對財富w存在一個實際價值函數u,如果行動a使出現不同wi的概率為Pi,行動b使出現不同wi的概率為qi,那么當滿足下列條件時決策者選擇a行動而不選擇b行動:
相比之下,預期理論規定了兩個函數的存在,即v和π當滿足下列條件時,決策者選擇a行動,不選擇b行動:
可見,兩個理論模型存在三點區別。第一,在預期理論中,決策者感興趣的不是財富的最終價值,而是財富相對于某一參照點的變化Δw。卡尼曼和特維爾斯基認為,一個決策問題具有兩個階段。為了給眼前的決策確定一個合適的參照點,問題首先被“編輯”,接著選擇的后果被“編碼”:超過參照點的視為贏利,低于的視為虧損。編輯階段之后是評價階段。
第二,就是關于預期理論中的價值函數v(圖1)。除了該函數的自變量是財富的變化之外,這個函數還呈S形。凹的部分是收益,凸的部分是損失,顯示了對兩種方向上的變化的敏感性的逐步降低。而且,它在0的位置上有一個拐彎,少量損失比少量收益上的函數更加陡峭。相反,預期效用理論中的效用函數u在任一點都是平滑、凹陷的。
第三,預期理論中的決策權重(Decision Weight)函數(圖2)是目標概率p和q的變形。這個函數單調上升,在0、1處間斷,它系統性地給小概率過多的權重,給大概率過小的權重。
這些區別使預期理論與上文所提到的經濟事實相符。既然人們在財富變化的基礎上評價風險前景,關于編輯階段的適當假定將使模型與普遍觀察到的、人們根據問題的構筑方式不同而作出不同選擇的現象一致。價值函數v在參照點上的拐彎意味著人們的選擇與損失厭惡假設相符。對價值函數上變化的邊際敏感性逐漸降低的后果是使決策者變成了面向收益的風險厭惡者和面向損失的風險偏好者。而且,決策權重函數高估小概率、低估大概率的事實可以解釋“阿萊悖論”。
總之,由卡尼曼等人所做的經驗研究揭示了幾個在不確定條件下進行選擇的規律,預期理論中蘊涵的思想對解釋這些規律大有幫助。與預期效用理論相比,預期理論及其擴展在更為準確地描述風險條件下的個人行為方面邁出了重要的步伐,現已成為該領域許多應用經驗研究的基礎。
三、總 結
丹尼爾·卡尼曼運用認知心理學中關于心理過程的深刻見解,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了人們制定經濟決策的行為?崧吞鼐S爾斯基對不確定條件下決策行為的研究最有影響力?崧對行為經濟學等其他領域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崧呀洺蔀榻谠谛袨榻洕鷮W和金融學研究領域中所出現的繁榮景象背后的一個主要靈感來源。他的研究對其他領域也產生了重大影響。
弗農·史密斯是開創以實驗作為經濟學經驗方法論的一個最有影響的人物。與卡尼曼不同,他沒有以挑戰傳統經濟學理性決策理論而開始,而是檢驗了關于市場表現的假說。卡尼曼的調查和實驗主要關注個人的決策,而史密斯則將實驗的重點放在特定市場環境下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作用上。他還強調了方法論問題,發展了具有實踐性的實驗方法,建立了構筑一個良好實驗的標準。基于史密斯的成就,許多經濟學家開始把實驗室實驗作為一個基本工具。
近來的一股研究熱潮利用了心理學和實驗經濟學傳統的結合,對經濟學和金融學的所有領域意義深遠。盡管卡尼曼和史密斯的研究在許多方面不同,但他們的科學貢獻聯合起來已經改變了經濟科學的方向。最初,經濟學界對他們的研究持懷疑態度。在經歷了長期和進一步的研究工作之后,他們的主要思想開始在這個領域滲透。正是他們的成就使今天的許多經濟學家將心理學的見解和實驗方法看作現代經濟學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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