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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經濟學分析的心理學基礎研究綜述
摘要：本文是對MattheW Rabin及其他一些經濟學家研究理論的一個首要綜述。傳統的經濟學假定人類有一個穩定的、明碑塞叉偏好，人們在不確定條件下最大化自己的偏好。而Matthew Rabin認為傳統的經濟學假設是錯誤的，他認為人類的偏好是隨時間變化的。人們在最大化其偏好時也會出現系統錯誤。
關鍵詞：效用函數 不確定性 風險厭惡 參照水平 判斷偏差 框架效應
及其他一些經濟學家從心理學的角度對主流經濟學提出質疑，向傳統的經濟學的某些假設提出挑戰。他們認為因為心理學系統地探索人類的判斷、行為和福利，所以經濟學的研究應該更多地同心理學相結合。本文便是對Mathew Rabin及其他相關作者文獻的一個理論綜述， 文章一共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探討效用函數的真實形式，第二部分探討效用最大化模型正確與否，最后一部分做出本文也就是作者的結論。
效用函數的真實形式應同時包含產出水平與參照水平認為個人的偏好通常決定于產出相對于參照水平的變化，而不是僅僅由產出的絕對水平決定。尤其是在參照點附近，人們對損失的厭惡超過了對獲得的喜好。
參照水平和風險厭惡認為相對于產出本身的數量而言，人們對于產出對參照水平的偏離更加敏感。同樣水平的收入增量對于某些人來講微不足道，而對另外一些人來講卻是飛來橫財一一這可能取決于他們當前的財富存量，因而應該在效用函數中應該加入消費的參照水平。舉例來說，t時刻的效用不應僅取決于當前的消費水平C t，還應包括參照點R t，這個參照點取決于過去的消費和對未來消費的期望， 因而效用函數不是Ut(ct)，而是Ut(rt，ct)。
和Kahne血an(1991) 對于和Thaler(1990)所做的實驗可以很好地說明這一現象：
“Kahneman，Knetsch和Thaler(1 990)在一個教室里進行了一個稟賦效應的實驗，在某個實驗中當學生選好位置后，有1/的學生面前有一張零售價值為$5的毛毯。
所有這些參與者面前有一張問卷，毛毯接受者(賣方)的問卷是：‘你可以將毛毯以某一價格賣掉(如果這個價格你能接受的話)，對于每一個可能的價格你可以選擇(X)接受價格賣掉毛毯，(Y )保留毛毯帶回家去給出的價格從$0.5到$9.5不等，每一檔次隔5 0美分。那些沒有毛毯的學生(選擇者)也被給了一個相似的問卷，這些參與者被告知他們面臨兩個選擇，要么是得到一條毛毯，要么是得到一筆錢，錢的數目從0.5到$9.5不等。選擇者和賣者面臨同樣的選擇問題， 但他們有不同的參照狀態，對于選擇者而言毛毯意味著獲得，而對于賣者而言意味著損失。損失厭惡表明金錢和毛毯的交換對于二者而言參照水平不一樣，事實上在本實驗中毛毯的價格對于賣者(面前已有毛毯)而言中值為$7.1 2，對于的選擇者(原來沒有毛毯)而言中值為.12”。
這個實驗的結果表明了偏好可以由參照水平和消費水平所決定的效用函數來決定。
不確定性和期望效用定理在不確定性情況下， 傳統的經濟學模型假定人們的偏好服從期望效用最大化定理。在過去的幾十年里， 經濟學家和心理學家已經聚集了大量的關于期望效用定理的反例，Matthew Rabin借用了其中一個比較著名的案例，就是人們熟知的“阿萊”
悖論。這個例子假定有四種可能的選擇，每一個選擇可以獲得0美元，1 00萬美元或萬美元的概率結果如下。
對這個例子的研究發現：當人們在C和中選擇時，人們會選擇C，但在a和b中選擇時，人們會選擇a。這就和期望效用定理發生了沖突，期望效用定理表明一個人在一些偶然事件中發生某種偏好的概率獨立于另外一些偶然事件發生的概率。在和d中選擇C這個人愿意用l1% 的概率獲得1 00萬美元的機會同1 0% 的概率獲得萬的機會進行交換。相對照的是，在和b的選擇中，人們選擇a，說明同樣的交易人們又不愿做了。這個悖論可以被解釋為當最壞結果出現的概率非常小(比如說a)，一個人需要將出現最好結果的概率增加得相當大來彌補最壞結果概率的一個相當小的增加(因此人們選擇a拒絕b);但是當最壞結果的概率很大(比如說d)， 個人將寧可增加最壞結果的概率， 以提高最好結果的概率(最終個人選擇C而不是d)。
大量的研究表明，人們既不形成連續表的主觀概率評估，概率進入偏好的方式也不決定于不確定性的自然特征，考慮這樣一個選擇問題(這就是著名的“埃爾斯伯格之謎”，Ellsberg，1961)某個人被告知以下兩個選項：
選項1：1 OO個球，紅色或黑色(未告知比例);選項2：100個球，5O個紅色，5O個黑色。
現在假定人們被布置了兩種選擇情形， 他們首先在以上兩個選項中選擇其一， 然后可能獲得$l00，取決于他們從這個選項中抽取得球的顏色：
選擇A ：必須從a和b中選擇其一; 從選項1中抽球，$1 OO如果紅色，如果黑色， 從選項2中抽球，$1 OO如果紅色，如果黑色。
選擇B：必須從選項C和d中選擇其一; 從選項1中抽球，$100如果黑色，如果紅色; 從選項2中抽球，$1OO如果黑色，如果紅色。
實驗結果表明許多人認為b比a好，比C好。這種顯示性偏好同偏好是產出和概率的函數是不一致的， 也就是說這種選擇同期望效用定理是不一致的， 即使允許偏好是非線性的也是如此，這是因為人們之所以選擇b而非a在于他們認為選項1中黑球比紅球多， 但選擇d而非a則是認為選項1中紅球比黑球多。這也表明了選擇的某種非理性。
效用最大化模型不一定總是正確前面的敘述都是在效用最大化框架下進行探討的，Matthew Rabin在下面將證明效用最大化不一定是描述經濟行為的正確方’法。
什么使我們幸福前面一節研究判斷偏差時表明人們在判斷其某項決定可能出現的結果時會出現偏差，Matthew Rabin在本節的研究表明，即使人們正確地預測出決定可能引起的結果，人們也可能會在預測從這個結果中所獲得的福利時出現系統錯誤。
人們在預測其效用時為何出錯呢認為其中一個原因在于人們會低估對變化調整適應的速度和程度。
在這里，Matthew Rabin引用了和Jamoff Bulman(1978)所做的一個調查，這個調查的目的在于找出彩票贏得者同未贏得者之間的幸福指數的差異，結果發現他們兩者之間并沒有明顯的差距，調查還發現彩票贏得者從六個日常活動中所獲得的快樂較以前相比更少了。他們的證據表明彩票獲得者并沒有預期的那么幸福，Matthew Rabin認為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形有兩種原因：第一個原因在于平常的經歷同贏得彩票這種巔峰狀態的經歷相比顯得太平常， 因而滿足感下降。第二個原因在于我們已經適應了自己的環境，和第一節中適應水平理論一樣，效用最終不僅由消費水平決定，更是決定于同現在我們新的參照水平的差距。
為說明人們在預測從自己的決定中所獲得的福利時會出現系統錯誤，引用了Herrstein和Prelecls(1992)所舉出的一個例子。他們基于一系列的證據發現人們傾向于根據直接的最高的效用來做出當前的選擇，而不會考慮未來的選擇對當前效用的影響。也就是說人們經常忽視“內部性” 即：某一時期的選擇會對另一時期選擇的效用產生影響。
假定你每天晚上有兩個吃飯地方：A或，你更喜歡在B地吃飯，但同時你也喜歡變換一下口味，你每晚獲得的效用如下：
從B地獲得的效用=7，如果昨晚你在地吃飯從B地獲得的效用=5，如果昨晚你在地吃飯從A地獲得的效用=4，如果昨晚你在地吃飯從A地獲得的效用=3，如果昨晚你在地吃飯在給定的每一天， 無論你當前吃飯的模式是什么，你在B 地吃飯的效用高于地，然而你的效用最大化消費應該是在，B 兩地輪流吃(這種輪流吃的效用是和4，平均為5.5)，而不應該是總在B地吃(得到的平均效用為5)。然而每一刻你都會問，“哪一家吃會獲得更大的快樂，A還是B?”結果是你往往會在B地吃得太多。
框架效應傳統的經濟學假設人們有一個完整的，明確定義的偏好，然而等通過研究發現人們通常缺少一個穩定的偏好序， 當選擇方式發生一個輕微改變時，人們的偏好也會發生變化，這就是所謂的框架效應。
研究已經證明了這樣一種擴大化了的框架效應：兩種邏輯上等同的問題會導致決策者做出不同的選擇。典型的框架效應包括不同的框架，他們的邏輯等價性既非完全透明，也不是極端模糊的，而個人的決策會被框架中被強化了的特點所影響。
引用Tversky和的例子來證明這一點：
給出響應者關于肺癌兩種治療方法的統計信息，同樣的一組統計信息給一些響應者以死亡率形式表示，而給另一些以生存率形式表示，響應者需表明他們所愛的治療方式， 信息如下問題l(生存率框架手術：l 00人手術，90人手術后存活下來，68人一年后健在，34人五年后仍健在。
輻射理療：l 00人理療，理療后全部生存，77人一年后健在，22人五年后仍健在。
問題l(死亡率框架手術：l 00人手術，l 0人手術中死亡，人在第一年內死亡，66人在第五年內死亡。
輻射理療：l 00人理療，理療后全部生存，23人在第一年內死亡，78人第五年內死亡。
同一個問題不同的框架造成了明顯不同的結果，那些偏好輻射理療的響應者的總的百分比在生存率框架中為l 8%(N=247)，而到死亡率框架中則上升到44%(N=336)。
認為框架效應的出現說明了人們只是有限理性的。選擇的出現會使人們注意同一個問題的不同方面， 導致人們在追求自己實際偏好時出現錯誤。有時框架效應在經濟學家的模型中不僅僅使人們在追求穩定的偏好中產生迷惑，甚至可能部分地決定人們的偏好。框架效應的出現使人們對傳統經濟學中穩定的、明確定義的偏好產生了更多的懷疑。
選擇和理由 ，認為近來的研究越來越多地表明，人們在做出選擇時并不是最大化其效用，而是通過問自己有什么理由選擇這，而不選擇那。舉例來說，Tversky 和證明人們在作選擇時，他們往往不是找到那些能夠給他們帶來最大效用的選擇，而是去尋找一個理由來結束他們的尋找，并且做出最終的選擇。下面的例子足以證明這一點：
學生要在學生公寓之間做出選擇， 一些被調查者接到如下問題：
想象你現在面臨著兩個宿舍之間的選擇，宿舍的特點如下：
每月，2 5分鐘到校園每月，7分鐘到校園兩者都有一間臥室，一間廚房。你可以選擇其一，也可以繼續尋求其他公寓，而繼續尋求你有可能失去其中一個或全部中國科教創新導刊教育心理研究的選擇。其他被調查者接到相似的問題，但這個時候，選擇Y被選擇z代替，選擇如下：
每月，25分鐘到校園每月，25分鐘到校園我們可以注意到，在x、Y_選擇中，價格便宜而Y 到校時間短，出現了矛盾。
而在x，z選擇中不存在矛盾，這是因為最優控制Z。因此在矛盾條件中沒有明顯的理由去選擇哪一項不選擇哪一項，而在控制條件中， 就有足夠的理由去選擇一項，而不選擇另一項。平均說來，在矛盾條件下，如在x、Y 選擇中，被調查者有% 得人要求額外的選擇;而在控制條件下，如在x、Z中只有40% 的被調查者要求額外的選擇。換句話說當選擇項難以理性化時，人們傾向于尋求額外的選擇項，而在容易進行比較的選項中，人們往往不再愿意尋求額外的選項。
認為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在矛盾條件中人們缺乏一個明確地選擇X 還是Y 的原因，一個價格更加便宜，而另一個更靠近校園，這兩個條件都是具有吸引力的，人們無法判斷孰重孰輕，所以這個時候矛盾就產生了。而在控制條件中，人們有一個明確的原因去選擇而不選擇z。這個實驗表明了人們進行搜尋部分地是在搜尋這個使他停止搜尋的原因，而不是僅僅在搜尋一個價值目標。
這也表明了選擇的某種不確定性或隨意性。
結語文章最后，綜合Matthew Rabin等學者的觀點，在此簡單給出本文的結論，即經濟學家多半仍然執著于自己“強加”給研究對象的“心理”偏好，而常常忽視真正的心理學研究結論。密切關注并結合心理學研究，這是今后經濟學理論發展所必須注意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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