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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償付能力監管體系的思考經濟學論文
摘要：長期以來，國內學者們普遍認為美國、歐盟、日本等發達國家的保險償付能力監管模式準確地反映了保險公司的資本充足性，并積極倡導我國結合自身保險市場特點加以借鑒與完善。然而，次貸危機以來，各主要發達國家的保險公司出現了保險償付能力危機，為盲目吸收和借鑒國外保險償付能力監管經驗敲響了警鐘。本文從我國保險公司償付能力的現狀出發，客觀檢討現有保險償付能力監管的問題，探索后金融危機時代保險償付能力監管模式的創新之路，對于保險公司償付能力監管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關鍵詞：保險償付能力;監管體系;政策建議
一、我國保險機構償付能力現狀
由于保險行業上市公司比較少，整個行業有關公司償付能力信息的透明較差，因此較難直接獲得公司償付能力的歷史數據。但國內已有學者運用模型對我國保險機構的償付能力進行了評價，例如楊金邊、謝利人(2009)運用BP神經網絡模型對1987—2005年壽險公司的償付能力進行了評價。研究結果認為，保險公司的償付能力在20世紀80年代比較強，到了90年代償付能力有所下降，在21世紀的前5年有所回升，但仍然低于80年代。
2010年6月，保監會發布《保險公司信息披露辦法》，要求保險公司于每年4月30日前在公司網站或保監會指定的報紙上向社會公布信息披露年度報告。一直以來諱莫如深的各家保險公司償付能力充足率才終于揭開了神秘的面紗。截至2011年5月31日，各家公司均在網站上公布了信息披露年度報告，根據各家保險公司公布的報告顯示，我國保險公司償付能力的現狀不容樂觀：一方面，雖然我國保險機構的償付能力總體情況良好，但仍有部分機構存在較大的問題。另一方面，保險機構面臨融資渠道受到限制的瓶頸問題。2010年國內有46家保險公司通過增資的形式完成注資，總增資額331.7億，8家公司通過發行次級債融資225.5億，合計增加資本557.2億。從整體情況看，增資方式主要靠股東注資和發行次級債完成，融資方式有限。
二、現行監管體系存在問題
目前，我國保險償付能力風險評估體系主要由償付能力充足率監管、預警指標監管和動態償付能力測試監管三項內容構成。其中償付能力充足率監管技術是在借鑒歐盟償付能力I的基礎之上發展而來，預警指標的監管技術是在借鑒美國IRIS指標的基礎之上發展而來的。從監管實踐看，盡管上述監管內容在我國償付能力監管中發揮著指導性作用，但其自身存在的制度缺陷導致現行風險評估體系的種種弊端逐漸暴露。
(一)償付能力監管技術具有自身的局限性
1、償付能力充足率監管的局限性
在現有的償付能力充足率監管技術框架下，監管指標的計算較為簡便，指標相互之間的可比性較強，監管的實施成本較低。然而，隨著國際上金融混業經營趨勢的不斷增強，保險產品不斷推陳出新，保險業務結構多元化趨勢不斷加強，該體系自身的缺陷和不足也逐漸顯現出來。
一是風險識別與評估的種類單一，不能全面衡量保險公司面臨的風險。《保險公司償付能力管理規定》及相關編報規則僅將保險公司承保風險列為重點監管內容。對保險公司同樣面臨的投資風險、信用風險、資產負債匹配風險等其他風險監管不足。
二是償付能力的評估方式過于簡單。在該體系的評估方式中，償付能力充足率是衡量保險企業償付能力是否充足的主要標準，而保險企業公司治理、內部風控等因素對償付能力的影響則被忽略。
三是對資產和負債的評估方法存在缺陷。一方面，對資產和負債的評估采用了不同的會計計量屬性，資產主要采用公允價值計量，而負債采用歷史成本法進行計量，會計計量屬性不統一。另一方面，資產的認可比例總體較高，不能真實反映我國當前資本市場的現實情況。
2、預警指標監管的局限性
我國在借鑒美國的IRIS的基礎之上，于2001年引入了償付能力預警指標監管。2008年7月保監會頒布了《保險公司償付能力管理規定》，償付能力充足率監管成為了重點，而預警指標僅被要求披露，不再成為采取具體監管措施的依據。
但是在當前情況下，預警指標體系對于保險公司償付能力監管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我國預警指標監管的局限性主要體現在：一是IRIS的準確性對財務報告的標準化和精準度要求很高，IRIS統計結果同時受公司微觀環境的影響。我國保險公司財務報告的質量雖然已經有了大幅提高，但其標準化和精準度顯然與國外發達國家有一定差距。
二是IRIS指標的選取及其正常范圍的界定都是以近期一些瀕臨破產公司的經驗數據為基礎的，因此它們可能隨著環境的變化而有效性下降。截至目前，我國尚無保險公司破產的先例，指標的選取以及正常范圍的界定大多借鑒了國外的經驗，在有效性方面有所欠缺。
三是保險業償付能力預警指標多采用財務指標，而其他非財務指標則較少考慮，因此尚不夠全面。
(二)償付能力監管技術移植的適用性問題
通過監管技術的移值，在特定歷史時期對我國保險行業的健康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看到發展成果的同時，我們更應該關注已經發生的問題和潛在的風險。近幾年，我國償付能力的預警效率不高，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后的一段時間內，我國出現償付能力問題的保險公司數量激增，而這其中多家企業的指標數據在上一年并沒有預警顯示。大洋彼岸的日本存在同樣的問題，日本自從開始實施從美國移植的風險資本制度(RBC)以來，到2002年為止國內己經有五家以上保險公司出現破產，然而這些公司在破產之前公布的RBC比率都屬于健全。而在同一時間段之內，RBC在美國的監管效率要遠遠好于日本。這一事實說明，我們需要格外關注監管技術移植之后的有效性。國內多位學者對保險業償付能力預警指標的有效性進行了檢驗，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我國存在技術移植適用性的問題。戴娟(2004)指出，我國保險公司償付能力監管指標主要是借鑒了美國的IRIS體系，但是許多指標對償付能力不足的預警作用并不顯著。占夢雅(2005)通過因子分析，指出各償付能力監管指標之間存在高度相關性，四個以下獨立指標值超出正常范圍的公司可能會比四個以上高度相關的指標超出正常范圍的公司更值得關注，同時多元邏輯模型的分析結果表明償付能力充足率對業務增長、資金運用風險等敏感性不強。
(三)償付能力監管缺乏動態性和前瞻性
現有的償付能力充足率監管是一種靜態監管，靜態監管的主要缺陷是只反映保險企業的歷史經營情況，而未涉及到未來經營可能發生的變化。為彌補靜態償付能力監管規則的缺陷和不足，保監會于2007年和2010年分別出臺了關于壽險公司和財險公司動態償付能力測試的編報規則，規定了保險公司必須測試兩種不利情形下的償付能力充足率，正式啟動了動態償付能力監管。
但是，我國動態償付能力監管才剛剛起步，目前的評估方法仍然相對簡單，在指標選取、預測區間長短和結論有效性等方面與發達國家的動態償付能力監管有著比較明顯的差距，特別是對應動態償付能力測試結果，怎樣采取不同的監管措施尚未出臺明確的規定，相應制度亟需加快制定完善。
(四)償付能力監管輔助系統建設有待完善
首先，精算制度基礎薄弱，精算人才缺失。目前，我國欠缺具有國際水準的高級精算大師，精算師團隊較為年輕，精算師職業資格認定、精算組織建立和各項精算規則完善等工作都還處于起步階段。而對于監管機構來說，動態償付能力監管要求的專業技術水平較高，對保險公司和監管機構在專業人才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精算制度的完善和人才隊伍的充實需要盡快加強。
其次，信息化建設水平較低。我國保險公司整體信息化水平較低，信息傳遞的環節過多，半徑過長，很難保證財務業務數據的真實性和及時性，對償付能力監管質量的提高造成了一定制約。
第三，償付能力教育培訓制度缺位。目前，保監會教育培訓的內容主要涉及法制教育、公司治理結構、營銷員繼續教育、消費者教育等，償付能力教育培訓尚未納入培訓體系。而償付能力監管的時效性、專業性、技術性客觀上需要一大批掌握最新業界動態并且在財務、精算、投資、稽核等方面精通的復合型人才，教育培訓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亟待解決。
三、政策建議
(一)完善預警指標體系
在上文的論述中，我們得出預警指標移植的適用性存在問題，但與此同時，根據國內外學者的相關研究表明，預警指標這一監管技術在簡單易行的同時，監管效力也相對較高。Cummins，Grace和Phillips(1999)，張勇(2009)等以美國保險公司作為研究樣本，支持了這一結論。呂長江(2006)以國內保險公司為研究樣本，發現保險公司的規模、費用率、應收率和賠付率、杠桿率、分出保費占保費收入比、公司性質、流動資產增長率和流動比率、未決賠款準備金提取與轉回比例、凈資產收益率和利潤構成特征這八項指標具有較強的預警能力。
從廣義的監管有效性的角度(即監管成本與效率的對比關系)來看，這是一種監管有效性相對較高的監管技術，我們應該加強預警指標適用性的實證研究，提高各個財務指標的針對性和預警效果，適當加入非財務指標，不斷完善預警指標體系，充分發揮償付能力的預警作用。
(二)繼續完善最低資本評估標準
近年來，保監會堅持以償付能力監管為核心，探索并建立了有中國特色的償付能力監管體系。在第二支柱“風險管理”和第三支柱“風險披露”方面，基本與國際接軌。但是，在第一支柱“風險計量”方面，我國最低資本要求仍然沿用歐盟償付能力I的做法，評估方式過于簡單，沒有涵蓋所面臨的主要風險，需要借鑒正在改革中的歐盟償付能力II。償付能力評估中，資本要以風險為基礎進行科學評估，充分借鑒銀行業對信用風險與市場風險的評估經驗，擴大風險整合范圍，關注不同類型風險之間的相關性，完善最低資本的評估標準。
(三)將靜態償付能力和動態償付能力監管方法有機結合起來
Cummins，Grace和Phillips(1999)將動態償付能力監管方法中的現金流模擬方法同靜態償付能力監管方法中的FAST得分和RBC比率兩種指標進行了比較，判斷這些方法在識別產險公司償付能力危機上的準確率差異。研究結果認為現金流模擬方法作為一種動態的償付能力監管方法，可以有效發現以上兩種靜態方法所不能揭示的保險公司動態財務信息，因此在識別償付能力不足方面具有更高的有效性。
Robert S.Fillingham(1995)運用動態償付能力測試的方法對美國六家公司的案例進行了研究，研究結果發現這種動態監管方法可以有效地避免其中兩家公司潛在的償付能力危機，而對其他三家公司，雖然動態償付能力測試作出了預警，但其他相對簡便的靜態財務預警指標也可以產生與之近似的預警效果。而對剩下一家公司的經營失敗，動態償付能力測試則顯得無能為力，一般的靜態財務數據反而對該公司的財務困境有預警效果。
由此可見，引入動態償付能力監管并不意味著監管技術已達到完美的地步，動態償付能力監管也不可能完全取代IRIS、RBC等靜態監管方法。將靜態方法和動態方法有機的結合起來，才能使我國的償付能力監管更加科學和有效。
(四)加強償付能力監管的輔助制度建設
首先，建立獨立系統的保險精算師制度。完善的精算師制度一方面可以提高償付能力監管的科學性，通過精算技術來評估保險公司的資產負債匹配風險，可以有效地推進償付能力監管。另一方面，還可以提高保險償付能力監管的效率，保證保險公司向監管機構報送資料的真實準確，同時大大提高對風險的計量能力。
其次，加強信息化建設。完善的信息化系統可以提高監管的時效性和準確性，從而改善償付能力監管的預警效果和提高評估有效性。一方面，要將加大資源投入和整合現有資源結合起來，強化信息化建設;另一方面，采取各種辦法提高財務業務數據的真實性。
最后，加快保險償付能力教育培訓制度的建設。一方面，保險監管部門要統籌人力、物力，采取“引進來”和“走出去”兩手抓的方式，逐步將償付能力教育培訓納入到保監會教育培訓體系中去。另一方面，保險公司內部要重視償付能力技術的學習和研究，保險公司之間要積極開展償付能力交流學習活動。從而打造出一支既熟悉償付能力理論，又富有實踐經驗的專業人才隊伍，切實提高償付能力監管的水平和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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