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理論在中國研究中的應用及其反思

時間：2024-07-31 17:10:45 公共管理畢業論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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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領域”作為一個重要的哲學概念，在西方學界有著廣泛的影響力。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一概念被海外漢學界和中國學界應用于中國問題的研究，成為一種新的潮流。這一現象值得我們關注和反思。

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理論在中國研究中的應用及其反思

　　一、中國“公共領域”研究的成就與問題

　　研究成果中有一些意見比較接近，如“至晚從清代末期開始，中國社會中已經形成了一個權力場域，它既不完全受控于國家權力，也不完全受控于某個私人或某種民間力量，它是‘公’和‘私’兩種利益主體進行博弈、協商和調適的一個空間”[1];“清末民初的中國即使沒有在全國范圍內形成社會與國家的分離，也可以肯定地說在那些資本主義自由經濟迅速發展的各個通商城市中已經初步出現并形成了相對獨立的社會自我整合局面”[2];“在近代中國，資本主義已經萌芽，而且隨著政治危機意識和民族危機意識的加劇，傳統的書院、知識分子結成的社團和新興的報紙都成了人們發表自己對時局看法的重要場所，并且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從而初步具有了“公共領域”的一些特征[3]。

　　但是，周琳指出，“公共領域”理論用于中國史研究，存在四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研究者一方面致力于發掘“公共領域”在中國歷史語境中的意義，一方面又脫不開“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限定性概念。第二個問題是，應該怎樣理解中國歷史上的“公共”;第三個問題是，文化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公共性”還沒有得到充分的揭示。第四個問題是，究竟將“公共領域”視為一種機制還是視為一種散見的歷史現象?[4]

　　對于文學研究者而言，他們更感興趣的是“文學公共領域”問題。李歐梵對《申報》“自由談”的分析，實際就是對當時“文學公共領域”的研究。陶東風首先指出，“文學公共領域”中“文學”概念含義很廣，不但包括了其他藝術，也包括了各類評論文體;其次，他認為“公共領域”概念存在歷史和邏輯、事實和規范統一的特點，他將自己的研究聚焦于文學公共領域，把“文學公共領域”提煉為文學理論和文學研究的一般范疇：文學公共領域是一個獨立于國家權力場域，由自律、理性、具有自主性和批判精神的文學公眾參與的、平等民主的交往―對話空間。這個意義上的文學公共領域當然是歷史生成的，是現代性的成果，但它同時又具有明顯的規范內涵，可以成為一個普適性的文學理論范疇。[5]趙勇認為，文學公共性是“文學活動的成果進入公共領域所形成的公共話題(輿論)。此種話題具有介入性、干預性、批判性和明顯的政治訴求，并能引發公眾的廣泛共鳴和參與意識[6]。

　　研究者一般認為，至少在清末民初和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曾經出現過文學公共領域。相對于20世紀80年代而言，清末民初這一段歷史更為復雜，存在更大的爭議。一個具體的例證就是，清末民初中國的公共領域和文學公共領域到底出現在何時，仍然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許紀霖認為，近代中國公共領域的出現，大致在甲午海戰失敗到戊戌變法這段時間。其依據是，士大夫開始參政議政，成為公共領域的主體。而報紙、學堂、學會則形成了公共交往和公眾輿論的基本空間[7]。靳環宇則反對許紀霖的觀點，他認為早在19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社會就已經出現了全國性的民間慈善組織、經濟組織，代表這些新興組織的新興階層及其思想家，以及反映社會民意的現代傳媒等，它們是三位一體的，共同營造出了近代中國的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其中，最重要的是出現了新的階級―――資產階級。在此意義上，靳環宇認為，中國近代的公共領域出現于19世紀70年代中后期，80年代繼續發展，90年代尤其是在甲午戰后的戊戌變法運動中走向成熟。[8]

　　漢學界和中國學者的“文學公共領域”研究，主要有兩個方面的特點：一是對晚清文學公共領域的研究多是從傳媒的角度入手，如李歐梵對《申報》的研究;二是集中于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中國文學。如以陶東風、趙勇等學者為代表，他們認為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出現過文學公共領域的論文有不少;而到90年代后，因為社會和文化語境的重大變化，這一公共領域逐漸消失。

　　但是，問題也依然存在。一方面，“公共領域”畢竟是一個源自西方的概念，中國知識界對它的理解和闡釋，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合乎原初語境的含義，這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另一方面，在公共領域理論中，“市民社會”(“公民社會”)與“公共領域”不可分離，但是將這一理論用于中國研究，則中國古代到底有沒有“市民社會”，有沒有“公共領域”，如果有，則中國的“公共領域”到底具有怎樣的特性，如何才能避免對“公共領域”理論的單純套用?加拿大學者卜正民的《為權力祈禱：佛教與晚明中國士紳社會的形成》，是一部探討中國古代公共領域的著作，就引起了極大的爭議。李歐梵在研究《申報・自由談》時將“公民社會”與“公共空間”(他故意使用“公共空間”這一術語而不用“公共領域”)剝離開來，就是因為他“反對近年來美國漢學界確定中國有公民社會的看法”，但是他顯然認為晚清中國就已經有了“公共空間”，因為在他看來，“公民社會”與“公共空間”經常被混淆了，前者不能直接套用于中國社會的分析。[9]

　　二、“公共領域”溯源

　　對此，我們有必要回到“公共領域”的源出語境，考察其起源與演變。一般認為，哈貝馬斯是“公共領域”哲學理論最重要的代表，但這個概念并非哈貝馬斯首創。現代意義上的“公共領域”概念是美籍德裔學者漢娜・阿倫特(HannahArendt)于1958年在她的《人的條件》一書中首先提出來的，通過研究古希臘城邦制，她提出了“公共領域”這一概念。在她看來，人的活動可以分為勞動、工作和行動。勞動和工作基本屬于私人領域，行動則基本屬于公共領域。政治屬于行動并且是公共領域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工作則是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間的中介。阿倫特認為，“社會是這樣一種形式，在這一形式中，人們為了生活而不是為了其他而相互依賴，這一事實便具有了公共含義;在這一形式中，與純粹的生存相聯系的活動被獲準出現在公共領域”[10]。公共領域是人類取得卓越成就的場所，其“公共性”具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在公共領域展現的任何東西都可為人所見、所聞”;二是它打破了封閉的個人空間，“表明了世界本身”，因而公共領域將人們凝聚在一起，使社會生活變得恒久，延續文化與傳統，正如阿倫特所言：“正是公共領域的公共性，才能在綿綿幾百年的時間里，將人類想從時間的自然流逝中保全的任何東西都融入其中，并使其熠熠生輝”[11]。當然，作為一位政治哲學家，阿倫特認為公共領域的最大意義在于促成人們對社會事務的關注，阻止獨裁暴政。她指出：“當人們只從一個角度去看世界，當人們只允許世界從一個角度展現自己時，公共世界也就走到了盡頭。”[12]阿倫特將公共領域視為社會生活的本質，提出了理想的社會生活所應具有的品格。

　　哈貝馬斯(JürgenHabermas)的貢獻在于，他對公共領域問題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將其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哈貝馬斯是當代德國最負盛名的哲學家、社會理論家和批判理論家，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的領軍人物。他有著強烈的現實關懷，提出的公共領域和交往行為理論，對現代性問題的研究在學界引起了極大反響。哈貝馬斯在公共領域問題上的主要見解集中體現在他的教授資格論文《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1961年)中。它是哈貝馬斯樹立自己學術地位的重要著作，也是日后交往行為理論的開端。但是這部著作卻遭遇波折，哈貝馬斯沒能在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進行答辯，直到80年代以后才引起西方世界和中國的廣泛關注�！豆差I域的結構轉型》問世已經半個多世紀了，哈貝馬斯本人的思想還在前行，而西方與中國學界對其公共領域思想的接受、研究也呈現出更豐富的態勢。

　　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哈貝馬斯論述“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理論�！豆差I域的結構轉型》分為七章，第一章討論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初步確定;第二、三章分析公共領域的社會結構、政治功能;第四章分析資產階級公共領域在觀念和意識形態方面的表現;第五章分析公共領域社會結構的轉型;第六章分析公共領域政治功能的轉型;第七章探討公眾輿論概念。整部著作圍繞最核心的概念“公共領域”而展開。

　　“公共領域”德文原詞為“?ffentlichkeit”，英文譯為“PublicSphere”。《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一書的主要譯者曹衛東曾特別提到他對這一語詞的理解：“哈貝馬斯是在思想和社會兩個層面上使用這個詞的。思想層面上的‘?ffentlichkeit’可以翻譯成‘公共性’，而社會層面上的‘?ffentlichkeit’則應當翻譯為‘公共領域’”，因為哈貝馬斯雖然“在該書中主要是在思想層面上做意識形態批判，但鑒于他是從(資產階級)社會變遷角度入手，對作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ffentlichkeit’加以提煉和抽象，因此，我個人主張，書名還是譯成《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的好，而不能叫作《公共性的結構轉型》”。[13]

　　這一點在哈貝馬斯那里得到了很好的印證：“公共性本身表現為一個獨立的領域，即公共領域，它和私人領域是相對立的。有些時候，公共領域說到底就是公眾輿論領域，它和公共權力機關直接相抗衡。”[14]

　　哈貝馬斯所說的公共領域，包括封建社會的代表型公共領域和資產階級公共領域，但后者才是他心目中理想的范型。他強調公共領域應當是由具有主體性的私人所構成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首先可以理解為一個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眾的領域;但私人隨即就要求這一受上層控制的公共領域反對公共權力機關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經屬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質的商品交換和社會勞動領域中的一般交換規則等問題同公共權力機關開展討論。”[15]從這個意義上講，真正意義上的公共領域，只有在市民社會出現并與國家權力保持相對獨立的情況下才是可能的。在哈貝馬斯看來，資產階級公共領域最先出現于17世紀的英國和18世紀的法國，后來逐步擴展到歐美世界。

　　由此，在三年后即1964年，哈貝馬斯在《公共領域》一文中對“公共領域”做出了明確的界定：“所謂‘公共領域’，首先是指我們的社會生活的一個領域，在這個領域中，像公共意見這樣的事務能夠形成。公共領域原則上向所有公民開放。公共領域的一部分由各種對話構成，在這些對話中，作為私人的人們來到一起，形成了公眾。那時，他們既不是作為商業或專業人士來處理私人行為，也不是作為合法團體接受國家官僚機構的法律規章的規約。當他們在非強制的情況下處理普遍利益問題時，公民們作為一個群體來行動;因此這種行動具有這樣的保障，即他們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組合，可以自由地表達和公開他們的意見。”[16]

　　公共領域的存在之所以有價值，就是因為公眾在這一領域可以“進行批判”，并最終形成公共輿論。所以，公共領域實際上是一個批判的領域。在此基礎上，哈貝馬斯又進一步把公共領域區分為文學公共領域與政治公共領域。文學公共領域在城市最為突出，其機制體現為咖啡館、沙龍和宴會等。政治公共領域則“是從文學公共領域中產生出來的;它以公眾輿論為媒介對國家與社會的需求加以調節”。文學公共領域是政治公共領域形成的基礎，同時可以實現公眾的自我啟蒙，哈貝馬斯指出：“在公共權力機關的公共性引起私人政治批判的爭議，最終完全被取消之前，在它的保護之下，一種非政治形式的公共領域―――作為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領域前身的文學公共領域已經形成。它是公開批判的練習場所，這種公開批判基本上還集中在自己內部―――這是一個私人對新的私人性的天生經驗的自我啟蒙過程。”[17]公眾通過文學進行自我啟蒙，可以培養起自身的理性和公開批判的能力，這解釋了18世紀流行的為什么是書信體和日記體的文學，因為這兩種文體最適合把私人經驗公共化。哈貝馬斯寫道：“作者、作品以及讀者之間的關系變成了內心對‘人性’自我認識以及同情深感興趣的私人相互之間的親密關系。理查遜和他的讀者一樣，也替他的小說人物落淚，作者和讀者自己變成了小說中‘自我吐露’的人物。”[18]當然，在哈貝馬斯看來，這兩種形式的公共領域已經完全滲透到了一起，共同塑造了一種由私人組成的公眾。

　　三、“公共領域”應用之反思

　　哈貝馬斯所提出的“公共領域”理論，其實帶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和民主傾向，他在分析真正的公共性(他所說的本來的公共性)和虛假的公共性時指出：“本來的公共性是一種民主原則，這倒不是因為有了公共性，每個人一般都能有平等的機會表達其個人傾向、愿望和信念―――意見;只有當這些個人意見通過公眾批判而變成公眾輿論時，公共性才能實現。”[19]

　　正因為如此，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在發表之初并沒有引起多大反響，但到20世紀80年代隨著東歐劇變而引起廣泛關注，其理性原則、民主精神、對話主義、主體間性等都是引起知識界熱議的話題。美國漢學界就應用了其“公共領域”理論來研究中國史;90年代末“公共領域”理論被介紹到中國來，中國知識界也圍繞“市民社會”“公共領域”等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針對哈貝馬斯的理論能否應用于西方以外的語境中，他本人其實早已對此做過說明，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一書初版時，他就提醒讀者：“‘資產階級公共領域’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范疇，不能把它和源自歐洲中世紀的‘市民社會’(bürgerlicheGesellschaft)的獨特發展歷史隔離開來，使之成為一種理想類型(Idealtyp)，隨意應用到具有相似形態的歷史語境當中。”[20]

　　對此，不少學者認為，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概念，既是一個特定的、歷史的概念，也是一個具有普適性的概念，因為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同時也是一個理想的類型，他的“主要目標在于從18和19世紀初英、法、德三國的歷史語境中，來闡明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理想類型”。[21]美國學者魏斐德強調，“‘公共領域’之于哈貝馬斯就如同‘新教倫理’之于韋伯：它是一個社會哲學家的理想類型，而不是一個社會史家對現實的描述。”[22]因此，不少漢學家和中國學者仍堅持用“公共領域”理論研究中國的歷史與現實。李歐梵以《申報・自由談》為例，分析晚清民國時期中國公共空間的開拓，實際是認為當時的中國已經有了“公共空間”[23];許紀霖則認為“不管哈貝馬斯本人如何謹慎，公共領域……已經從一個特殊的經驗分析，演化為一個擁有廣泛解釋力的理想類型，它從歐洲的歷史中被抽象出來，成為一個與現代性問題相關聯的

　　普適性的解釋架構”[24]。

　　曹衛東曾指出存在的兩個最主要的問題：“公共領域”概念在哈貝馬斯那里是現代性批判的入口，有著深刻的歷史前提和政治動機。而中國學界在運用這一概念時，一是“往往忽視了其歷史語境和政治動機，特別是其中蘊含著的豐富的政治批判意識，相關研究成果要么局限于對中國歷史的研究而刻意回避現實政治問題;要么在面向現實的時候單取傳媒研究而走向狹隘化，基本上忽略了其中的政治批判內涵”;二是“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哈貝馬斯雖然沒有重新突出強調其‘公共領域’概念的重要性，但卻一直在豐富和發展自己的‘公共領域’概念，這一點可以說集中體現在他的‘后民族結構’理論當中。按照哈貝馬斯的說法，在全球化的挑戰下，我們要想超越民族國家，建立一種‘沒有世界政府的世界內政’，其關鍵就在于建構起一個能夠包容所有世界公民的‘全球政治公共領域’。由此，哈貝馬斯對‘公共領域’的關注已經超越了民族國家的語境而步入后民族狀態，而我們目前的研究幾乎毫無例外地還局限于單一的民族國家，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25]。在他看來，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為我們從事當代中國的社會批判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當然，這絕不意味著我們要唯他是從，而是說他的批判精神和批判技巧值得我們借鑒和落實”[26]。

　　注釋

　　[1]周琳：《中國史視野中的“公共領域”》，《史學集刊》2009年第5期。

　　[2]仲紅衛、張進：《論清末民初文學公共領域的形成及特征》，《蘭州大學學報》2004年第6期。

　　[3]曹衛東：《哈貝馬斯在漢語世界的歷史效果―――以〈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為例》，《現代哲學》2005年第1期。

　　[4]同[1]。

　　[5]陶東風：《文學公共領域的理想類型與應然品格》，《東方叢刊》2008年第4期。

　　[6]趙勇：《文學活動的轉型與文學公共性的消失―――中國當代文學公共領域的反思》，《文藝研究》2009年第1期。

　　[7]許紀霖：《近代中國的公共領域：形態、功能與自我理解―――以上海為例》，《史林》2003年第2期。

　　[8]靳環宇：《也談近代中國的公共領域：以上海為例―――與許紀霖先生的商榷》，《學�！�2005年第3期。

　　[9]李歐梵：《現代性的追求》，三聯書店2000年版，第3頁。

　　[10][美]漢娜·阿倫特：《人的條件》，竺乾威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頁。

　　[11]同[10]，第38―4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