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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的力量轉移：可持續發展呼喚歷史性的人口轉型
一、親生態還是反生態：人口的分野任何一種發展實際上都是人口、資源、環境關系的一種互動和人類在客觀條件限制下的歷史選擇。在漫長的文明史上，人類并不是一直與對抗的，正確的說法是兩者一直處在亦敵亦友的雙重關系中。事實上，有很多歷史典故告訴我們，在相當多的時候，人類并沒有數典忘祖，而是時刻將自然的恩德銘記在心并通過種種行為來證明自己的道德。在農業，靠天吃飯的格局使得人類既敬畏自然，又無更多的余力去打造自然來適應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所以人口、資源、環境的關系基本上符合綠色經濟的范疇。農業文明實際上是一種生態文明，但是以低生產力、低投入為前提的初級生態文明。在人口增長緩慢的農業經濟，自然有足夠的養育力來承擔人類人口的增長和活動，除非是錯誤的政策、戰爭和饑荒干擾了自然與社會的復合平衡系統。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在20世紀人口和生態問題上的雙重失誤。建國以后，隨著人口的增加和"以糧為綱"政策的實施，大面積的毀林開荒、墾草種糧十得中國的生態環境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大破壞，巨大的生態赤字至今仍在讓我們付出沉重代價。
但在化開始之后，人類的發展似乎越來越遠地走向了自己愿望的反面。極度發展的社會生產力使得人類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來得貪婪和無知，"人定勝天"的妄言使我們付出了一次又一次的慘重代價。"先污染后治理"幾乎成了跨越國界的""性現象。對自然的掠奪、對生態的破壞、對道德的背棄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可怕地步，而且還在以驚人的景象繼續上演。2000年年底是實現國務院提出的"一控雙達標"環保目標的最后期限，即在12月31日之前，全國各地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在國家規定的指標內；所有工業污染源達標排放；重點城市環境質量達到國家標準。但實際情形是，根據9月份的統計，全國已經達標的引誘21.45萬家，尚有工業污染23.8萬家，其中不少根本沒有采取任何達標行動。1 世象紛亂、道德無著將文明的演進推到了又一個選擇的歷史路口。這是工業文明落幕的信號，也是人類新文明--生態文明--誕生的契機。
歷史的經驗表明，當人類尊重自然之時，往往是我們生活無憂之時；相反地，當人類背叛自然之時，就到了作踐自己之邊緣。"環境難民"的大量存在就是證明。人口、資源、環境的發展關系從人類親生態還是反生態的最初時刻就有了方向和結果。穿過歷史的煙云，我們發現：瑪雅文明的湮沒、古樓蘭文明的消失等等無一例外地逃不出"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的客觀規律。
自古以來，人類在處理與自然共存的過程中發展出了一整套璀璨多姿的文化理念和生存法則。整個一部人類文明史，實際上就是人類的人口不斷地破壞自然的歷史，也是不斷地重建自然的歷史；是不斷地耗損資源的歷史，也是不斷地再生（造）資源的歷史。一旦人類對資源環境的破壞和掠奪超過了對自然的養護和回饋，人類的發展就出現了不可持續的景象，而這，恰恰是今天的人類開始警覺和反思的地方。
歷史走到今天，我們選擇了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十五"期間是中國積極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關鍵時期，這一時期的發展狀況將直接關聯21世紀中國的整個發展前景。但有跡象表明，中國所面臨的挑戰是極其巨大的，其中一個具有關鍵意義的環節就是在短期內還不能實現"天人合一"的理想。生態惡化的趨勢還非常嚴重。譬如，頻率加快、間隔變短、強度增大將成為今年沙塵暴的新動向。 從生態人口學的角度看，就是筆者所定義的"反生態人口"的規模和力還過于強大的緣故。
人類與自然的和諧相處是可持續發展的基本要求。如何實現人口、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已經在根本上決定了我們共同的未來。如果宏偉的可持續發展藍圖沒有全民族的參與和支持，任何雄心壯志最終還是無法實現。
可持續發展到底需要什么樣的人口條件和人口環境？簡單說，我們需要的是親生態的人口，而不是惡（或反）生態的人口。人類行為背后的終極推動力是對自身利益的關注。但是歷史經驗又表明，人類的生存和發展不可能離開特定的歷史舞臺和歷史條件，特別是生態環境的狀況直接影響和制約著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所以，增長是有極限的，我們的行為也是有邊界的。任何為所欲為、不尊重規律的做法都將自食苦果。
為什么會存在大量的反生態人口？人類的智慧和理性表現在什么地方？貧困、愚昧、利欲熏心以及人口管理的松懈是惡（或反）生態人口存在的根本原因。為什么會存在如此之多的反生態、惡生態的人口？貧困所導致的生存壓力和無路可走，愚昧所導致的目光短淺和竭澤而漁，利欲熏心所導致的拜金主義和與自然為敵，以及管理的松懈所導致的破壞性力量的增長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口走向了可持續發展的對立面。在中國，惡（或反）生態人口業已成為可持續發展的大敵。他們以破壞生態為業，不多的人數即可造成極極端嚴重的惡果，與可持續發展構成了尖銳的沖突。譬如，專家們通過對河西走廊沙塵暴的＂策源地＂武威、金昌等地的實地考察發現，過早出現的沙塵暴除與冷氣團過境有關之外，人為的強度經濟活動，如對沙漠邊緣荒地的盲目開墾等是引發河西走廊沙塵暴的主要原因。 隨著土地沙漠化的大面積擴展和程度的逐漸加劇，作為沙漠化主要標志的沙塵暴的強度也在不斷加大。
生態倫理價值取向決定了人類的行為取向。這是問題的關鍵。在青海玉樹藏族自治州有很多被當地群眾尊奉的"神山"，山上植被保護得相當好，而周圍沒有"地位"的茂密林山早就被伐成"禿山"。類似的舉不勝舉的例子說明了一個道理：人類對生態的價值取向最終決定著自然的命運。
人口本是一柄雙刃劍，罪在她，出路也在她。尊重自然、保護生態的意義就是要堅決捍衛自然的利益，將生態效益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來認定。生態效益對于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具有雙重的意義。首先，自然生態本身是具有生產力的，而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所需要的能量在根本上是來自自然，我們所需要的空氣、淡水、食物、居所甚至賞心悅目的美景直接依賴著自然界的產出和保護。其次，我們所需要的工業產品最終也是自然資源、生態資本和生態效益的一種轉化。只有在自然的生產力和社會的生產力高度統一并且創造出全新的生態文明成果的時候，我們才可以高興地宣布可持續發展終于將我們引領到了更高的發展階段、更新的文明階梯。
歷史的發展已經將人類的人口引領到這樣的十字路口。親生態的未來是光明的，反生態的后果是可怕的。在可持續發展的價值取向中，未來的人口發展有了新的追求和方向：這就是強化親生態的走勢，弱化惡（或反）生態的傾向。"親生態"當然地成了人口化的趨向。這樣的人口轉型將極大地改變中國未來的發展景象，為未來的福祉奠定堅實的基礎。所以，深入地理解和把握人口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是非常重要的命題。
為此我們要付出極其艱苦的努力。親生態的道德取向不僅是為了我們自身的發展，也是為了我們的子孫后代；不僅是為了本地人口的利益，也是為了他鄉人口的利益。這種縱橫交錯的視角變換將使我們鍛造出以所有人的共同發展為目標的全新未來。這是筆者對"以人為本"原則的最新理解。通常的說法是可持續發展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而筆者認為以所有人平等的、互助的、有效的、尊嚴的協同發展才是值得我們追求的價值目標，這"所有人"結合了最為廣泛的時空概念，不僅是當代人，也是后代人；不僅是青少年，也是中老年人；不僅是男性，也是女性；不僅是本國、本區域的人口，也是外國、外區域的人口�？傊诳紤]我們自身發展的同時，必須考慮別人的利益，而這種考慮必須要以生態平衡和自然資源的永續利用為基本前提。簡而言之，人對人的關懷，才是可持續發展所提倡的終極關懷。
二、在可持續的框架里重新認識"人口"
時下學界一致認為：人口是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可持續發展必須要有相應的人口環境和人口條件，不考慮任何人口因素作用的發展模式都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功。但人口因素到底是通過什么機制可持續發展的，卻是一個非常復雜的。
人口是什么？在傳統人口學的視野里，人口是統計學總體的概念。但我們不難發現：在可持續發展的框架里，人口的豐富涵義早就超越了統計學的界定。在人口生態學和人口學的視野中，人口不是簡單的統計學總體的概念，而是有血有肉的生命個體的集合，所以我們不能被人口數量的表象所迷惑，而必須看到人口數量背后"人"的存在。直言之，"數"是人口的表象，"人"才是人口的實質。人口是人的集合，人又是欲望的存在物，因此人口在整個復合的生態系統中是一種極其重要的力量形態。但力量本身是一個中性的字眼，實在的人口所表現出的力量影響一定可以得出價值上的判斷，譬如，是建設性的還是破壞性的？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我們必須關注現實人口所表現出的影響力。當下的也比任何時候都需要人口親生態的力量來促進社會的持續發展。
就人口與生態的關系而言，是親生態還是反生態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可謂是舉足輕重。這兩種趨向表明了人口的力量性質。毫無疑問，可持續發展所要求的人口力量必須是親生態的。親生態的最高理念是生態價值是最高的價值，生態小效益是最大的效益，生態問題是最大的問題。生態問題實際上是人類的心態問題和道德問題。什么叫道德？我們需要重新認識道德。對人的關懷和對的關懷并付諸實踐，這是道德律令內在的雙重規范。但關懷自然，歸根結底是為了關懷自然生態系統中的人，所以人是我們的終極關懷。
如果說傳統人口學探討的"人口轉變"是指人口生命統計指標的轉變，那么在人口生態學、人口社會學和人口經濟學的框架里，筆者所說的"人口轉型"說的是人口復合的生態-社會-經濟-文化的轉變。"人口轉型"假說的提出要求我們超越傳統的統計學的人口范疇，賦予人口以豐富的社會文化含義。
進一步地，人口對于資源環境的作用是建設性的還是破壞性的，取決于人口的生態素養以及人口的生活方式--譬如生產方式、活動方式、消費方式和排污方式，而凡此種種歸根結底又是受人類的生態倫理觀和人類的價值觀所決定的。如果說人口壓力主要是因為人口素質差，那么這種人口素質就是指人類對自然界的認知水平，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生態知識和生態意識。沒有豐富的的生態知識，對生態的價值以及實際的景遇就很難產生真正的認識，樹立可持續發展所需要的生態意識--譬如，自然不僅是人類的朋友，更是人類的衣食之母和道德之父；人類只是處在生物鏈中的一環，但這一環越來越具有關鍵的意義，人口的增加和人類對自然非友好的價值和行為取向正在將人類引向可怕的未來，所以生態危機的意識實際上就是人類居安思危、敬畏自然的表現，等等。
筆者的發現：與其說是人口數量，不如說是人口素質--準確說是人口的生態素養--影響著人口、資源、環境之間的互動和運作。人口壓力的本質是在什么樣的生態倫理底下來規范人類對于自然的行為準則。人口數量發揮的只是一個加權的作用，卻不會從根本上改變人口對于資源環境影響的性質。
人數不多的反生態人口所帶來的惡果卻是非常可怕的。一旦親生態人口的力量弱于反生態人口的力量，可持續發展就會遭遇巨大的挑戰。這種負向的力量差和發展的不平衡在當今的中國可以說是在在皆是，觸目驚心。地處長江中下游的洞庭湖在平衡全球生態環境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1992年，東洞庭湖被列入世界重要濕地名錄；1994年，東洞庭湖19萬公頃地域劃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鳥類資源豐富的東洞庭湖卻時時遭遇反生態人口的偷獵厄運。為什么偷獵屢禁不止？一個原因是風險小，偷獵十有八九成功，根據本文的說法就是親生態人口敵不過反生態人口，具體原因是保護區面積大，而管理人員少而且裝備落后--東洞庭湖保護區如此之大，以至于核心區就有100多萬畝灘涂湖泊，卻主要依靠兩個管理站七、八個人守望，步行巡查，自然是防不勝防。另一個原因是有市場，利潤高。在保護區附近的城鎮市場，一些野生動物公開出售。2
如何看待人與自然的關系在根本上決定了我們對自然的態度以及對我們行為的看法。從人口、資源、環境的相互關系來定位和思考人口的角色，筆者認為可以在理論上發展出兩個相輔相成的概念或者說類型，即"親生態人口"和"惡（或反）生態人口"。
"親生態人口"是指在實際的行為取向和價值取向中自覺地將維護必要的生態效益和以生態平衡作為人類行為邊界的人群，而"惡（或反）生態人口"則是指其行為取向或價值取向是以生態破壞、資源枯竭、自然受損為代價來滿足自身利益追求的人群。毫無疑問，如果我們承認人類居于可持續發展的中心位置，那么親生態人口就是可持續發展的建設性力量，而惡（或反）生態人口則是可持續發展的破壞性力量。進一步看，惡生態人口是在主觀理念上就不把自然的價值放在眼里因而在價值取向上是反對自然的人口，反生態人口則主要體現在行為取向上與自然為敵的人群，也就是說有些反生態人口在認知上是承認自然的價值的，但由于貧困等客觀條件所限而導致反生態的行為惡果。
所謂力量的轉移就是要實現親生態人口的保有和擴大，以及惡（或反）生態人口的價值取向和行為模式向親生態的轉化。這種轉移意味著推動可持續發展的建設性力量的壯大和阻礙可持續發展的破壞性的力量的消解，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口壓力的實際表現程度，這樣的人口轉型越快，人口的生態壓力就越輕，而人口對社會經濟發展的推動力就越強，所以絕對不是可以等閑視之的小事，而是迫在眉睫的大事，關系著每一個人實際的生存質量和中國有效的發展空間到底能有多大的戰略性問題。
人口轉型理論的提出說明了人口、資源、環境極其復雜的非線性關系決定了人口對生態的壓力并不是簡單地決定于人口的數量--規�；蛘呙芏�，而是更多地取決于人口的生態素養和生活方式（主要包括生產方式、消費方式、活動方式和排污方式這四個方面）。這一理論告訴我們，在人口持續增長和過剩人口繼續存在的歷史條件下，我們依然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關鍵一是要轉化人口的力量存在的形態，二是要要將人口親生態的道德傾向轉化為推動生態經濟發展的建設性力量。
惡（或反）生態人口類型向親生態人口類型的轉變是一個艱巨的歷史重任。
三、可持續的人口目標：實現親生態人口規模的最大化
既然親生態人口才是符合可持續發展要求的人口類型，那么我們就要不遺余力地推進親生態人口的發展和反生態人口的轉化。可持續發展和人口化是相輔相成的過程。人口的現代化本身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一個先決條件，同時也是發展的目標和歸宿所在。
在實際生活中，我們既有親生態人口的建設性力量的存在，惡（或反）生態人口破壞性力量的存在。兩者的斗爭和力量平衡狀態深刻地反映了--復合生態系統的真實圖景。我們的目的就是要使人口所表現出來的力量形態始終處在與可持續發展相匹配的狀態之中。完成性的從惡（或反）生態人口類型向親生態人口類型的轉變，是當下的必須從長計議的偉大歷史使命。
在呼喚符合可持續發展原則的人口轉型。這樣一個理論框架至少應該包括如下的要點：（1）將盡可能多的人口納入可持續發展的生態體系之中。（2）將盡可能多的勞動力人口所從事的生產活動納入綠色生態的經營之中；（3）將全體人口的消費方式納入綠色環保的消費模式之中，譬如杜絕對野生動物的消費，親生態人口對任何反生態的行為會產生負罪感。這種道德的力量才是我們最后的希望。
完成歷史性的從惡（或反）生態人口類型向親生態人口類型的轉變，是當下的中國必須從長計議的重要任務。但要完成這樣艱巨的歷史轉變，必須樹立系統工程的觀念從所有的環節圍繞"生態效益是最大效益"來做好文章。其中，廣泛開展全民生態終身教育體系和生態的發展體系是重中之重。要從生產、消費、活動和排污等諸多環節全面貫徹可持續發展的效益觀，以此來指導我們的行為。
這里，筆者側重生態宣傳、生態管理和生態建設這幾個關鍵的環節來討論如何全面貫徹以人為本、生態優先和協調發展的理念。
首先，要大力開展有效的生態教育，建立起全民終身的生態教育體系。生態教育的宗旨是傳播生態知識，樹立生態意識，培育一代又一代的親生態人口，實現親生態人口規模的最大化，最終則是為了促進生態的平衡和發展，人類與自然和諧共存。
生態教育的核心理念和所遵循的最高價值是：21世紀的人類行為都要集合在"生態效益高于一切"的原則底下。無論是個人的行為、廠商的行為還是政府的行為都必須服從可持續發展的這一基本原則。在我的認識中，可持續發展要求的效益觀不僅是綜合的--包括了生態效益、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而且生態效益的重要性要大于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我們所追求的經濟效益必須在維護必要的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的前提下來實現，也只能在這個前提下來認定經濟效益是中心的思想。這就是經濟行為和經濟發展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原則。任何將經濟效益凌駕于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之上的做法都是與21世紀的可持續發展追求背道而馳的。
生態教育要兩條腿一起走，一方面是正規的學校知識教育，目標是人口；另一方面是非正式的全民生活教育，目標是全體人口。這方面中國大有文章可做。國務院早在1981年就頒布了《關于在國民經濟調整時期加強環境保護工作的決定》，明確指出："在中小學和幼兒園中普及環境保護知識"�？墒�，規定的落實卻不盡人意，眾所周知，正規學校的環保教育并沒有引起各級教育部門和學校的足夠重視，不少中小學和幼兒園環保教育幾乎是個空白。生態教育的基本價值取向就是培育親生態的善念，消滅反生態的惡念，并且引導人們地開發資源和利用自然的恩典。譬如，瑞典被稱作世界一流的環保典范國家，其成功的一個奧秘就是將環保教育扎根在兒童心中，使之成為人們素質修養中最為平常的組成部分，然后化為全體國民自覺維護生態平衡的良善行為。
自律和他律的力量結合是培育人類生態素養的不二法門。自律不完全是節欲，而是在人類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前提下實現人類取予相衡的道德準則。現在的問題是是他律弱，自律更弱，結果導致反生態的力量急劇膨脹。培養自律的精神和風尚只能通過持之以恒、廣泛多樣的生態教育。
讓我們欣慰的是，各地都在為培育新一代的"親生態人口"作出努力，譬如首批綠色江河計劃志愿者已開始在可可西里索南達杰站開展科學考察活動。綠色江河計劃將在今后的5年中向全國招募150名志愿者，經過短期培訓后，每年分12批選派到海拔4500米的索南達杰自然保護站工作。每一批工作1個月，主要任務是協助當地的反偷獵行動和科學家的野外考察，對周邊地區的游牧民、青藏公路沿線的居民、學校、道班、兵站及過往的游客，開展環境宣傳、環境教育和培訓，以及保護站的管理和設備的維護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環保志愿者的高尚行為將為擴大親生態人口的規模產生良好的示范效應。
宣傳是重要的，但同樣重要的是給反生態人口另謀出路，在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下另辟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只有從觀念和行為兩個層面上同時做好文章，才可能培育出真正意義上的親生態人口。譬如，專家們指出，為了預防 日趨嚴重的沙塵暴，有關部門必須停止向沙漠要糧食、要燃料、破壞沙漠生態系統的行為；停止勞動力移民，實行移民；封育植被覆蓋率較高的草原，嚴格控制沙漠邊緣的土地開發；盡快治理綠洲內的零星沙地，通過控制人的行為來達到控制沙塵暴的目的。只有綜合治理，才能大見成效。
其次，嚴格根據來進行生態管理，生態投資的一個重要部分就是管理投資和人力投資。科學的符合可持續發展要求的生態管理其唯一的宗旨是依法管理、規范、約束和引導人類對于生態環境的行為取向。當然，生態管理和生態教育是不能截然分開的。比較來說，生態管理更側重行為層面的規范，所以其任務應當是將任何反生態的行為消滅或者說轉化在初始狀態，努力實現反生態人口規模最小化的目標。
生態管理必然涉及對人們活動方式、消費方式、生產方式和排污方式的指導和約束。任何反生態的行為都是生態管理需要懲罰和減少的對象，而任何親生態的行為都是生態管理需要鼓勵和發揚的對象。因此，生態管理的真實目的就是引導人們的上述行為朝著可持續發展的方向去運作。從而實現協調人口、資源、環境關系的目標。
環境保護和脫貧致富或者說經濟發展的矛盾是時時處處都存在的，也是有效的生態管理經常遇到的棘手問題。下面這個案例再次說明了人類的自利性往往是個體的行為，而人類的利他性往往是組織的或者說是社會的行為，這樣的矛盾沒有合適的生態教育、生態管理和產業引導是很難杜絕的。
生態學告訴我們，濕地具有調節水分循環和維持濕地特有的動植物棲息地的生態功能，是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被稱為自然環境的"腎"，是地球上最具生產力的生命系統之一，富有的濕地可以生產出同面積麥田8倍的產品。為了徹底改變西安及西安周邊自然環境，西安市將在城區以北建立涇渭濕地自然保護區，以使這塊濕地環境得到恢復、保護和改善，形成新的濕地生態平衡體系，為區內140多種、數萬只鳥類營造一個歡樂的家園。涇渭濕地自然保護區位于西安市區以北約20公里處，總面積約6萬平方米，建設范圍包括灞橋、未央和高陵兩區一縣的涇河、灞河與渭河交匯區域。區內植被種類多樣，是水禽重要的棲息場所，其中國家重點保護的鳥類有灰鶴、黑鶴、大天鵝、丹頂鶴、鴛鴦、大鴇、金雕等20多種。令人痛心的是，這塊保護區正在遭到挖沙活動的破壞。在位于西安市東北的渭河、灞河交匯處，在沿河不到兩公里約10平方公里的濕地上，竟有大大小小10余臺挖沙機、挖沙船。原本應該是一片蘆葦蕩的濕地，已被挖沙機全部破壞。
由于人類活動特別是近年來人們瘋狂挖沙，使濕地面積急劇減少，造成的直接后果是，鳥類繁衍棲息的生存環境被破壞，為了取食，鳥類不得不接近人類生活區域，從而造成鳥類的數量急劇減少。據測算，整個濕地區域原本可使西安市區地下水儲量年增加15％以上，但是，近年來的非法挖沙使濕地表面的植被遭到毀滅性的破壞，濕地涵養水源的功能隨即消失。聯想到西安市1996年那次水荒，記者呼吁有關部門盡快制定出保護涇渭濕地的具體措施，打擊非法挖沙活動。如果說，涇渭濕地就是古城西安自然環境的"腎"，那么，挖沙將把這個"腎臟"挖掉。3
再次，不僅要進行生態保護，更重要的是要進行生態建設。無論是人類自身還是浩瀚的自然界，都是處在發展變化中的，而在兩者之間能否建立起建設性的伙伴關系，對于可持續發展來說的確是休戚相關的。生態建設的基本目的就是要在親生態人口和資源環境之間建立起多層面的、開放式和建設性的互助雙贏關系，使人口、資源、環境的關系走上良性發展的軌道，通過生態投資來獲得人類永恒的福祉。令人欣慰的是，加強生態建設已經成為中國西部大開發戰略的重要舉措，譬如，退耕還林還草的親生態行動已經在黃河和長江中上游地區全面鋪開。
生態建設的目標有兩個：一個是增進生態資本而不僅僅是保有，這是強持續發展的邊界性要求；另一個是將日益增加的生態效益及時、有效地轉化為社會效益（如消除貧困、實現公平等）和經濟效益（如脫貧致富和增加產值）。總之，是要通過增進生態資本來促進以人為本的社會經濟發展。具體來說，我們必須逐步實施天人和合的發展模式、零值污染的產業政策、生態經濟的生產方式、綠色環保的消費方式以及尊重自然的活動方式，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來推進人類和自然協同并進、雙贏發展格局的出現。
經濟利益的驅動是低素質人口反生態行為唯一正確的解釋。古人講的好：倉廉實然后知禮節。在生計無著的情形下，反生態的行為是很難杜絕的。利益的誘導不是一句口號，而是民本主義思想在可持續發展框架中的新詮釋。譬如，各地通過發展生態經濟，同樣走出了一條脫貧致富的道路，而且是可持續的。這樣，在產業政策的設計和實施過程中，最最首要的原則就是堅定不移地貫徹可持續發展的效益觀，并以此來衡量我們工作和生活的一切。將反生態人口固有的生活方式打破，將人口與資源環境關系的連結方式更加符合可持續發展的要求。
注釋：
1. 參見報道："全國未達標排放達2.4萬家"，《光明日報》2000年9月15日。
2.根據《了望》雜志報道，在農貿市場里，一斤野鴨賣12元，野雁賣8元，一只普通野鴨可賣30多元，一只大雁可賣到60多元，如果運到廣州，則利潤更高。在眾多餐館，野生動物的消費也是紅紅火火：百靈鳥每只18元，夜游（洞庭湖特產"鷺"）每只68元，天鵝每份48元，鳥腎煲仔飯每份30元。參見記者報道："人鳥相依 相煎何急--東洞庭湖國家級保護區采訪記"，載《了望新聞周刊》2001年1月8日（第2期），第29頁。與此比照，我們看到了與發達國家在生態上的巨大差別。一位游覽瑞典的作者這么寫道自己最難以忘卻的一件小事："一次我隨幾位外國朋友到哥德堡西海岸游覽，看見3個十四五歲的男孩在水邊釣魚，那認真的神態、靈活的動作吸引我駐足與他們攀談起來。片刻，一個名叫漢斯的男孩釣上一條看上去有半公斤重的魚，還未等我湊上去問一下這叫什么魚，漢斯已將這條漂亮的魚甩手拋如水中，望著游去的魚，我十分惋惜且驚奇地問，為什么要扔掉它呢？漢斯表情十分自然地說因為它還太小……"，參見金磊："瑞典公眾的環保意識"，《文化報》2000年10月7日。
3.參見記者報道："別把西安的"腎"挖掉：涇渭濕地自然保護區正在遭到挖沙活動的破壞"，《北京青年報》2001年2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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