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薪酬怎么監管
上市公司高管拿了不該拿的錢?自己給自己發薪水?此類疑問從2008年以來不絕于耳。令人稱奇的是，首先在華爾街激起的廣泛質疑，蔓延到國內，而當美國新的金融監管制度開始逐步把公司高管納入監管體系時，很多人又開始感慨美國制度設計的先進性。回過頭來想，我國不是一直對企業高管的薪酬有管制么?從本質上說，美國人向我們靠攏才對。只不過通常輿論只盯著墻外，忽視了墻內的花朵;或者說墻內的花朵的確不美麗，容易讓人忽視。
無論如何，在美國這個最市場化的經濟體當中，一些原本不在監管范圍的東西開始被納入監管體系，意味著政府邊界進一步擴展。這看似有政治家的作用，但本質上還是社會大眾自身的需求使然。當單個的人面對復雜的社會而充滿恐懼時，往往會求助于組織來規范其行為。市場越深化，社會分工越細，人們的這種恐懼就會越強烈，因而對管制的需求也就會越大。這就是現代社會政府規模逐步擴大的關鍵原因。就公司高管薪酬來說，原本是企業自身的內部事務，自由市場原則是，只要遵紀守法，就不會對個人事務做出干預。美國新的監管制度把手伸向這一個人事務領域，是否會意味著個人自由空間的減少?
問題沒這么簡單。一般意義上，公司屬于所有者，所有者愿意支付給高管多少薪酬，是所有者自己的事情，和別人無關。但市場就是這么神奇，隨著市場的不斷擴展，許多原本屬于個人事務的東西常常被擴展成了社會事務，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便是如此。伯利和敏斯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就發現，大公司的股權漸顯現分散化趨勢。其后隨著資本市場的發展，一些代表公眾利益的機構介入股票投資，最典型的如養老金機構，并逐步成為上市公司的主要股東。從股權結構上說，似乎集中度提高了，但從本質上說，股權更分散了。因為諸如養老金之類的機構的背后，真正的所有者其實是千千萬萬的老百姓。只不過是這些分散的老百姓委托機構來對公司進行投資而已。
可以設想一下，如果一家上市公司是眾多普通百姓所有，這是私人公司還是公眾公司?如果是后者，事實上也的確是后者，無論法律上還是學理上大家都承認的，高管薪酬就不再是企業內部事務而演變成了社會事務�；蛘哒f，隨著公司股權的社會化，公司高管薪酬問題也逐步社會化了。只不過美國一直堅守著狹隘的自由市場理念，不愿意面對和承認這一社會化的結果。盡管眾多學者反復強調公司高管薪酬背離社會期望所引發的諸多問題，但作為政策制定者，始終沒有通過制度化來加以解決，以至于公眾對上市公司的失望與日俱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