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末期，英國政府決定把犯了罪的英國人統統發配到澳洲去。一些私人船主承包了從英國往澳洲大規模地運送犯人地工作。英國政府實行的辦法是以上船的犯人數支付船主費用。而當是那些運送犯人的船只大多是一些破舊的貨船改裝的，船上設備簡陋，沒有什么醫療藥品，更沒有醫生。船主為了牟取暴利，盡可能地多裝人，使船上條件十分惡劣。
3年以后，英國政府發現：運往澳洲的犯人在船上的死亡率達12%，其中最嚴重的一艘船上424個犯人死了158人，死亡率高達37%。英國政府花費了大筆資金，卻沒達到大批移民的目的。
英國政府想了很多辦法。每一艘船上都派一名政府官員監督，再派一名醫生負責犯人的醫療衛生，同時對犯人在船上的生活標準做了硬性規定。但是，死亡率不僅沒有降下來，有些船上的監督官員和醫生竟然也不明不白地死了。原來一些船主為了貪圖暴利，賄賂官員，如果官員不肯同流合污就被扔到大洋里喂魚了。
政府又采取新辦法，把船主都召集起來進行教育培訓，教育他們要珍惜生命，要理解去澳洲開發是為了英國的長久大計，不能把金錢看得比生命都重要。但是情況依然沒有好轉，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
一位英國議員認為那些私人船主鉆了制度的空子。而制度的缺陷在于政府給船主報酬是以上船人數來計算的。他提出從改變制度開始：政府以到澳洲上巖的人數為準計算報酬，不論你在英國上船裝多少人，到了澳洲上巖的時候再清點人數支付報酬。
自此以后，船上主動請醫生跟船，在船上準備藥品，改善生活，盡可能讓每一個上船的人都健康地到達澳洲：一個人意味著一份收入。死亡率降到了1%以下。有些運載幾百人的船只，經過幾個月的航行竟然沒有一人死亡。
在這個故事中，我們看到了四種制度安排：
第一種制度安排，采用預付款的方式。其結果是：船長唯利是圖，草菅人命——由普通商人變成了壞人。
第二種制度安排，采用行政監督的形式。其結果是：官員被收買，官商勾結，合謀圖財害命——普通官員變成了腐敗官員。
第三種制度安排，采用道德教育的方式，其結果是：蒼白無力，無濟于事。
第四種制度安排，將船長的利益與“犯人安全到達”的政府需要相結合，利用利益聯動機制，將“唯利是圖，草菅人命”的船長，變成了好人——制度學意義上的好人。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績效考核的導向作用很重要，企業的績效導向決定了員工的行為方式，如果企業認為績效考核是懲罰員工的工具，那么員工的行為就是避免犯錯，而忽視創造性，忽視創造性，就不能給企業帶來戰略性增長，那么企業的目標就無法達成;如果企業的績效導向是組織目標的達成，那么員工的行為就趨于與組織目標保持一致，分解組織目標，理解上級意圖，并制定切實可行的計劃，與上級形成績效合作伙伴，最終支持組織目標的達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