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民間融資向規范化的方向發展

引導民間融資向規范化的方向發展

　　民間借貸不是正規金融，但具有正規金融所不具備的優勢，如制度優勢、信息優勢、速度優勢。民間借貸的這些獨特優勢，可以與正規金融形成互補，促進經濟的發展。那么是如何引導民間融資向規范化方向發展的?

　　背景分析與現狀特征

　　民間融資活躍的重要原因就是基于信貸主體無法從正規金融機構取得貸款，而國家宏觀調控政策措施，具體到銀行方面,多以管住信貸閘門為核心內容，目的是通過信貸總量或結構的變化對經濟發展產生影響。經濟運行的慣性和地區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經濟主體對資金需求日益旺盛，宏觀調控措施成為民間融資規模變化的調節器。

　　當前，民間融資總體呈現以下特征：一是在經濟欠發達地區，企業規模與信用等級難以滿足正規金融機構融資的條件，民間融資總量相當于銀行信貸規模三到五成。以忻州市為例，2004年、2005年民間融資總量分別為60億元、70億元，而同年全市各金融機構累計貸款總額分別為176億元、154億元，占比為34.09%、45.45%;二是民間融資的形式和規模由分散、零星發展成為有一定組織形式的、規模較大的融資，目前已經有專門從事發放短期貸款的個人組織，明確規定期限、利率，并有規范的借貸合同;三是融資總量與經濟發展，特別是民營經濟發展狀況的關聯度較大，發展較快的縣市，如定襄、代縣、繁峙和寧武四縣民間融資總量相對較大，約占全市民間融資總量的50%;四是民間融資以生產性融資為主，約占民間融資總量的80%以上，主要有股權融資和資本融資兩種融資方式，股權融資主要集中代縣、繁峙縣、定襄縣的鐵礦開采業、鍛造加工業，資本融資主要分布在城鄉結合部的小企業;五是在農村，農信社小額農戶貸款滿足程度低的地區，民間融資相對活躍，而小額農戶貸款覆蓋率高的地區，民間融資的量相對較少。如代縣新高鄉，從事鐵礦采選、運輸的農民基本上能在信用社取得貸款，2006年1-7月份，新高信用社累計發放貸款4100萬元，其中，投放鐵礦業530萬元，運輸業2010萬元。而該鄉的民間融資僅局限在那些達不到信用社貸款要求的農戶，數量相對較少。忻州市忻府區的董村、奇村等鄉鎮農民從事種養業、商業，基本上能從信用社取得貸款，民間融資數量也相對較少。

　　民間融資的上述特征，表明了民間融資已經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民間融資的發展是經濟體制變革的一個必然過程。在經濟領域中，民營企業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而與之相匹配的民營銀行與私人銀行還沒有產生，民間融資的繁榮和發展是必然的。

　　發展方向與模式選擇

　　(一)民營中小銀行是民間融資發展的最高形式

　　金融缺失與民間資金的積聚是民間融資日益活躍的兩大主要原因。從金融體制上看，沒有與中小企業相匹配的眾多私人銀行、民營銀行;從商業銀行經營策略上看，其貸款主要集中于大項目、大企業。忻州市工、農、中、建四大商業銀行85%以上的信貸資金集中于10大貸款戶。而眾多中小企業、個體工商戶無法從正規金融機構取得資金，即有大量的資金需求群體。而民間資金的積聚，是民間融資發展的前提。據調查，民間融資利潤率在10%—30%，或者更高。這種投資回報率或者已經高于部分其他產業的利潤。因而鼓勵建立產權明晰的私人銀行或信用社，使專門從事融資的、有一定經驗的、又有大量資金支持的法人或自然人，能夠有一個合規合法的投資渠道，改變目前金融體系中由國有銀行、信用社壟斷金融的局面。目前民間融資活躍充分反映了地域資金的巨大需求，而建立中小民營銀行正是順應了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

　　(二)盡快使“小額貸款組織”走上公司化發展道路

　　2004年，在中央銀行舉辦的“促進中小企業融資座談會”上，央行副行長吳曉靈曾指出：可以設立不吸收公眾存款的小額貸款組織。隨后在四省實行試點。在試點運行階段，就出現許多民間貸款組織，從事小額貸款業務，有的甚至在報紙等公眾媒體上刊登廣告進行宣傳。但是在政府管理部門，還沒有明確的審批、登記管理機關。據對忻州市工商局等部門調查，國家還沒有出臺“小額貸款組織”的相關政策。金融監管當局缺乏對這一組織監管依據。因此，國家應盡快制定小額貸款組織的具體管理辦法，只在工商局辦理營業執照，嚴格按《公司法》規定執行，從而使小額貸款組織走上合法合規的公司化管理軌道。

　　(三)規范其他形式的民間融資

　　一是規范股權融資。目前，占民間融資較大部分的股權融資迫切需要制定相應的條法。據調查，在忻州市轄代縣、繁峙兩縣，由于大量的民間資金投向鐵礦采選行業，而且利潤回報率較高，目前已經擁有鐵礦企業100多家，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企業在設立之初就采取大股套小股的融資鏈條，即在一個大股東名下，又有眾多的小股東，其生產經營、利潤分配均在大股東的掌控之中。這種方式是投資還是融資，概念不清，但我們把它歸結為股權融資。眾多的小股東在暗處，既不參與經營，也無權知曉企業的經營狀況，更有甚者不敢暴露姓名，只在一定時期取得比銀行存款高數倍的利息收入，但這種收入的多少完全取決于大股東的個人素質或與小股東的關系親蔬，完全沒有一個合法的收益分配機制來維護眾多小投資者的利益。因此應盡快制定相關條法來約束、規范其行為。

　　二是保護分散融資。除有一定規模的民間融資外，還有許多零星的分散的民間融資行為，應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來保護。因為民間融資參與者眾、涉及面廣、操作方式不規范，其分散性和隱蔽性使相關部門難以監管，一旦發生糾紛，極易影響當地的經濟金融穩定，存在著不穩定因素。

　　三是打擊高利融資。在民間融資中，還有一些月利率在5%—10%的高利貸行為，這些高利貸往往是用于賭博或者是其他謀取高額利潤的不正當行業，也有一些經營不善的私營企業，為了繼續維持經營，往往以高額回報誘騙投資者，如在調查中發現，忻州市董村鎮，某個體企業，因經營者個人曾從事賭博，長期缺乏資金，故以高利息“誘騙”投資者，以月利率5%長期向忻州市某個體戶借貸60萬元，周轉困難時，就以10%的利率向別人短期融資，高額利息支出已經完全超出了其企業的承受能力，潛在詐騙行為存在，應重拳出擊，予以打擊。

　　監管環境與政策支持

　　(一)區別對待，適度監管。對私營中小銀行，一是放開準入政策，準許民營資本設立中小銀行。在欠發達地區，應降低最低資本限額，其限額 以1000萬元為宜。二是建立健全金融機構市場退出機制。在農村信用社改革過程中，對那些資不抵債、長期虧損的機構不應以統一法人進行接收，改變金融機構名義上是企業化經營，實則財政包攬的計劃經濟管理辦法。三是對中小銀行，銀監局應加強監管，統一管理。而對于不吸收公眾存款的小額貸款組織，僅以工商局審批、人民銀行或者銀監局備案即可。

　　(二)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規，規范民間借貸行為。首先，應盡快制定《民間融資管理辦法》，為民間融資構筑一個合法規范的經營平臺，讓正當的民間融資活動走向陽光地帶，充分發揮拾遺補缺作用。在管理辦法中，應明確民間融資的利率區間。目前民法所規定的“不超過銀行貸款利率的四倍”是一個模糊的界限，是銀行貸款基準利率，還是浮動后的掛牌利率，不是很清晰，而且對于借款人或貸款人都是不明朗的，因此《辦法》必須規定一個合理的貸款利率區間。對于股權性融資，應當在規定中，明確管理機構，規范企業財務分配行為，維護投資者利益。

　　其次，應完善現有的法律法規。《金融違法行為處罰辦法》中，對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的違法行為作了規定，我國的刑事法律制度中，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以及金融詐騙罪中都沒有對超過法律保護的高利借貸行為進行管制和定罪的條款，因此應在相關法律法規中應明確其打擊的對象及制裁辦法。

　　(三)建立民間融資定期監測機制。人民銀行、銀監局、地方政府應通力合作，選擇一些民間融資較為活躍的企業和地區，長期進行跟蹤監測。特別是當國家宏觀政策作出重大調整和地方經濟運行中出現不穩定因素時，及時向銀行業、企業和市民給予風險提示和“窗口”指導，有效防范民間借貸風險。對于國家宏觀調控行業，以及一些新發展的“五小”項目，要在電臺、報紙等媒體上進行宣傳，提高廣大投資者的風險防范意識，引導貸款者納入國家宏觀調控的范圍之中，有序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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