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對法律現實化類型思維與哲學詮釋學的探究
在《類推與事物本質》、《法律哲學》以及其他學術著作中,德國著名法哲學家與刑法學家阿圖爾?考夫曼(Arthur?Kaufmarm)提出了影響深遠的類型學說。這一學說旨在提出一種法律適用思路,以實現一方面使制定法能夠有創造力、歷史性、適應力,另一方面也限制法律發現者的恣意。為實現此目標,考夫曼在考察法律現實化之過程的基礎上提出了類型思維。相較于概念思維,類型思維確有其優勢。
一、類型學說的內容
類型學說是圍繞法律現實化的過程而展開的。因此，對其豐要內容的考察，可以從法律現實化的含義談起。
(一)法律現實化的含義
所謂法律現實化，簡單說來，就是法從可能的狀態變為現實的狀態。為此，我們首先要理解考夫曼所說的法。對于法，他是這樣表述的:對真實的生活事實而言，永遠只有一種法，且這種法是實證的:它是具體的，而且有歷史性的。這種實證法，它完全的具體性與現實性就包含在此地與此時所作成的法律判決中，而與制定法規范并非相同，后者的內容是普遍性的，因此并非實質一具體的，而只是形式的被具體化。
(二)法律現實化的過程
在考夫曼看來，法律判決是從法律規范中得出的，而法律規范又是根據法律理念所制定的;由此，法律現實化的過程可以描述為:從法律理念到法律規范(考夫曼稱為法律規范的形成)，再從法律規范到法律判決(考夫曼稱為法律發現)。這也就是考夫曼所說的:我們將法律現實化的過程區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抽象的一普遍的，超實證的及超歷史的法律原則;第二階段為具體化的一普遍的，形式的一實證的，非超歷史的，但對一個或多或少長久的時期有效的制定法;第三階段為具體的，實質的一實證的，有歷史性的法。或者簡言之:法律理念一法律規范一法律判決。
(三)關于法律現實化的兩個重要命題
對于法律現實化過程，考夫曼提出了兩個重要命題:第一個命題是:在法律現實化的過程中，每一個階段都不可或缺。也就是說，無法律理念即無法律規范;無法律規范即無法律判決。第二個命題是:無任何一個階段可以從下一個較高的階段單純演繹出來。也就是說:只從法律理念得不出法律規范，只從法律規范得不出法律判決。這兩個命題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它們彰顯了考夫曼對法律現實化過程的理解是如何不同于其他理論的。
二、類型學說的貢獻
類型學說的主要貢獻在于提出了類型思維這一嶄新的法律適用思路。對此，我們可以從它試圖取代的概念思維及其局限性開始談起。
(一)概念思維及其局限性
所謂概念思維，簡單說來，就是指通過澄清法律概念的內涵來判斷手頭案件事實是否在其外延之內，并據此做出判決的思維方式。由于這樣一種思維方式能夠較好地保證法律的安定性，在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它一直是最主流的法學思維方式。甚至在一段時間內，人們認為:(1)所有法律概念的內涵均是確定的，由此(2)手頭案件事實是否在其外延之內也是確定的;因此(3)在法律適用的過程中，人們需要做的僅僅是一個演繹推理。這樣一種觀念通常被稱為概念法學。
(二)類型思維及其優勢
正由于概念思維具有上述局限性，考夫曼在類型學說中提出類型思維的思路。在考夫曼看來，法律天然地具有未完成性，但這一性質并非缺陷，而恰恰是法律規范的優勢:法律可能和允許不被明確地表達，因為法律是為案件而創立的，案件的多樣性是無限的。一個自身封閉的、完結的、無懈可擊的、清楚明了的法律(如果可能的話)，也許會導致法律停滯不前。基于此，在法律適用中，法官不應當去判斷手頭案件事實是否能被某個概念所涵攝，而應當采取類型思維的方式，即去考察它的意義與規范意旨是否一致。
三、類型學說的誤區
類型學說的貢獻在于提出了類型思維。與概念思維相比，類型思維也確有其優勢。然而，我們也必須注意到，類型學說也存在一些理論誤區，它們導致考夫曼所提出的類型思維無法成為妥當的法律適用思路。
(一)忽視規范類型建構的主體性
考夫曼的類型學說，忽略了立法過程中規范類型建構的主體性。所謂規范類型建構，簡單說來，也就是立法者對可能的生活事實進行歸類。所有的歸類都既具有客觀性，也具有主體性。客觀性體現在，作為歸類之前提的事物之間的相似性是客觀的;而主體性則體現在，選擇什么樣的相似性進行歸類則依賴于主體的需要。假設我們手頭有一支木棍、一根甘蔗和一個蘋果，我們既可以選擇圓柱形這一相似性，將木棍與甘蔗歸為一類，也可以選擇多汁可食用為相似性，將蘋果與甘蔗歸為一類。具體選擇何種，則取決于我們是要晾衣服，還是要解渴。正是從不同的需要出發，動物學家以一種方式對動物類別進行區分，皮毛加工業則會以另外一種方式區分。
(二)忽視規范類型確認的語言習慣性
考夫曼的類型學說不僅忽視了立法過程中規范類型建構的主體性，而且忽視了司法過程中規范類型確認的語言習慣性。為了理解規范類型確認為什么要受制于語言習慣，我們需要從類型與概念之間的根本區別談起。
四、誤區的根源
上一部分討論了類型學說的理論誤區，認為它忽視了立法過程中規范類型建構的主體性與司法過程中規范類型確認的語言習慣性。這一部分試圖揭示，類型學說之所以會陷入這樣的誤區，根源于考夫曼對哲學詮釋學的誤用。
概括說來，考夫曼從哲學詮釋學的視角出發來理解法律現實化的過程，從而認為立法與司法具有相同的結構;但哲學詮釋學，基于其性質與主旨，并不能用來分析立法問題，甚至對于司法，它能夠提供的指導意義也是極為有限的。
(一)法律現實化過程的詮釋學理解
考夫曼試圖以其類型學說來為法律現實化過程的詮釋學理解開辟道路。具體說來，他揭示了立法與司法在如下三個方面所具有的相同的詮釋學特征。
(二)哲學詮釋學的性質與主旨
實際上，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當人們提到詮釋時，都主要是指或至少包含了當下我們用解釋去指稱的人類活動，即通過澄清特定表述的含義來促成理解。根據德國宗教學家G.艾柏林的考證，詮釋一詞在古希臘語有三種用法:1.說或陳述，即口頭講說;2.解釋或說明，即分析意義;3.翻譯或口譯，即轉換語言。在R.帕爾默看來，所有這三種用法都可以被英語中的解釋一詞所替代;它們都意味著，將某種外來的、陌生的或者在時空
與經驗中分離的事物變成熟悉的、此在的與可理解的。
五、結語
類型學說既有其貢獻，也有其誤區。其貢獻在于:提出了類型思維作為法律適用的思路;而與概念思維相比，類型思維確有其優勢。其誤區在于:忽視了法律適用過程中語言慣例與立法意圖的約束。類型學說之所以會忽略這些約束，是由于在考夫曼看來，立法與司法具有相同的詮釋學結構。然而，哲學連釋學并不能為考夫曼的這一觀點背書;實際上，它既不能用來分析立法過程，也不能用來分析判決的證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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