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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論曾國藩的倫理思想
論文關鍵詞:曾國藩 孝弟 家庭倫理 社會倫理論文摘要:曾國藩受傳統銘家思想和湖湘文化的影響，在繼承和發展了曾氏家訓的基礎上，形成了以“孝弟”為核心的家庭倫理忍想，以“仁、禮、誠、愁”為準則的社會倫理思想。曾國藩的倫理思想時構建現今社會家庭倫理關系和社會人際關系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一、曾國藩倫理思想的來源
一個人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是客觀因素和主觀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曾國藩倫理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既有其深刻的歷史淵源，也受到了湖湘文化和曾氏家族文化的影響。
(一)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
曾國落一生勤奮好學，對居于中國傳統文化主導地位的儒學鉆研極深，儒家思想中的內圣外王之道以及仁、禮、恕、中庸等重要觀念都對其倫理思想有很大的影響。內圣外王不僅是傳統儒家修身為政的最高理想，也是道德人格的理想境界。內圣外王意為內修圣人之德，外施王者之政或外務社會事功。曾國藩從小所受的是典型的儒家教育，一生走過的也是一條典型的由內圣而外王的道路。早年他初人京城的時候，曾在當時著名理學家唐鑒、俊仁的引導和影響下研習宋明理學，接受了程朱的性命義理之學，嚴格按照理學的要求修身養性，建樹圣賢人格，為以后的外王事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后來，他又受王夫之經世致用的影響，投身于濟世救民的事業中去。“仁”是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觀念之一，“禮”是儒家的人倫秩序思想與人際關系原則的集中體現。曾國藩十分重視禮學，認為一切經濟致用之事，無論是仁義道德，還是政治軍功，實際上均是禮學。他說:“古之君子之所以盡其心，養其性者，不可得而見。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一秉乎禮。自其內焉者言之，舍禮無所謂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禮無所謂政事。”在曾國藩看來，“禮”即“理”，“禮”調節著統治階級的內部關系，是“理”的外在表現。在人事上要維護以“禮”為主要內容的封建綱常;在政治上維護以“禮”為核心的封建禮治。所以他認為:“仲尼好語求仁，而雅言執禮，孟氏亦仁禮并稱。蓋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爭，內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禮。實際上，曾國藩的“禮學”在“內仁”與“外禮”的關系上仍然強調以“內仁”為本，“外禮”為用。如果說“外禮”是活水的話，“內仁”則是源頭，常人受教時亦應“內仁”與“外禮”的修行并重，二者不可偏頗，只有這樣，才能維護“親親”、“尊尊”的封建等級制度和倫常關系。另外，儒家思想中自強不息，剛健有為的積極人世精神以及“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后世開太平”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等也深深地感染并引導曾氏的人生，進而成為他倫理思想的重要養料，影響著他對家人的訓教并將之靈活運用。如他既要求子弟立志清遠，自強不息，有民胞物與之量，內圣外王之志，優國優民之心，又慮及儒家的人世精神。曾氏用儒家思想心懷天下的大志來要求子弟，其自身也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信條的踐行者。他也考慮到在官場上可能與名利有沖突，因此，“與官場交接，既不能硬，也不能軟，懷揣著一肚皮不合適宜，所以到處不受歡迎，干脆就一味渾含，永不發露，用圣賢之心委曲求全”。閣這其中也體現了他對儒家中庸思想的運用。
(二)湖湘文化的熏陶
一個人生存和生活的環境對其思想的形成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曾國落是湖南人，在其成長過程中深受湖湘文化的影響。湖湘文化是中華民族眾多地域文化中極具特色和影響的一朵奇葩。它的特色和影響在很大程度上都來源于儒家經世致用、治國平天下的政治內核。歷代湖湘先賢總是把當大官、秉大政作為自己實現經國濟世抱負的最主要途徑。曾國藩在實踐中，也著力貫徹經世致用的思想，他自己著手建立翻譯館，引進西方科學技術。他熱情倡導科學技術和洋務運動，這一思想在科學技術和科學精神不甚昌明的近代中國無疑具有時代的進步性，契合了時代的要求，也是曾國藩經世致用思想的體現。在傳統的義利之辯中，湖南人很少給“利”以恰當的地位，他們總是選擇傳統意義上的“義”，而忽視實實在在的“利”。曾國藩也一定程度上受到湖湘義利觀的影響，是一個重義輕利的上司。
(三)曾氏家訓的傳承和發展
曾氏家訓是從曾國藩祖父那里傳下來的家規家風，是以占主導地位的儒家思想作為價值參照系的，其主要內容帶有明顯的儒家倫理色彩。曾氏家訓強調父慈子孝、長幼有序、兄友弟恭的家庭倫理，強調敬老愛幼、敬上愛下等觀念，將家庭倫理放大，體現了家庭關系的社會化。曾國藩出生于重視耕讀的家庭，曾家孝友傳家的家訓以及八字家風對曾國藩形成良好的學風和成熟的思想發生了重要的影響。“孝友傳家”的“孝“是指孝敬父母;“友”指兄弟之間以及鄰里之間和睦相處。“八字家風”具體內容是指“書、蔬、漁、豬、早、掃、考、寶。“書”就是讀書治學，“蔬”指種菜，“漁、豬”指養魚和養豬，代指“耕”。曾國藩秉承耕讀家風，受此影響，鑄就了勤奮好學，畢生堅持每日讀書的習慣，雖官至顯位，仍然堅持親自在庭院里種菜施肥。“早、掃”指早起灑掃，這是曾氏家族多年來的要求，包括家中子弟都要照此做到。“考”是指祭祀，本意為不忘先輩教誨。“寶”是指和親睦鄰，即寬以待人，嚴以律己。曾國藩繼承和發揚了這些曾氏家訓的精華，并結合自身的實踐感悟，構建了傳統性與時代性相統一的倫理思想。曾國藩認為耕讀為本，耕讀優于仕。傳統仕宦家訓的內容主要是道德教化，“治生”、“致用”方面的訓誡很少，對田耕農作往往持鄙夷態度;而曾國藩雖鼓勵子弟博取功名，但在耕讀與功名之間，他更強調前者，“但愿其為耕讀孝友之家，不愿其為仕宦之家”的價值取向，既是對曾氏家族重視家風的繼承，也是在“學而優則仕”的封建時代仕宦家訓史上具有革命意義的思想。他指出:“修之于身，式之于家，必將有流風余韻的君子之澤，其分為詩書之澤，禮讓之澤，稼墻之擇，稼稿之澤尤為長久。修身齊家必須有君子之風，君子之風中尤數稼措的傳統可以維持長久，因此，曾國藩一生重視耕讀，并把其祖父星岡公的“吾子孫雖至大官，家中不可廢家圃舊業”一語視為“鮮哉至訓”，為“萬世法”。
曾氏家訓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六惱”，具體是指對僧、巫、醫(郎中)、地(看風水)、命(算命)以及客人常住不走都很惱火，可見曾氏家訓反對封建迷信的家風由來已久。曾國藩在繼承家訓的基礎上，提出反對封建迷信，倡導經世致用之學。曾國藩認為先哲圣賢之言行皆可學，但地、命、僧、巫、祈禱則不能學，教導子弟要謹守“六惱”祖訓，拒斥封建迷信。他還強調學以致用的重要性，反對夜郎自大，提倡子弟學習科學知識，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和文化。他致書兒子要他們認真研習天文數學，洗刷自己不懂天文數學之“恥”。在給兒子的信中稱贊李鴻章辦洋務是“為中國自強之本，厥功之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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