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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國故運動”衰歇原因探究
作為一場旨在推動中國學術現代轉型的學術文化運動，“整理國故運動”曾經在20－30年代的民國知識界風行一時，然而時至20世紀30年代中后期，它卻終告衰歇。究其緣由，無疑是受到其自身發展的內在理路以及各種外部因素的影響。具體說來，這大致包含了以下幾方面原因。
一、自身缺陷的內在制約
“整理國故運動”的衰歇原因，首先在于它受到了自身固有缺陷的內在制約，尤其是因為它始終拘泥于考據之學，從而不僅無法適應現代史學思潮的發展趨勢，同時也無法滿足當時人們日益增長的思想需求，這在胡適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
正如余英時所指出，“胡適學術的起點和終點都是中國的考證學”。[1]確實，胡適終其一生的學術研究都不脫考據色彩，甚至還可謂帶有某種“考據癖”。譬如，1928年4月，他在游歷廬山后，寫了一篇《廬山游記》。在這篇游記中，他逐一考證了江西紙牌與徽州牌的不同、三疊泉發現之時間、開先寺的來歷、歸宗寺的傳說等一系列問題�；蛟S是自己也覺得其中的考據色彩過于濃重，他不得不在文末附注說：“我作《廬山游記》，不覺寫了許多考據，歸宗寺后的一個塔竟費了我幾千字的考據！這自然是性情的偏向，很難遏止。……我們有歷史考據癖的人到了這些地方，看見了許多捏造的古跡，心里實在忍不住。……我為什么要做這種細碎的考據呢？也不過‘心濆涌，筆手擾’，忍耐不住而已。”[2]由此可見，因為受到性情與思維慣性的牽引，胡適已形成了某種根深蒂固乃至難以自拔的“考據癖”，而這無疑大大限制了他“整理國故”的視野與成就。
其一，由于研究方法不脫考據，這勢必造成他對一些不適于考證的問題無法加以深入的研究。梁漱溟便曾經批評胡適說：“他對佛教找不見門徑，對佛教的禪宗就更無法動筆，只能做一些考證；他想從佛法上研究，但著名的六祖慧能不識字，在寺里砍柴、舂米，是個賣力氣的人，禪宗不立語言文字，胡先生對此就無辦法。”[3]馮友蘭也客觀評價說：“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對于資料的真偽，文字的考證，占了很大的篇幅，而對于哲學家們的哲學思想則講得不夠透，不夠細。”[4]
其二，因為僅僅局限于考據學本身，而未能吸收社會科學的其它方法，胡適的考據成就其實也十分有限。唐德剛就曾直言指出：“用這些精密的方法，他可以發前人所未發，把古書里的‘言’字、‘汝’字……分析得頭頭是道。但是如果碰到……與制度史、社會史有關的字，他那套‘方法’便不夠用了。……學者如罔顧社會科學的法則，而專門去倒訓詁學、�？睂W的字紙簍，那就所見有限了。”[5]
其三，由于陷入了個別史實的瑣碎考證，胡適往往忽視了對通史的研究。他自己即曾說：他在二戰之后暫留美國，“本意是想把我的中國思想史寫成，但寫到一個時期，往往被一些小問題牽引去做點小考證，這些小考證往往比寫通史有趣味得多，于是我就往往入魔了。把寫通史的工作忘在腦后，用全力去做考證 ”。[6]
更為關鍵的是，正如周予同所針砭的那樣，“史料究竟只是史料而不是史，中國現代社會所企求于史學界的是新的史學的建立與新的史籍的產生，而決不僅僅滿足于史料的零碎的獲得”。[7]然而，因為過于注重個別史實的細節考證，一味篤信“見樹不見林”的“實驗主義”，籠統排斥一切“史觀”，胡適顯然無法揭示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從而難以滿足當時人們的精神需求。梁漱溟就批評說：“ 先生不承認封建制度、封建勢力的存在，但……全不提出自己對中國社會的觀察論斷來，亦太嫌省事！中國社會是什么社會？封建制度或封建勢力還存在不存在？這已成了今日最熱鬧的聚訟的問題，論文和專書出了不少，意見尚難歸一。先生是喜歡作歷史研究的人，對于這問題當有所提示，我們非請教不可。……我向不知學問，尤其不會作歷史考證功夫，對此題非常感到棘困；如何能一掃群疑，昭見事實，實大有望于先生！”[8]但對于梁漱溟的這番質問，胡適卻一直未能做出正面的回答。
與此同時，考據史學在胡適身上所暴露出的各種局限性，同樣也貫穿了“整理國故運動”的始終。
其一，因為片面強調考據，導致了許多大學國文系課程明顯偏重于訓詁考據，而忽略了對文學本身的鑒賞。浦江清在1948年便曾經針對清華國文系的課程設置狀況評論說：“照目下情形，中文系同學認為中國文學系課程中國太多，文學太少。就是說近于國學系，而非文學系。他們不喜歡訓詁、考據，而他們所謂文學的觀念乃是五四以后新文學的觀念，對于古文學也很隔膜。為愛好文藝而進中國文學系，乃至弄到觸處是訓詁、考據，不免有‘誤入’的感覺，簡直可以說是受騙。 ”[9]
其二，正如英國著名歷史哲學家柯林武德所指出的那樣，“實證主義在它那工作的這一方面所留給近代歷史編纂學的遺產，就是空前的掌握小型問題和空前的無力處理大型問題這二者的一種結合”。[10]確實，由于過于注重史料的整理，反對疏通與推論，“整理國故運動”在某些缺乏史料的問題上，難免顯得無能為力。譬如，史語所雖在考古發掘方面取得了相當大的成績，但是畢竟無法將中國上古史的原貌重新完全復原，而它又向來以所謂“存而不補、證而不疏”相標榜，以至于長期以來，一部完整的中國上古史始終付之闕如。有鑒于此，李濟晚年就曾反思說：“歷史學家在這一方面，就不能不用些想像的力量。說得簡單一些，一個歷史學家，不但應該根據科學的事實寫歷史，同時也應該用文學的手段寫歷史。……因此，我個人的意見，覺得要預備寫一部中國上古史，我們不但要參照鐵的事實，也需要若干活的想像。”[11]
其三，因為僅僅局限于考據，“整理國故運動”實際上只是以史料的考訂整理為主，屬于微觀史學的范疇，它欠缺宏觀上整體駕馭的能力，更不可能進行高層次的歷史哲學思辨，這就很難達到其所謂“重新估定一些價值”的目的。關于這一點，牟潤孫曾經十分尖銳地針砭說：“綜觀此一時期之史學，當其初也，沿襲五四以來之積習，仍多以考據為專業，而偏重材料。……治史者咸致力于尋求罕見之典籍文物，茍有所獲，則不問事之巨細，題之輕重，旁徵廣引、附會渲染以為文章。……今日史學之衰，在于舍義而言事，抑今之治史者，又往往以追尋瑣屑之事為務，誠所謂未聞大道也。”[12]
平心而論，“整理國故運動”的反對疏通與注重考據，對當時學界所盛行的空疏風氣，確實起到了針砭時弊的一定作用；然而，由于它在研究方法上片面強調考據之學，絕對排斥“史觀”的指導；甚至將研究目的僅僅定位于整理史料，而忽略了探求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因此它也帶有相當大的局限性。如果說在運動的初起階段，這種局限性體現得尚不十分明顯；那么，隨著運動的開展，考據史學的弊端終于逐漸顯露，并最終嚴重制約了“整理國故運動”的繼續發展。
二、主觀心態的轉變
今天看來，“整理國故運動”在20世紀30年代中后期的衰歇，除了受到其自身缺陷的內在制約之外，外部環境的影響顯然也不容忽視。這主要是以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1935年的“華北事變”、1937年的“七七事變”為標志，日本帝國主義一步步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乃至于當時就有人感慨：“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而隨著民族危機日益加深，中國知識分子的心態也發生了重大的轉變。
第一，面臨著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許多學人難以繼續埋首故紙。
盡管不少參與“整理國故運動”的學者，一再以所謂“為學術而學術”的口號相勉勵，但正如錢穆在1951年所質問，“試問這四十年來的知識分子，哪一個能忘情政治？哪一個肯畢生埋頭在學術界？”[13]確實，對于深受“經世致用”觀念熏染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說，“從關心文化到關心政治的轉變，只是時間問題”。[14]
例如，夏承燾即曾在日記中，屢次懺悔自己“沉醉于故紙”。1931年9月22日，他便寫道：“念國事日亟（日兵已陷吉林），猶敝心力于故紙，將貽陸沉之悔”。1935年7月8日，他也再次表示：“國難如此，而猶沈緬于此不急急務，良心過不去。擬舍詞學而為振覺民文學。”7月16日，他又說：“內憂外患如此，而予猶坐讀無益于世之詞書，問心甚疚。”[15]與此相似，“九·一八”事變發生后不久，湯用彤南下廬山，在佛教圣地大林寺撰寫《大林書評》時，也不由在序言中感嘆說：“時當喪亂，猶孜孜于自學，結廬仙境，緬懷往哲，真自愧無地也。”[16]
又如，吳晗也在1932年1月30日致信胡適，針對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機和政府的軟弱無能，慷慨激昂地聲明：“假如自己還是個人，胸膛中還有一滴熱血在煮的時候，這苦痛如何能忍受？”他還說：“過去4個月，無時無刻不被這種苦痛所蹂躪，最初的克制方法，是把自己深藏在圖書館中，但是一出了館門，就仍被襲擊。后來專寫文章，冀圖避免此項思慮，但是仍不成功。”[17]
而當時剛在考古學界嶄露頭角的劉燿（尹達），則更是義無返顧地離開了史語所，毅然奔赴延安抗日前線。離所時，他還曾留下了這樣一段話：“別了，這相伴七年的考古事業！在參加考古工作的第一年，就是敵人鐵蹄踏過東北的時候，內在的矛盾燃燒著憤怒的火焰，使我安心不下去作這樣的純粹學術事業！……現在敵人的狂暴更加厲害了，國亡家破的悲劇跟著看就要在我們的面前排演，同時我們正是一幕悲劇的演員！我們不忍心就這樣的讓國家亡掉，讓故鄉的父老化作亡國的奴隸；內在的矛盾一天天的加重，真不能夠再埋頭寫下去了！我愛好考古，醉心考古，如果有半點可能，也不愿意舍棄這相伴七年的老友！但是我更愛國家，更愛世世代代所居住的故鄉，我不能夠坐視不救！”[18]
在此期間，甚至連曾主張“就是外面炮聲連天，鉛子滿地，我們的機關里依然可以做大家認為無用的考據的工作”的顧頡剛[19]，也無法按捺住內心的憂慮和不安。1931年春，他在率燕大考古團遍訪華北的過程中，親眼目睹了農村的貧困狀況以及民族危機的臨近。歸來之后，他就說：“本來我的精神是集中在學問上的，但從此以后，我總覺得在研究學問之外應當做些事了。”[20]1933 年11月20日，他在應《東方雜志》之邀撰寫新的一年《個人計劃》時也坦承：“年來的內憂外患為中國有史以來所未有，到處看見的都是亡國滅種的現象，如果有絲毫的同情心，如何還能安居在研究室里？”[21]1934年12月，他還在《古史辨第五冊自序》中說：“中國的學術界，近年來實在不能說沒有進步；只恨遭逢的時代太壞，內憂外患交相煎迫，無法安心工作，所以僅得如此，否則成績一定超過現在十倍。”[22]而隨著局勢的不斷惡化，他在1935年12月18日致好友王伯祥的信中更描述說：“華北問題愈鬧愈緊，使北平學人失其向學之心”[23]。
顯而易見，迫于亡國滅種的危機，許多愛國的知識分子再也難以專注于“故紙”的鉆研。當時便有論者觀察到：“近幾年來，日帝侵略，局勢變化，青年學子心內充滿著民族解放的活力，全身淌著奔走國是的熱汗，……無閑情逸致的好好讀書與研究科學，于是讀書與科學又在這樣局勢下，大受頓挫。”[24]董允輝也在致陳垣信中感言：“今中國學術衰歇，后輩小子能知以學問為務如生者，恐亦不多覯。”[25]
第二，在戰爭期間，盡管仍不乏有學者筆耕不輟，繼續堅持學術研究，但與戰前相較，他們的觀點與取向大多發生了明顯的轉變。這在很大程度上，無疑也促使了“整理國故運動”走向衰歇。
總體來看，“整理國故運動”立足于批判傳統，尤其強調必須“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因此，它必然會對一些傳統的觀點有所駁議，甚至在研究結論上，刻意追求某種標新立異。平心而論，這本屬學術范圍內的探討，尚無大礙�？墒堑搅嗣褡宕嫱龅纳狸P頭，這種研究取向就未免顯得有些不合時宜了。
例如，在20年代初，圍繞著屈原是否確有其人的問題，學界曾經展開了沸沸揚揚的討論，胡適甚至徑直斷言屈原只不過是一個“箭垛式”人物而已 [26]。然而時過境遷，在抗戰中，當聞一多得知有學生想寫否定屈原存在的文章時，便立即提醒說：“屈原的詩篇為我們樹立了多么崇高的愛國文學傳統，鼓舞了幾千年來民族的自豪感情和獻身精神，……我們今天的浴血抗戰，也正是屈原精神繼續存在的活見證。否定屈原的存在，對于抗戰會有什么好處呢？”[27]
又如，1935年，姚從吾初撰了一篇重評耶律楚材的文章，一反傳統的貶抑觀點，對耶律楚材做出了較高的評價。不過他并未繼續完成，更不敢發表。為此，他還曾致信傅斯年解釋說，因該文敘述“耶律楚材在蒙古侵入內地時，對漢文化的種種匡救事業”，而“現在那里是表彰耶律楚材的時候？！這一類的文章，似乎不應在現代發表！因此決定停止，另想他種題目。”[28]
再如，顧頡剛曾在標志“古史辨派”崛起的《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中驚世駭俗地說：“一個民族有一個民族的始祖，并沒有許多民族公認的始祖。 ”[29]此后，他更在《答劉胡兩先生書》中提出要“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觀念”[30]。時至1933年，他仍然在《古史辨第四冊序》中聲明：“要使中國人民團結，還是舉出過去的同化事實，積極移民邊陲，鼓勵其雜居與合作。至于歷史上的真相，我們研究學問的，在現在科學昌明之世，決不該再替古人圓謊了。 ”[31]秉承這種觀念，顧氏1939年在為昆明《益世報》主編《邊疆周刊》之初，多以西南少數民族文化為論題。對此，傅斯年極為不滿，并特意致信勸阻說：“有兩名詞，在此地用之，宜必謹慎。其一為‘邊疆’。……其次即所謂‘民族’。……今來西南，尤感覺此事政治上之重要性。夫云南人既自曰：‘只有一個中國民族’，深不愿為之探本追源；吾輩羈旅在此，又何必巧立各種民族之名目乎！今日本人在暹羅宣傳貴滇為泰族Thai故居，而鼓動其收復失地。……則吾輩正當曰‘中華民族一個’耳。……如巧立名目以招分化之實，似非學人愛國之忠也。”他同時還建議顧氏：“莫談一切巧立名目之民族。……更當盡力發揮‘中華民族是一個’之大義，……弟甚愿兄之俯順卑見，于國家實有利也。”[32]從后來情況的發展來看，顧頡剛顯然接受了傅斯年的意見。1939年2月9日，他為《邊疆周刊》撰寫了題為《中華民族是一個》的文章，以事實證明了中華民族是自戰國秦漢以來逐步形成的，不僅其血統錯綜復雜，而且文化亦沒有清楚界限而是相互牽連[33]。
顯而易見，當面臨著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機，不少學者已經清醒地意識到：如果繼續遵循“整理國故運動”立足于批判傳統觀點、乃至于刻意標新立異的研究取向，則往往會造成對時局的不利影響。這無疑說明，“整理國故運動”發展至此，已經不合時宜。
三、客觀條件的限制
當然，即使在硝煙彌漫的戰爭歲月里，也仍有不少學者沉潛于“整理國故”的事業。譬如，1941年，《齊魯學報·發刊詞》即申明：“夫學問研討，本屬平世之業，然兵燹流離，戎馬倉皇之際，學術命脈，未嘗無護持賡續之望。”[34]但毋庸置疑，限于當時惡劣的客觀條件，研究的成績顯然受到了極大的影響。張蔭麟便感慨說：“文獻的淪陷，發掘地址的淪陷，重建的研究設備的簡陋，和生活的動蕩，使得新的史學研究工作在戰時不得不暫告停滯。如其不致停頓，‘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英賢，固尚有之；然而他們生產的效率和發表的機會不得不大受限制了。”[35]
第一，圖書資料的匱乏嚴重限制了研究工作的開展。
據統計，因為抗戰中幾度搬遷，原來北大豐富的藏書幾乎全部陷于敵手，清華大學雖然搶運出一部分圖書，但是在轉運途中又遭敵機轟炸，損失嚴重。故長沙聯大時僅有中外文圖書六千余冊。此后，西南聯大雖設法搜集購買，但由于交通不便和經費困難，添購十分有限。八年間，聯大累計共有中文、日文圖書34100冊，西文圖書13900冊，合計不過48000冊[36]。鑒于此，西南聯大甚至不得不通過決議，限制教員出借圖書。如《西南聯大圖書館教職員借書規則》就規定：“本館藏書無多，以不出借為原則，特殊情況可通融；教員每次借西裝書不超過5冊，中裝書不超過20冊，各系因教學需要，圖書館可隨時收回借出之書；每學期終時，教職員所借之書一律清還。”[37]在此期間，雖經商洽，聯大與史語所實現了圖書資源共享，但畢竟仍相當不便。例如，其中即規定：“每周一次通過聯大圖書館，個人不能直接向史語所借書，全部借出之書，以30種600 冊一般書為限。”[38]
在這種艱難的情況下，即使是曾經飽覽群書的陳寅恪，也難以維系正常的研究工作。他在1938年6月17日致勞干信中便無奈地說：“聯大無書可看。……研究所無書，實不能工作。弟近日亦草短文兩篇，竟無書可查，可稱‘杜撰’。好在今日即有著作，亦不能出版，可謂國亡有期而汗青無日矣。”[39] 與此同時，1938年10月，滯留北平的陳垣，也在其著《釋氏疑年錄》書前小引中附言：“惜寒齋藏書本少，釋典尤闕，變亂以后，半束高閣，甚或以易米鹽。平時瓻借往還，人事既遷，此樂亦不復得，今欲從事復勘已感困難，遑言補益？網羅不盡，良用慊然。”[40]
此外還可與此相印證的是，顧頡剛在《浪口村隨筆序》中也寫道：“詎意戔戔之求，時代洪流竟吝而不許。九一八變作而救亡之念興，為通俗讀物以事抗戰宣傳，社會任務益負益重，直無讀書馀閑，至七七難起而被迫離其舊窟，只身逃死，不僅圖書一冊未攜，即筆記稿本亦都棄擲，偶一執管，悵望躊躇。斯時也，恍若商賈之破產，士兵之繳械矣。”[41]他在1943年10月12日致胡適信中又再次傾訴說：“此數年中，治學則材料無存，辦事則經費竭蹶，當家則生離死別，觸目傷心，弄得一個人若喪魂魄，更無生人之趣。每念先生在國外，還過著正常的生活，親大量的圖書，曷勝艷羨。”[42]
由此來看，在惡劣的戰爭環境中，素以史料見長的“史學二陳”和顧頡剛，也不免捉襟見肘，那就更遑論其他學者了。
第二，考古的發掘與研究工作也遭受了極大的沖擊。
眾所周知，考古發掘屬于田野作業，是一項地域性極強的工作。而在戰時，由于國土大片淪喪，考古發掘無疑也受到了嚴重的約束。30年代初，史語所曾計劃在齊齊哈爾與熱河一帶實施發掘，但是迫于時局的嚴峻，最終不得不取消。對此，李濟后來就十分惋惜地說：“最初所籌備，本是一個比較持久的計劃，但因為‘ 九·一八’事變隨即發生，這一成績甚好的開始，就沒有繼續下去。從我們所計劃的考古立場上說，這是一件無法估計的損失。……在這一區域，我們若能繼續下去，有好些懸而未決的中國古史問題，到現在也許不成問題了。”[43]與此命運相同，殷墟盡管深處中原腹地，卻同樣難逃戰火的蔓延。一位外國學者便曾敏銳地指出：“像中國一切考古學一樣，安陽發掘從一開始就是與政治和政治形勢緊密相連的。”[44]
除發掘之外，在艱苦的戰爭時期，考古的研究工作也受到了不小的限制。例如，李濟在1956年撰寫《<殷墟陶器研究報告>序》時，即曾針對殷墟出土陶器的戰時研究沉痛寫道：“戰事帶給我們的災害，是不宜于在此處申訴的；不過對于這一普遍而持久的變亂，影響到我們的研究工作部分，我們確有留一記錄的義務。抗戰時代，史語所在大搬家的時候，雖帶走很多的考古標本，但陶器卻沒占甚重要的地位。”他同時還回顧：“在大播動的時代，史語所雖盡了最大的力量將所需要的照相材料帶走，但若干比較笨重的設備，是絕對地超乎史語所所能得到的運輸能力；……故在昆明與李莊兩個時期，陶器整理工作最活躍的時代也是我們照相設備最貧乏而最難得到補充的時代。因此，很多標準的及復原的器物留下來的影片甚難令人滿意。”而且，戰前曾經有過與地質研究所合作的陶質分析，“到了抗戰時代，這種合作的業務就大受限制，終于不可能。我們在昆明時代又送了一批陶片請化學研究所代為化驗，卒因化驗材料的缺乏，未能完成”[45]。
總之，在20世紀30年代中后期，一方面是因為其自身缺陷的內在制約，另一方面也由于主觀心態的轉變以及客觀條件的限制，“整理國故運動” 最終難以為繼，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歇，從而逐漸退出了近代中國的學術舞臺。到了40年代，有論者就觀察到：“國學刊物幾如鳳毛麟角”[46]。
[1]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歐陽哲生選編《解析胡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頁。
[2] 胡適：《廬山游記》后記，《胡適文存》三集，黃山書社1996年版，第136頁。
[3] 梁漱溟：《略談胡適之》，朱文華編《自由之師——名人筆下的胡適胡適筆下的名人》，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4頁。
[4] 馮友蘭：《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頁。
[5] 唐德剛譯注：《胡適口述自傳》，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頁。
[6] 胡適：《致雷海宗、田培林》，轉引自朱文華：《胡適評傳》，重慶出版社1988年版，第279頁。
[7] 周予同：《治經與治史》，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25頁。
[8] 梁漱溟：《敬以請教胡適之先生》，《胡適文存》四集，黃山書社1996年版，第322－323頁。
[9] 浦江清：《清華園日記·西行日記》，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242頁。
[10] [英]柯林武德著、何兆武等譯：《歷史的觀念》，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195頁。
[11] 李濟：《再談中國上古史的重建問題》，《考古瑣談》，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167頁。
[12] 牟潤孫：《記所見二十五年來史學著作》（下篇），《思想與時代》第118期，1963年。
[13] 錢穆：《中國知識分子》，《國史新論》，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172頁。
[14] [美]傅樂詩：《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轉引自周陽山：《五四與中國——論關于五四的研究趨向》，蕭延中、朱藝編：《啟蒙的價值與局限——臺港學者論五四》，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頁。
[15] 夏承燾：《天風閣學詞日記》，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35、393、394頁。
[16] 湯用彤：《<大林書評>序》，《湯用彤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6頁。
[17] 吳晗：《致胡適》，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03頁。
[18] 此為尹達出走前留言，現藏史語所，轉引自王汎森：《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羅志田編：《20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史學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108頁。
[19] 顧頡剛：《一九二六年始刊詞》，《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第2卷第13期，1926年1月6日。
[20] 顧頡剛：《旅行后的悲哀》，顧潮編著：《顧頡剛年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93頁。
[21] 顧頡剛：《個人計劃》，《顧頡剛年譜》，第213頁。
[22] 顧頡剛：《古史辨第五冊自序》，《我與古史辨》，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163頁。
[23] 顧頡剛：《致王伯祥》，引自顧潮：《顧頡剛先生與<禹貢>半月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7年第3期。
[24] 簡貫三編著《科學運動與反讀書思潮》，獨立出版社、國民出版社1939年版，第27頁。
[25] 董允輝：《致陳垣》，陳智超編注《陳垣來往書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01頁。
[26] 胡適：《讀楚辭》，《胡適文存》二集，黃山書社1996年版，第66頁。
[27] 鄭臨川：《永恒的懷念·代序》，《聞一多論古典文學》，重慶出版社1984年版，第2頁。
[28] 姚從吾：《致傅斯年》，“傅斯年檔案”Ⅱ：345，轉引自王汎森：《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20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史學卷）》，第110頁。
[29]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古史辨》第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第61頁。
[30] 顧頡剛：《答劉胡兩先生書》，《古史辨》第1冊，第99頁。
[31] 顧頡剛：《古史辨第四冊顧序》，《我與古史辨》，第141頁。
[32] 傅樂成：《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王為松編：《傅斯年印象》，學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200－201頁。
[33] 顧頡剛：《中華民族是一個》，《益世報·邊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13日。
[34] 《齊魯學報·發刊詞》，《齊魯學報》第1期，1941年1月。
[35] 張蔭麟：《<中國史綱>上冊自序》，張云臺編：《張蔭麟文集》，教育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489－490頁。
[36] 蕭超然等編：《北京大學校史》（增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339頁。
[37] 王學珍等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上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70頁。
[38] 王學珍等主編：《北京大學史料》第3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102頁。
[39] 陳寅�。骸吨聞诟伞�，《陳寅恪集·書信集》，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208頁。
[40] 陳垣：《釋氏疑年錄小引》，《陳垣史學論著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8頁。
[41] 顧頡剛：《浪口村隨筆序》，顧洪編：《顧頡剛學術文化隨筆》，中國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331頁。
[42] 顧頡剛：《致胡適》，《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第563頁。
[43] 李濟：《對于丁文江所提倡的科學研究幾段回憶》，雷啟立編：《丁文江印象》，學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頁。
[44] [美]米勒德·B·羅杰斯：《<安陽>序》，李光謨編校：《中國現代學術經典·李濟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45頁。
[45] 李濟：《<殷墟陶器研究報告>序》，《考古瑣談》，第192、196、192頁。
[46] 《國學問答》，北京國學月刊社編《國學月刊》第1卷第2期，194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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