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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的第一任務：對發(fā)生的重新激活
至此，哲學觀念從形式上仍被定義為有關一種無限任務3、即theoria（理論）4的觀念。這種無限的理論生活的歷史，在其努力與失敗中被混同于單純的自我實現(xiàn)。它能從一種發(fā)生性的描述中獲得價值嗎？那貫串于歐洲哲學所有階段的“先驗動機”（motiftranscendental）的歷史，能夠最終為我們照亮先驗主體性的發(fā)生嗎？然而，這種歷史設定了一種向后返回的可能性，一種重新找回那些如此這般的原先在場者的原初意義的可能性。它意味著一種先驗“回問”（régression,Rückfrage）的可能性，這種“回問”穿過對意識而言是可理解的、透明的歷史；這種歷史的積淀可能會被拆除，然后又原樣恢復。
維也納會議之后，胡塞爾的所有文本都在展開同一個問題：如何才能從歷史的－意向的分析出發(fā)，“重新激活”意識行為或意識之歷史產物的原初意義？這種歷史的－意向的分析主題，占據(jù)了胡塞爾大量極其重要的手稿，但是這種分析的技術直到《幾何學起源》（1938）才出現(xiàn)。在這個二十頁的文本（它是胡塞爾最優(yōu)秀的文本之一）中，作者試圖5重新追蹤幾何學的意向發(fā)生（genèseintentionnelle），并想由此確定一種分析類型，通過這種分析，應該總能就其誕生本身，來重新把握意識的歷史產物的先驗本源。
正如芬克（Fink）在其導論中評論的那樣，這個說法并不絕對是新的。在《形式的與先驗的邏輯》中，人們想必已經(jīng)深入到邏輯的起源（origine）本身了。表面上，對于純粹邏輯意識，即被構造的綜合系統(tǒng)、完善的和自身封閉的產物，邏輯可以要求絕對的永恒性和自主性。［但是］事實上，它只有從一種先驗發(fā)生出發(fā)才是可能的，因此應該重新找回這種先驗發(fā)生的意義。然而，這種意義不是已堙沒于邏輯行為與邏輯結構的無限的歷史中了嗎？這些行為和結構在歷史中的層層疊置的積淀，初看起來不是無法最終穿透的嗎？
這種不可穿透性使得任何歷史哲學，極而言之，任何歷史真理都成為不可能。積淀的事實性透明與否，這一點胡塞爾并不關心。但是，只要人們能夠追問，那么任何已往人們、任何意識行為和任何意識生產的意向意義和先驗意義，都應該能夠被本原地理解。“正如我們在此要提出的，幾何學的起源問題……不是文獻學的、歷史的表面問題，它不是要查明那些實際上（wirklich）提出純粹幾何學的命題、證明、理論的事實上(faktisch)最早的幾何學家們，它也不是要查明它們*發(fā)現(xiàn)的特定命題。與此相反，我們的興趣勿寧是對最原初意義的一種‘回問’，按照這種意義，作為千年傳統(tǒng)的幾何學過去在場——在其漸進構建中被把握——而且對于我們來說現(xiàn)在仍然存在。我們‘探詢’幾何學在歷史上最初據(jù)以產生——必然據(jù)以產生——的那種意義，盡管我們關于幾何學最初的創(chuàng)始者一無所知，而且對之不感興趣。從我們對于作為科學傳統(tǒng)的幾何學所知道的東西……出發(fā)，一種對于幾何學的過去了的最初起源——如它們作為原初創(chuàng)立的（urstiftende）幾何學曾經(jīng)必然所是的那樣——的‘回問’，原則上總是可能的。”6
因此，這又一次涉及通過先驗還原的方法重新找回原初的意義。還原不再具有單純唯我論的意義，而是經(jīng)常從一個先驗共同體出發(fā)被實行。人們對歷史的被構成的事實性進行“中立化”，并從先驗主體性出發(fā)，讓意義生產的行為本身顯現(xiàn)出來。同時，這種操作也揭示了幾何學的先驗基礎。全部發(fā)生性的運動，都是從意識的這種奠基性的生產出發(fā)被構建起來。正是通過對這種運動的自覺，人們才能借助于一種向主體性的徹底回歸，而重新激活目的論的觀念，并克服自然主義的客觀主義的諸種危機。胡塞爾說，“文化的所有特殊形式，都是從人類活動中誕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如果人們忽略文化的全部實際的實在性（réalité），就應該能夠重新激活意義本身。經(jīng)驗的、歷史的“不知”（non-savoir），本質上包含著一種知的可能性，這種知的自明性是不可還原的。比如，舉一個最明顯的事實，我們從一種絕對的知那里知道：任何傳統(tǒng)都是從人類活動中誕生。就此而言，“傳統(tǒng)允許拷問”（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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