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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醫學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的類比作用論文
生命倫理學處于倫理學與科學技術、醫學的交匯處，是一門應用倫理學。自從邱仁宗的《生命倫理學》一書出版后，學術界開始注意到生命倫理學在中國的發展進度，且將其中的“國外研究成果”運用于各類倫理學、生命學和醫學等教科書中。生命倫理學作為研究生命道德哲學的一門學問，由于不同文明下形成的道德哲學不盡相同，所建構的不同國度的生命倫理學也會互有差異。生命倫理學在國內發展的幾十年中，其中部分思想也一直處于爭議的狀態，如“尊重原則、自主原則、不傷害原則、公正原則”能否在跨時代、跨文化和跨國度的生命倫理學中“放之四海而皆準”？如何使“隱性”的中國生命倫理學成為一門“顯學”，建構符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生命倫理學，是解答中國在醫學或生命學上實踐疑問的前行方向。
一、中國生命倫理學理應植根于中國古代哲學之中
中國古代哲學歷來重視人生、人性和人德的探究。儒家哲學中正心、養性、舒情、順氣、立意、良知等都把人的內部環境加以塑造，以求本心中正，無愧于心、無愧于道。道家哲學則以順應自然規律而為，從而達到“無為”境界。釋家哲學則把慈愛、博愛萬物作為人生修為，提升仁德境界。中國生命倫理學研究應當打破“拿來主義思想”，鑒用中國自己的“話語元素”，將其建立在“仁”、“道”、“愛”等這些中國古代哲學基本元素之上，從中國自己國度的文明深處探究在道德領域中的生命的存在與價值。例如，“仁”更多是從內部心靈加以修為，做到生命的內心和本體自身的情操塑造；“道”則側重于遵循外部規律、順應自然發展，尊重自然生靈，恪守自然法則，保護自然環境（不只是靜態環境，也包含有生命活動的動態環境）；“愛”則把“仁”與“道”緊密聯系，以高尚情操之“仁心”去“愛”自然存在之“規律”（即“道”），本身就是對生命的秩序、品德和作為的倫理性表達。
生命倫理學不是一種與本國生命道德哲學、本土文化傳統或具體的歷史語境相隔絕的知識領域。建構以中國古代哲學為基礎的中國生命倫理學，可以解答跨時代和跨文化這些較為復雜的倫理學問題。以中國古代哲學為基礎，深度發掘哲學中所蘊含的人文道德和生命倫理，自古至今都可成為中國生命倫理思想的豐富與發展。自古中國生命倫理的思想便在隱性的環境中閃爍著“星星之火”，至今其在顯性的學術中呈現出“燎原之勢”。中國生命倫理學的建構需要在文化之上、文明之中與哲學之里去踐行“程序倫理”之路。換言之，即是需要搭建生命倫理學學術探討平臺，傳播中國生命倫理學根植于中國古代哲學的理念，宣揚五千年文明史中的生命道德哲學，廣納不同生命倫理學內涵的爭議之聲，在文明史的道德哲學的依托下，建構完成“程序倫理”，以此豐富、厘清和完善蘊含“實質倫理”的中國生命倫理學。
二、中國生命倫理學理應容納中醫人文精神與思想
作為中國本土化的生命倫理觀在面對人的生老病死這些問題時，需要融入中醫人文精神與思想。《黃帝內經》有言：“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于人。”中醫生命觀重視天人合一，人與自然和諧共處，弘揚尊重生命、濟世救人的“貴人”思想。唐代著名醫家孫思邈提到“人命至重，有貴千金，一方濟之，德逾于此”，更是表達出生命的珍貴與醫德的重要性。中醫倡導“醫乃仁術”、“大醫精誠”與“仁愛”的精神，其隱含著世代醫家在醫德中的造詣，對患者生命的珍重，對生命倫理的踐行。同時，其倡導的“仁”、“愛”與中國古代哲學的內涵高度契合。相比堅持原則，更應該堅持原理，切換“思維程序”，或許能在本土生命倫理學的建構中走出至關重要的一步。醫療實踐中，生命倫理學“四原則”的“被堅持”，側面暴露堅持者內心認同的缺乏，只有深刻理解，將“誠意正心、醫者仁心”內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實現堅持生命倫理學原則的主動自覺、果敢擔當，以及和諧美好的“醫德患情”。即便我們使用“四原則”，我們也不能照搬他們的解釋和要求，而要按照我們的傳統和實踐進行必要的“誤解”和修飾。那么，中國傳統醫學人文精神和核心思想就可成為中國生命倫理學滋養和成長的源泉。充分吸納中醫人文精神和思想精髓，“求大同存小異”，努力尋求差異切合點的共同倫理跡象，凝聚共識，齊心協力建構中國生命倫理學核心思想。
三、中國生命倫理學理應吸收國內當代價值體系成分
縱觀歷史，先哲對生命道德哲學的思考從未停止，而當今關于生命價值的思考亦在不斷地追求生命的至高境界。“尊重生命，敬畏生命”、“以人為本”、“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人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等主流思想充分展示了對生命的深刻理解，對生命的高度尊重。其表現為對生命所呈現的道德現象和道德行為都蘊含著生命為“貴”的價值傾向，對人的道德發展都有著終身教育的觀點，以求至善至美，達到尚“德”的境界。人類對生命道德的思考和踐行是永無止境的，當代中國生命倫理學的建構需要博及古今生命道德哲學之底蘊。
中國生命倫理學必須在繼承和弘揚傳統文化的生命倫理思想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結合中國的實際，關照中國現實問題及文化特點。中國生命倫理學應充分容納符合時代主流的生命價值成分，恰當解答當今中國關于生命價值、醫學技術等方面的問題，方能確保群眾基礎與實踐活力。道義論、功利論和公益論，是否能從根本上處理中國醫療事故與糾紛問題？安樂死是否符合中國自己的實際，能否用中國自己的生命倫理學知識加以解答？生物科學技術的發展所帶來的有關生命生老病死選擇難題又該如何解決？等等新時代性中國生命倫理學問題提出了嚴峻挑戰。其需要建構中國生命倫理學核心元素，發掘觸發人內心對生命本質感悟的道德哲學思想，以人類思想的高度折服生命活動中的不良道德現象和行為。同時，從實踐的角度提煉、集中大眾對生命倫理的認知，輔以升華，確立核心知識架構。
四、中國生命倫理學理應揚棄國外生命倫理學研究結果
中國是具有特色的國度，有著中華文明的烙印。中國生命倫理學也需要貼合國情實際的特色研究，開發屬于自己的“自主知識產權”。不講究適合與否的盲目推崇對中國生命倫理學的建構十分不利。即便是“舶來品”的到來，我們也要充分鑒別，貼靠實需，揚長棄短。同時，也應當關注國外生命倫理學的發展動態，充分肯定借鑒其先進理念方法，但要避免對其研究結果的“認定”和“篤信”，反對“生搬硬套”。
生命倫理學的建構，不同國家都具有各具特色的發起、建立和發展的方式和管理模式。善于傾聽不同的聲音，勤于研究先導性理論，樂于匯聚共同的力量，是生命倫理學學科得到長足進步、保持旺盛生命力，服務社會發展的必由之路。中國生命倫理學的建構應當具有時代精神，賦予中國特色，堅持“中國元素”，守住中華文明的核心生命倫理價值并以其原則為標準，批判性地吸收與借鑒國外研究結果，并將其中國化，為我國生命倫理學建構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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