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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生命倫理學研究的視域空間論文
生命倫理學是理解( 人的) 生命的具體哲學方式。它是從倫理角度切入來審查人的生命存在、敞開、創化或墮落、沉淪、毀滅何以可能以及怎樣實現的學問。由此，生命倫理學必然訴求開放生成性和大科際整合。它的開放生成性，要求其探討必須將生命置于存在的本體世界和存在的形成世界這兩維平臺上來予以哲學審查，把握生命的未完成、待完成和需要不斷完成的生成性和進程性。
由此，生命倫理學既具形上訴求，更具形下向往: 它既應是本體論的，也應是認知論的，更應是實踐論亦或行動論的。它的大科際整合性，要求其研究既要有宇宙學、地理學、生物學、遺傳學、生態學等自然科學視野，更應有政治學、經濟學、教育學、法學、文化學以及人類學等社會科學視野，更應該有人文學術方法，比如人性論方法、神學方法、美學方法等。這些都對研究生命倫理問題不可或缺。
一、生命本體倫理學視域
生命倫理學研究的基礎維度，就是生命本體倫理學問題，即在存在的本體世界中拷問生命的倫理本位何以可能以及如何呈現。它敞開三個維度，即生命的本原問題、生成問題和本質問題。狄爾泰曾說: “我們不把世界的任何意義帶進生命”，這是因為“生命本身并不意味別的什么東西。在生命中沒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所以也不能得出生命意味著什么的結論，生命中只有它自己”。生命中只有它自己的什么呢? 柏格森曾以比喻的方式做如此表達: 生命是“向前沖鋒的騎兵”。向前沖鋒的騎兵，不顧一切向前沖鋒的目的就是消滅敵人，保存自己。具體地講，就是在殘酷的生存競爭中使自己生、并生生不息。生命的這一生生本性決定了生命必然是生殖的，并必須生殖。
所以，生殖構成了生命的本質。生命的生殖本質，揭示了生命既是生命的動因，也是生命的目的，更是生命的手段。生命生生不息地存在的實際呈現，就是動機、目的、手段的統一。基于此一要求性，生命生殖的基本方式敞開為兩種，即生命的情感生殖和精神生殖: 前者嚴格遵循生命的自然本性，以創造新的肉體生命為直接成果和最終目的; 后者所創造出來的直接成果是文化。生命創造文化有雙重方式，即既可通過創造文化來實現生命，也可因創造文化而異化生命。
二、生命生存倫理學視域
( 一) 生命生存的他者性生存乃存在的敞開。
生命的生存論倫理問題產生于生命存在的自為敞開。生命存在的自為敞開，必然將時間帶入其中: 生命敞開生存，始終是進程性的; 并且，生命敞開生存，必然關聯起他者，包括他人、他種生命、他種存在，以及由此帶出來的各種形式的物。
由此形成生命敞開生存的他者性，最為集中地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作為個體生命，必須借助于他力方可生存。借力生存，這是生命與生命、亦或人與人之本原性親生本性和本原性親緣關系的生存論表達。它揭示了原本自在自為的人何以要在生存進程中求群、適群、合群的最終秘密: 人要求群、適群、合群，是因為他作為個體需要資源滋養，但所需要滋養生命的資源沒有現成，由此成為生存的弱小者。
人的生存弱小導致非獨立性和生存的無保障性，解決這一雙重困境的最好方法，就是借助于他者之力而生存。由此，求群、適群、合群便構成了生命生存的基本倫理問題。其次，作為個體生命，必須借助他物方可生存。借物生存，這是生命與他物的親緣關系，這種親緣關系揭示生命存在的敞開，必須限度生存。生命的限度生存首先展示人類平等的有限性: 在其存在的本體世界里，自然宇宙創化生命和生命參與生命創化、世界創化，均體現普遍的、絕對的平等，但生命作為個獨立性的弱小個體，其所求索的平等始終是相對的，相對的情境、相對的境遇、相對的空間及相對的時間進程中的相對的平等。
( 二) 生命創生的動力生命的限度生存，引發生命敞開生存既需學會趨利避害，更需學會趨害避利。
趨害避利或趨利避害，這是生命創造生存的兩種動力機制。在生命創造生存的進程中，選擇趨害避利，則意味著利他、奉獻或自我犧牲，這是求群、適群、合群之必需。反之，選擇趨利避害的進路，則意味著他必須利己、索取，這是生命自為生存之必然體現。
生命在限度生存進程中選擇趨利避害體現兩種性質取向: 一是選擇有限度地趨利避害，其行為展開及其所能達及的最終結果，是合道德的利己不損他或利己也利他; 二是選擇無限度地趨利避害，其行為展開及其所能達及的最終結果，往往是反道德的利己損他。
三、生命疾病倫理學———生命生活倫理學視域
生命生活倫理學的根本問題，是生命生活的健康和生命生活的完整。生命生活的健康訴求，必牽涉出生命生活的疾病問題，形成生命生活的健康倫理和生命生活的疾病倫理這樣兩個維度。前者更多是生命生活作為所造化的體現，后者更多是生命生活不作為所累積生成。生命生活的完整訴求，牽涉生命技術和生命災疫問題，由此形成生命技術倫理和災疫生命倫理兩個維度。前者可能因為追求生命生活的完整而導致生命的異化和殘損，后者因為生命生活的災難、殘損而可能促進生命的新生與超拔。生命生活追求健康，往往因為疾病或者最終導致疾病。所以，生命生活的疾病總是相對健康而論。在我們所生活的時代，最缺乏的是健康，最普遍的是疾病，最熱衷的是有意無意地制造各種疾病。
客觀地看，我們的社會是一個疾病社會，生活在其中的人們或多或少隱含一種或多種疾病。基于這一現實狀況，生命疾病倫理學必將成為生命倫理學所關注的首要領域。生命疾病倫理學就是對生命本身的摯愛和對生命恢復健康之期望: 第一，竭盡全力探討疾病生成的根源，包括自然根源、社會根源、生命的自身根源、人性根源、歷史根源、文化根源以及政治、經濟、教育根源。第二，揭示疾病的積極生命意義與生活價值。赫舍爾認為: “在我們這個時代，離開了羞辱、焦慮、厭煩，就不可能思考人的處境。”因為對人的生命處境缺乏起碼的意識，也就喪失對生命的關注。生命關注喪失的實質是愛的缺失，生活也就失去全部的意義。不僅如此，“在我們這個時代，離開了憂傷和無止境的心靈痛苦，便不可能體會到喜悅; 離開窘態的痛苦，便看不到個人的成功”。生命的喜悅和成功，源于對生命困境的突圍、對窘迫的消解甚至對絕望的最終戰勝而重建生之熱愛和守望。第三，探討疾病自治和互治的途徑和方法。
探討生命疾病倫理問題的基本努力，就是勘查、發現、歸類我們存在于其中的社會的疾病倫理學譜系，以為之開具對癥施治的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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