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見之明研究綜述

后見之明研究綜述

【內容提要】后見之明指后見判斷（可得益于事件結果反饋的判斷）與先見判斷（不知曉事件結果時的判斷）的系統差異，其研究范式大體可分為兩類，假定型設計和記憶型設計。后見效應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和應用價值。文章對后見效應的研究范式、研究結果、及其有關理論進行了簡要綜述，并對其應用價值加以評述。
【摘要題】學術述評
　　人們這樣調侃歷史學者：每當一個事件發生之后，他們總能找到若干理由，證明這一事件必然發生。事實上，豈但歷史學者，每個人（或許可稱作樸素歷史學者）都或多或少地存在此類心理偏向。人們都曾有這樣的體驗，覺得自己“早就知道”某一事件（如球賽、婚姻、選舉等）會出現何種結果。但是，如果有人宣稱自己“早知如此”時，別人往往會對其言談打個折扣，認為他不過是個“事后諸葛”。
　　Fischhoff最早對后見之明(hindsightbias)做了實驗研究[1]，在實驗中，他向被試呈現歷史畫片，比如，19世紀英國人與尼泊爾哥爾喀人(Gurkhas)戰爭的畫片。在先見(foresight)條件下，不將戰爭的實際結果告知被試，要求被試對4種可能結果成為最終事實的可能性進行評定；而在后見條件下，告訴被試戰爭結果，然后要求他們假定自己不知道實際結果，對4種可能結果成為事實的可能性進行評定。研究發現，后見條件下的被試，較之先見條件下的被試，對實際結果出現的評定更有把握。Fischhoff將后見之明定義為后見判斷（可得益于事件結果反饋的判斷）與先見判斷（不知曉事件結果時的判斷）的系統差異。
　　　　1　后見之明的研究范式及主要結果
　　后見之明的研究范式大體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假定型設計(hypotheticaldesign)，如前所述Fischhoff的研究，其方法為比較兩組被試對事件發生可能性的判斷，一組被試不知道事件結果，另一組被試知道事件結果，但要求他他假定自己不知道；另一類是記憶型設計(memorydesign)，其方法是比較一組被試的初始反應和回憶反應，首先要求被試對事件某些可能結果作出一系列判斷，然后，讓被試知道事件的真實結果，再要求他們回憶原來的判斷。
　　我們可以看到，假定型設計的實驗情境，很類似于歷史學者在事件發生之后進行評論（在此之前未曾置喙）；而記憶型設計的實驗情境，則類似于日常生活中，人們對某些事件作出預測，事件發生之后，又對自己先前的預測進行回憶評述。Hertwig、Gigerenzer和Hoffrage[2]認為，上述兩種范式所研究的效應是有本質不同的。他們提議，將記憶型設計得到的效應稱為“后見之明”，而將假定型設計得到的效應稱為“早知如此”(know-it-allalongeffect)。但多數有關研究并未作此區分。
　　后見之明在多項不同任務類型的研究中得到證實，這些任務包括對事件結果的確信程度判斷、二擇一判斷和數量估計等。這些研究所涉及的領域有政界選舉[3]、醫療診斷[4]、科學實驗結果[5]、經濟決策[6]、自傳記憶[7]和一般知識[8]等。從總體上看，后見效應的幅度很�。ǜ鶕﨏hristensen-Szalanski和FobianWillham[9]的元分析結果r=0.17，信度矯正后r=0.25），但此效應極為強固，難以消除。
　　Fischhoff和Beyth[10]研究了人們對當前新聞事件的先見和后見判斷。他們在1972年尼克松總統出訪北京和莫斯科之前，要求被試對可能出現的諸多結局作判斷；在尼克松出訪后，再要求這些被試回憶其先前對每一結局的可能性判斷，看自己是否預測準確。研究發現，被試表現出明顯的后見效應：對于他們認為已出現的結果，后見判斷比先見判斷所評定的可能性更大；相反，對于他們認為沒有出現的結果，后見判斷比先見判斷所評定的可能性更小。這就是說，即便是被試內設計，也同樣會出現后見效應。
　　Fischhoff和Beyth[10]在實驗中，明確要求被試：“請再一次填寫問卷。這一問卷與兩周前測試所用問卷相同。寫出你當時對各種結果出現的可能性判斷”。在這種情境下，被試不會將后見判斷誤認為對當前知識的評估，他們會把后見判斷看作是對先前知識狀態的準確回憶和重構。雖然指導語明確要求被試再現初始的可能性判斷，但并沒有減小后見效應。
　　Davies[11]探討了先見判斷的提示對后見判斷的影響。Davies預期，在被試做后見判斷時，向他們提示其先見判斷時的想法，應會減小后見效應。在實驗中，被試首先閱讀某心理學實驗的程序，然后評定出現不同結果的可能性。兩周之后，主試向這些被試報告實驗結果，并要求他們再次評定實驗結果。研究雖然證實了Davies的預期，呈現其先見判斷的被試，其后見效應減小，但此效應不能完全消除。
　　很自然，人們會將后見效應與被試的動機聯系在一起。但如果認為，被試之所以表現出后見效應，就是希望自己顯得聰明、有遠見，則未免失于簡單。比如，Fischhoff[12]在實驗中通過指導語改變被試的動機強度，并沒有影響其后見效應的大小。
　　然而，動機因素似乎是和其他因素共同起作用來影響后見效應的。Hell等[8]比較了認知因素與動機因素對后見效應的影響。實驗的自變量為正確答案的呈現時刻、被試對其初始回答編碼的精細程度、被試正確回憶其初始回答可得到的酬金；實驗的因變量為被試由先見判斷而后見判斷的變化幅度（以百分比為指標）。結果發現：(1)初始回答的可回憶程度（由進行初始估計與回憶初始估計的間隔時間來控制）和初始回答編碼的精細程度，這兩個認知因素的效應顯著，初始回答越容易回憶，后見效應越�。�(2)誘使被試準確回憶的酬金與兩個認知變量存在復雜的交互作用。在酬金較高的條件下，記憶保持的時間間隔對后見效應的影響沒有顯著差異；在被試對初始回答進行精細編碼的條件下，酬金的簡單效應不顯著。Hell等認為，對初始估計難以回憶，是產生后見效應的一個必要條件；后見效應的大小，依賴于回憶初始估計的難易程度和所呈現的“正確”答案。
　　　　2　后見之明的理論解釋
　　Hawkins和Hastie[13]分析歸納了人們進行后見判斷采用的4種策略：(1)對初始觀點直接回憶；(2)錨定于目前觀點而調整推斷初始觀點；(3)認知重構(cognitivereconstruction)；(4)自我表現(motivatedself-presentation)。
　　對初始觀點直接回憶，是被試在接受結果反饋后進行后見判斷時，最簡單的反應策略。此時，被試在長時記憶中搜索初始觀點，并且作出與其一致的反應。然而，被試不能夠將其初始觀點完全記住。Fishhoff[12]和Wood[14]的研究表明，其被試只能回憶出初始評定的2/3。這樣，被試就可能采用第二個策略，基于目前的、知道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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