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與整合：國際格局向何處去?

矛盾與整合：國際格局向何處去?

　　兩極格局解體后，世界各國都在忙于應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歷史機遇與挑戰。國際政治經濟領域的合作已經取代東西方兩大集團間的對抗，成為新世紀國際格局發展中的重要特點。然而，經濟全球化的消極意義及其與政治多極化的不平衡狀況，給國際安全與和平發展造成了一定的障礙。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相互依存下的國際合作與單邊主義并存發展，不同文化之間的沖突和融合不斷加劇，南北經濟之間的差距有擴大的趨勢。國際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的矛盾與整合成了國際社會的一種現象。本文將從文化、經濟和政治三個方面集中分析國際社會中存在的新問題，試圖從新的角度把握新世紀國際格局的發展方向。
　　　　　　一、西方文化與非西方文化的矛盾與整合
　　20世紀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使人類在經濟、政治、文化及社會等各個層面實現了全球互動。在全球化打破了地區經濟緯度的同時，觸動了社會價值與社會認知的矛盾與整合。全球化不是純粹的經濟或政治的全球整合，“其目標甚至首先指向了文化價值方面”(注：萬俊人：《經濟全球化與文化多元論》，《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2期，第39頁。)。
　　冷戰時期，全世界被意識形態所分割。當國際關系格局沖破意識形態的控制時，人們突然發現別國的文化價值觀念已經滲入進來。在全球范圍內，各民族在首先做出排他性反應的同時，也遇到了文化認同的危機。然而，當源于西方的工業文明和技術文明給當今世界帶來巨大的沖擊時，為了自身的發展，各個民族程度不同地從物質層面上接受了它，但也無法拒絕隱藏在物質產品背后的文化價值。于是，非西方文明的國家在世界格局的轉型期選擇了吸納與排斥西方文明的雙向行為范式。當兩種不同文明相遭遇時，雙方都表現出強烈的排他行為，并且加強了對自我文化的認同，然后便進入了排斥與接受對方的兩難境地。當西方推廣其文化的普世性時，世界便在一種文化全球擴張與其他文化自我認同的張力中分離與整合。
　　不同文化之間既有矛盾，但這種矛盾也加強了文化內部的融合的活力。從歷史角度看，當不同的文化還未發生深層的互動時，同質文化內部的沖突經常表現在經濟和政治層面上。歐洲大陸的許多次戰爭大都表現為同一文化內部的物質利益層面上的沖突。當全球化進程將一種文化及其載體推向全球層面的互動時，文化內部的沖突開始減緩，乃至終止；文化內部的沖突轉為不同文化之間的沖突。例如，冷戰結束后所謂“西方民主”的勝利及其在世界范圍的擴展，給不同文化帶來了巨大的沖擊，為文化對立乃至沖突制造了誘因。從某種意義上說，“9·11”事件具有文化沖突的特點。此外，文化間的互動又促進了同質文化內部合作的加強，歐洲終于在經濟和政治層面上走向一體化。在當今國際社會中，西方文化對非西方文化的單向整合所帶來的矛盾顯現出來，加劇了西方與非西方文化之間的緊張關系。
　　經濟全球化也推動了各種文化在全球范圍內的磨合，這既是一個自然發展、多元整合共生的客觀過程，也是一個人為導向的過程。在整合過程中摻和了人為導向因素，具有強勢經濟和政治外殼的“強勢文化”就易于在全球推行文化單極主義。全球正在致力于營造一個多元互補、共存共榮的世界，但不排除以美國為核心的西方文化企圖建立一個西方普世主義世界的可能性。文化普世主義就是“以某一既定的社會理念或社會觀系統為前提預制的單極化或一元化普遍主義。也就是說，某種強勢社會理念或者是由某些強勢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力量所支撐的文化價值觀念系統，可能被強行地確定為現代全球化運動的既定目標并加以強行推行。”(注：萬俊人：《經濟全球化與文化多元論》，《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2期，第42頁。)這種普世化行為必然將世界推向西方文化與非西方文化的矛盾之中。
　　蘇聯解體后，西方以為其經濟、政治及社會制度和文化價值取得了全球性的勝利，于是就認為非西方國家應當認同西方的民主、人權、自由市場以及個人主義等價值觀。西方國家與非西方國家在人權問題上的對抗就是一個現實的例證。東西南北發展的差異性決定了對人權理解的差異性。非西方國家強調人的經濟和社會權利，包括發展權利優先；西方國家卻推行人的政治權利和公民權利優先的普世性。這兩種觀點都出于維護人權的最終目的。但是，人權的有效性在于將人權置于國家和地區的特殊性中，顯然，西方國家卻忽略了這一差異。
　　盡管文化全球化是一個確定的將來事物，并且能創造一個復合的全球文化空間，但現在就認為它已經到來卻為時尚早。文化的全球化本身是一個充滿各種矛盾的全球互動過程。不同文化之間的矛盾是現實的存在，而其根源在于西方價值觀的全球性擴張。文化互動也具有兩面性，差異是整合的前提，而對立則是整合過程中的一種極端方式。整合不等于一種文化吞并另一種文化，而是一種優勢互補、多元趨同共生的過程和狀態。
　　　　　　二、南北經濟的矛盾與整合
　　科學技術的發展縮小人們之間的時空距離，為經濟全球化創造了物質可能性。在財力創造財富的能力迅速增長的同時，資源的稀缺性便顯現了出來，導致無限增長的生產能力與資源的有限供給之間發生了矛盾。要解決這一矛盾，就要實現資源在一個國家內和在全球范圍內的有效配置。要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就必須保證資源在任何時空點有充分的自由流動性，也就是經濟要素在全球的流動實現自由化。經濟全球化正是在這樣的發展背景和發展要求下產生的，并且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席卷著全球的任何一種經濟結構和制度。
　　資源能否實現合理配置，從經濟學角度講，市場是一只“無形的手”，如果沒有人為的干預，它會公平而合理地配置資源，因為自由市場的一個先決條件就是競爭的公平性。然而，公平競爭只要求競爭者不論能力大小，都必須站在同一起跑線上，這樣卻導致了一種社會不公現象。作為國家，其能力大小有天壤之別，讓經濟落后的發展中國家按照現有的發展狀況以同等的游戲規則與美國在世界市場上和國際社會中進行競爭，它必然會被這只“無形的手”無情地拋出公平競爭秩序之外。從這個意義上講，資源并沒有在全球實現公平而合理地配置，反而使南北經濟發展更加不對稱，國際經濟秩序也因此更加不合理，不公平。
　　導致南北經濟發展不對稱的原因很多，但總體上講不外乎以下兩個原因。
　　首先，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使西方一躍成為一個發達地區，擁有了向外部擴張的“鐵爪”，并先后將世界其他幾個文明古國置于其現代工業文明的主導之中。南方國家開始被北方發達國家殖民化。殖民主義使南方國家更加貧窮落后，并使整個世界陷入了不公平不合理的國際分工和國際分配體系的“深淵”之中。在人類財富不斷增加的同時，兩極分化現象越來越嚴重，由此導致的貧富兩個世界間的對立也在不斷加大。南方國家，特別是最貧窮國家承擔著現行國際金融制度及經濟自由化過程的高昂代價，而北方國家卻是受益者，他們試圖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其他國際經濟機構來擴大自己的經濟利益，將對自己有利的經濟政策強加給其他國家，并把南方國家的經濟納入由自己主宰的世界經濟秩序之中。以強制的手段實現經濟政策與制度的全球化本身就是一個充滿矛盾的過程，手段的強制性越強，南北經濟的對立也就越加劇。目前，這種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并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
　　其次，知識經濟加劇了南北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和緊張關系。20世紀9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開始實現由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的轉變。這次轉變速度快、波及面大、影響范圍廣，使世界貧富兩極分化局面更為嚴重。“1965年，最富的7個國家的人均收入是最窮的7個國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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