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我國城市貧困人口問題

論我國城市貧困人口問題

摘要：對一個問題是不是社會問題的界定，不僅要把它放在一個大的社會背景中考察，而且也要借用一個公認的準則來分析它。文章基于當前我國社會處于轉型期這一背景，并結合公認的分析社會問題的四要素，即問題對個人或社會的損害、對某些權力集團標準的觸犯、持續性和過多的解決方案，對我國城市貧困人口問題進行了分析。

關鍵詞：轉型期；城市貧困人口；社會問題
　　
　　貧困是一個社會問題，還是一個貧困人口自身必須面對的個人問題?盡管存在著許多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數學者都認為，對于貧困的理解要在更大的社會系統背景中進行，而不是僅僅關注貧困人口這一亞文化群體。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貧困是一個經濟匱乏的現實，但貧困的持續以及在其持續的過程中引發并連帶的其他相關問題(如犯罪、受教育程度低下等)表明，改善貧困人口的物質生活條件并不足以減少所有與貧困相關的問題。當前，我國社會正處于轉型期這一宏觀背景中，對城市貧困人口問題的理解離不開這一背景。何謂“轉型期”?在我國社會學學者的論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體制轉型，即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二是指社會結構變動，持這一觀點的學者認為，社會轉型的主體是社會結構，它是指一種整體的和全面的結構狀態過渡，而不僅僅是某些單項發展指標的實現。社會轉型的具體內容包含結構轉換、機制轉軌、利益調整和觀念轉變。在社會轉型時期，人們的行為方式、生活方式、價值體系都會發生明顯的變化。三是指社會形態變遷，即指中國社會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封閉性社會向開放性社會的社會變遷和發展。當前我國社會轉型具備以上涉及的所有情況。何謂“城市貧困人口”?國內具有代表性的定義認為，城市貧困人口產生于特定的社會背景中，主要表現為：部分社會成員由于缺乏必要的資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剝奪了正常獲得生活資料和參與經濟和社會活動的權利，并使他們的生活持續性地低于社會的常規生活標準。
　　文森特·帕里羅在《當代社會問題》一書中指出，公認的社會問題一般具備四個要素：第一，它們對個人或社會造成物質或精神損害；第二，它們觸犯了社會里一些權力集團的價值觀或準則；第三，它們持續很長時間；第四，由于處于不同社會地位的群體會作出不同評判，對它們的解決方案也往往多種多樣，因而在如何解決的問題上難以達成一致。這四個要素可以簡單歸納為四點：即對個人或社會的損害；對權力集團標準的觸犯；持續性；過多的解決方案。本文將基于上述對我國目前處于社會轉型期的理解，以及界定社會問題的四個要素來論述當前我國城市貧困人口問題。
　　
　　一、轉型期與城市貧困人口
　　
　　新中國成立以前，城市貧困人口占城市總人口的比重不低于60％，城市貧困人口相當普遍。從新中國成立到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城市中基本上不存在貧困人口，存在的是與全國農村基本一致的“共同貧困”人口，全國人民都在“共同貧困”的狀態下生活著，這從某種意義上意味著城市貧困人口面臨的問題相當嚴重。進入改革開放以來，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以帶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政策號召，打破了“共同貧困”的局面，人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現了許多百萬富翁，但隨之也產生社會收入分配不均的問題，城市中貧困人口逐年上升。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擴展，社會轉型和城市社會結構的急劇變遷，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國有企業進行了全面的改組和調整，這使城市下崗職工迅速增加。在當前社會救濟制度和失業保險尚未健全的條件下，相當一部分的失業和下崗人員在再就業之前就已經進入城市貧困人口的行列，同時，一些退休較早和僅依賴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也極易陷入貧困。除此以外，在社會轉型這一特殊歷史時期，城市中還存在著大量農民工，他們往往收入較少、缺乏社會保障，也容易成為城市中的貧困人口。根據官方統計，截止到2008年3月31日，中國城市貧困人口有2200萬人，平均保障標準為每人每月173元人民幣。中國社會科學院發表的研究報告則表明，城市貧困人口規模被低估了，實際數目約4600萬人，占總城鎮人口的8％，這個比例要高于農村。城市貧困人口的擴大，不僅會導致城市貧困家庭生活困難，而且還會引發城市社會中的一系列其他相關問題。
　　
　　二、城市貧困人口問題對個人和社會的損害
　　
　　因貧困造成的后果，不僅對貧困人口本身有害，也對社會有害。
　　首先，對于城市貧困人口自身及其家庭來說，貧困的現實對他們的健康、教育、就業、住房、家庭生活等各個方面都有著一定程度的損害。在商業化的城市社會中，貧困人口的購買力低下，這不僅會導致他們在物質生活方面困難，而且還會導致他們難以平等地享用城市教育、醫療及其他各方面的服務。城市貧困人口在這些方面的落后會使他們的文化素質和生理素質低于非貧困人口，從而間接地導致他們的社會階層地位下降，同時，也導致“貧困代際傳遞”，使他們的下一代仍可能面臨貧困的窘境。另外，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貧困人口卻無法公平地像非貧困人口一樣享受到社會經濟發展帶來的生活質量提高，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對貧困人口的一種社會排斥。 　其次，城市貧困人口問題的存在也對社會有著負面影響，表現在以下幾方面：第一，城市貧困人口問題制約著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城市貧困人口勞動力資源優勢不能充分發揮，影響社會生產的增長，從而制約社會的供給水平；城市貧困人口群體由于經濟條件匱乏，消費能力和水平都低下，從而制約消費需求的擴大。第二，城市貧困人口問題制約著城市化的發展。農民變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經之路，而日益增多的城市貧困人口極大地制約了我國城市化的進程。第三，城市貧困人口的增多以及貧困程度的加劇影響社會的穩定。城市貧困人口大多是由社會原因造成，社會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部分貧困人口的最低生存需求，但在健康、教育和社交方面，這些人口許多最起碼的需求還是無法得到滿足，而且還面臨社會歧視、子女教育等精神和心理上的壓力�，F實生活中面臨的這些問題和心理的不公平感可能會刺激他們發生越軌行為甚至犯罪，從而危害社會的安定與團結。
　三、城市貧困人口問題對某些權力集團標準的觸犯
　　
　　文森特·帕里羅在解釋“對權力集團標準的觸犯”這一要素時指出：“所有社會都包括若干個階層或等級，它們有不同程度的權力和聲望……然而更為通常的情況是以經濟為基礎劃分的等級，統治階層的劃分主要是由人們的職業威望及財富累積所決定的。地位較高的人明顯地擁有最多的權力和制定社會規程、決定政策以及推進社會活動的影響力�！痹谖覈�，情況卻有所不同。職業威望及財富累積只能用來決定它們的擁有者在社會分層中的位置，而社會規程、政策等是由國家的政府部門根據最廣大人民的意愿制定的。如果說我國的城市貧困人口觸犯了某些權力集團的標準，那么，更多地意味著城市貧困人口問題給政府管理社會及調動社會發展帶來一定的麻煩，以及政府為解決貧困問題進行收人再分配而引起“富人階層”的不滿，這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城市貧困人口問題間接地觸犯了“富人階層”的利益。一方面，城市貧困人口的大量出現以及由此所引發的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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