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研究中史詩情結的表現與原因論文

中國文學研究中史詩情結的表現與原因論文

　　無論在學習或是工作中，大家最不陌生的就是論文了吧，論文是探討問題進行學術研究的一種手段。如何寫一篇有思想、有文采的論文呢？下面是小編收集整理的中國文學研究中史詩情結的表現與原因論文，歡迎閱讀與收藏。

　　中國文學研究中史詩情結的表現與原因論文 篇1

　　史詩是指以傳說或重大歷史事件為題材的古代長篇敘事詩，屬于敘事詩的范疇，是不可重復的一種民間文學形式，它是“詩性的歷史”。一部史詩是一座民間文學的寶庫，是認識各民族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能否擁有一部偉大的史詩往往成為衡量一個民族甚至一個國家文學成就的重要標準。

　　“史詩”同“神話”一樣，是20世紀西學東漸背景下進入中國學術視野的。史詩這種獨特的文學體裁，是西方文明的驕傲。黑格爾曾斷言“中國無史詩”，面對這種情況，中國一些學者產生了強烈的反應。王國維、魯迅、胡適、茅盾、陸侃如、馮沅君、鄭振鐸、鐘敬文、饒宗頤、張松如等學者對中國史詩問題進行過專論探討。這些學者對中國漢民族文學中是否有史詩，以及史詩在漢民族文學中為什么不發達的原因等進行了一系列探討。很長一段時間，學者們對中國史詩的研究圍繞漢民族文學有無史詩的問題展開，從而在心理上形成了一種焦慮和一個解不開的結。就像沒有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國家和民族會有一種“諾貝爾獎焦慮癥”一樣，尚未發現中國漢民族史詩的研究者們，也難免有一種“史詩焦慮癥”。到現在為止，一些研究者還沒有停止對這個問題的討論。他們都把很多精力放在對史詩問題的糾纏上，無法釋懷，這也使中國上古文學的研究長期為史詩問題所困擾。這種“史詩情結”不僅對中國史詩研究產生了影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文學的研究。

　　一、“史詩情結”的表現

　　著名學者王國維認為，中國敘事詩、史詩的發展“尚在幼稚的時代”，中國的敘事傳、史詩及戲曲等敘事文體，都是和西歐無法比擬的;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談到：“然自古以來，終不聞有薈萃融鑄為巨制，如希臘史詩者，第用為詩文藻飾，而于小說中常見其跡象而已�！笨梢婔斞敢彩歉袊@中國不具有希臘那樣宏大的史詩，只是覺得在中國小說中可以窺見一點史詩的跡象;胡適曾認為《孔雀東南飛》是“史詩”;茅盾認為，中國古代有史詩，只是逸亡了，他認為《蚩尤》二卷或許是一部“史詩”，題材是‘涿鹿之戰’，也有英雄人物，如黃帝、蚩尤等，只是這本書沒有流傳下來;陸侃如、馮沅君在《中國詩史》中認為將《詩經·大雅》里的《生民》《公劉》《綿》《皇矣》及《大明》五篇組合起來，可成一部“周的史詩”;現代著名的文學史家，例如聞一多、劉大杰、朱東潤、李長之等也都認為中國上古有史詩。鄭振鐸1923年在《詩歌的分類》中認為史詩是長篇敘事詩，《孔雀東南飛》《長恨歌》也可算史詩，1953年，他在《中國古典文學中的詩歌傳統》中又認為中國古代沒有史詩，是因為中國古代沒有產生像荷馬那樣的詩人，中國的遠古神話片段未能熔煉成史詩;鐘敬文認為，中國遠古神話是很豐富的，但并不零碎，而是“散亡”了;八九十年代之后，學者們認為中國漢民族文學中沒有史詩，饒宗頤曾提出一些理由解釋漢族未見有史詩傳世的原因，張松如也認為古代中國沒有史詩。20世紀之后，仍然有一些研究者在努力探討中國有無史詩的問題，他們認為中國的史詩一直處于被忽略的狀態，主要是因為我們受西方學者的觀點影響，用西方的史詩概念來衡量東方農業民族的史詩。如嘉應大學中文系教授張應斌就認為《詩經》中很多都是史詩。不僅包括《詩經·大雅》中的五篇作品，而且認為《小雅》中的部分頌神詩也是周人史詩的有機組成部分。還有學者為了彌補“中國無史詩”的缺陷，借用人類學方法，發掘和重構中國上古史詩，如葉舒憲的《英雄與太陽——中國上古史詩的原型重構》。

　　二、“史詩情結”產生的原因

　　史詩問題是20世紀西學東漸的過程中，用西方文學起源和發展模式來解釋中國文學產生的。所以要探討這個問題形成的原因，就必須把這個問題拿到中西文化和文學交流與沖突的大背景中來考察。

　　1. 中西文化碰撞中產生的文化焦慮

　　19世紀末，中國文化開始與世界文化匯合，在中西文化的沖突與交流中各種因素導致了“中國意識危機”。眾多中國學者在這種多元文化背景中產生了一種深深的焦慮感：一方面害怕西方文化的強勢壓倒本國文化，另一方面又擔心本國的文化乃至文學不能與西方相抗衡。他們既對中國文化懷有深厚的感情，又有相當深刻的文化生存危機感。中國學者們一直都有強烈的自豪感，但同時也有強烈的焦慮感。一方面他們對中國五千年的文化與文明感到無比的自豪和驕傲;另一方面當面對強大的西方文化沖擊時，他們又感到非常焦慮，身上的自豪感和驕傲感也隨之動搖。在強大的西方文化面前，他們突然感覺到一種無所適從的擔憂，甚至是茫然和畏懼。就像劉姥姥進了大觀園，不知如何開口說話方為得體。實際上這種心理的形成也是某些學者缺乏自信的表現。中國一些學者的這種心理焦慮在文學研究中就有很深的體現。西方文學的源頭是神話、史詩，尤其是史詩，規模宏大，長篇敘述，運用藝術虛構手法，描述了本民族的英雄人物和偉大事跡，結構宏大，充滿著幻想和神奇的色彩，史詩是民族精神的結晶， 是人類在特定時代創造的高不可及的藝術范本，是特定歷史時代的產物，對后來的文學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成為西方文明的驕傲，它直接孕育了西方文學，這似乎已成為一種文學模式，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無形中他們在心理上就形成了一個結，一種渴望史詩的“史詩情結”。

　　2. 對西方文學權威的無條件認同和跟從

　　20世紀初西學東漸，西方文學帶著新穎、科學、進步的優勢傳入中國，在這個西學滔滔的大潮中，中國文學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大家普遍認為一定要與時俱進才能跟得上時代的潮流和步伐，才能發展和進步。 “史詩情結”就是在這個學術大背景下產生的，就是在“西方中心論”的影響下產生的。神話、史詩是希臘文學乃至西方文學的起源，在西方文學中已經成了不易的定式，成了一個普世性的原則，成了衡量西方文學乃至世界文學的權威。中國一些學者認為這個文學起源的普遍模式應該適合中國。他們迫不及待地用這個文學權威來衡量中國的文學，當他們用神話、史詩是文學的源頭來解釋中國的文學起源時，就出現了問題。如果按照這個西方文學的起源模式來解釋中國文學的起源的話就會遇到很大的困擾，因為中國漢民族文學中沒有史詩，若用此模式來解釋的話中國文學起源將會只是蒼白的一頁。學者們是無法接受這個現實的，于是他們就用各種解釋和說法來自圓其說。把自己主動排除在了世界之外，把自己的文化和文學也排除在了真理、權威之外，從而導致一些學者產生了比附西洋學術、比附西方的文學觀念的做法，自然而然地就把西方文學當成了真理和權威。而自己的優勢就完全喪失，成了西方權威的追隨者和模仿者。中國文化在20世紀中的這種“低勢態”與西方文化“高勢態”的懸殊差異就使得一些人更加盲目地追隨西方，而不能清醒地看到實際問題。正是由于這樣才產生了綿延一個世紀之久的中國史詩問題，也正是這樣才使一些學者陷入這個問題中無法走出來。如果沒有普遍主義的、本質上是西方中心論的文學標準，問題的提法可能就不同了。因此我們要擺脫“西方中心論”的影響，從民族文學特點來認識和分析中國文學，發掘其獨特價值。不必因中國敘事詩歌的短小精悍而喪氣，也不必因為沒有出現荷馬史詩那樣的宏大作品而感到遺憾。一個民族有自己的文化，一個國家的文學也有它本身的特色。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文學典范，各自的文學發展道路也不一樣。我們應該客觀地看待不同民族之間文學的差異，尤其要注意我們自己的傳統文學以及本民族的文學特色。在當前全球化背景下，我們更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覺，由文化自覺而獲得文化自尊，進而發展和復興包括文學在內的民族文化

　　中國文學研究中史詩情結的表現與原因論文 篇2

　　作為中國現代學術的組成部分，中國古代文學史編寫的發軔之初也具備中國學術轉型時期的共同特征，即學習和模仿西方。眾所周知，雖然中國文學源遠流長，史學繁盛，但具有學科觀念的文學史述卻最早由歐洲人完成，而后日本學者川種郎撰寫了中國歷朝文學史，1904年京師大學堂文科教授林傳甲因課程教學需要，模仿和參考日本人的文學史，編寫了《中國文學史》講義，這才有了中國人自己撰述的第一部中國文學史。隨著科舉制度的取消，取法西方體制的大學在中國興起。由于大學多有文學史課程，故而古代文學史的著作也開始增多，出現了文學史寫作的高潮期。這一階段的主要著述有：1918年謝無量的《中國文學史》、1928年胡適的《白話文學史》、1932年有胡云翼的《中國文學史》、1933年有劉大白的《中國文學史》、上下卷分別于1941年、1949年出版的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等。

　　由此表明，“文學史”這一學科概念最早由西方或受西方觀念影響的日本傳入，伴隨著西方文學、美學和文學史著述翻譯而來，自然多承襲了西方視角和模式方法。再加上初期文學史寫作中體例不規范統一、論述不客觀等問題，上世紀前五十年的文學史書寫很多處于借鑒西方文學觀念下的自我摸索階段。這一困惑在中國古代文學史的編撰中有所表現。如果把文學史看作是文學歷史的演繹發展，那么“文學史”的觀念在中國自古有之。“中國古代文學歷來是以經學為典范，以原道、載道為價值追求，以簡潔典雅的文字，表現對社會人生的思考，記敘現實中發生的人與事，以期引導社會向善�！薄� 莊子·天下》從王官之學論至“道為天下裂”的戰國學術，《漢書·藝文志》著錄先秦至漢的文學典籍，《文心雕龍》體大思精，縱談文體演變與文學技巧，再到正史中的文苑傳、儒林傳、藝文志、文學家列傳等，無不是有關文學史的著作，體現了中國古代文學史的傳統。這些優良傳統在受19 世紀以來西方文學概念影響的中國文學史撰寫中消失，不得不說是中國古代文學史的一種缺失。

　　建國以后，我國的大學教育一度實行蘇聯化，古代文學研究和教學也完全被蘇聯化，文學史以階級論和人民性為主要基調，最典型的是北京大學1955 年級學生撰寫的《中國文學史》。八十年代后，我國文藝事業迅速發展，但文學史著述依然采用西方的文學理論和模式概念，對中國古代文學觀念和文獻資料挖掘不夠，無法表現中國文化、文學的真正內涵�！拔鞣交�的標志是以詩歌、小說、戲劇為基本文學形態，以形象性、想象性、虛構性、抒情性和形象思維為文學的基本創作特征;蘇聯化最主要的特征是強調階級性、典型化，以及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創作方法�！边@段話概括了西方化的中國古代文學史的幾個主要特點，基本符合事實。

　　第一，文體分類過于西方化、概括化，忽視中國傳統文體特征。當代主流的文學史著作，一般采取的體例是以時間為縱線敘述，以文體為橫線闡述，但文學分體始終“用西方人的純文學觀和小說、戲劇、詩歌、散文四體分類法來觀照、衡量中國文學，總是以四體來架構、編排中國文學史”，而不注重整合分析中國傳統文體。中國自有中國的文學分類方法，曹丕《典論·論文》里分成四科八類、陸機《文賦》云“體有萬殊”、蕭統編纂《文選》以類相從、劉勰《文心雕龍》有文體論二十篇、再到明人吳訥《文章辨體》、徐師曾《文體明辨》，代有不絕。雖然某些分類有碎雜之弊，但都體現了中國文體的發生、發展和演變的實際情況，是中國古代文學史的本質。比如“文”類，現在的文學史多偏重散文，輕視駢文，而即使是論述散文，也總以概念化的觀念進行闡述，沒有對散文的具體類別作出特別分析，這是用西方文學視角勾勒出的中國文學，總給人隔膜之感。

　　第二，文學敘述過于重視知識理論的傳授和體系構建，忽視文學的背景介紹和重點透視。與上世紀初期文學史寫作相比，八十年代后的文學史在體例和理論框架上都已相當成熟。作為一種文學歷史的演繹，文學史能提供學生關于文學發生、發展、演變的基本軌跡，對文學是什么給予了回答。但隨著社會發展，尤其是電視、電腦網絡的興盛，給知識傳播和接受帶來了巨大變革。文學史的基本文學知識和理論范疇可以通過電子檢索便捷地獲得，各種文史常識和文學介紹在網絡上俯拾皆是。這就給當今文學史課程和教學帶來新的課題，即文學史不僅應告訴學生文學是什么，文學怎么發展，更要作重點透視，回答學生文學怎樣發生，為什么發生，以及怎樣掌握文學。換句話說，學習文學史是學習方法，不必求其全備，而以精通為主。

　　第三，作品闡析偏重內容、主題，強調文學語言、風格和意境，但不注重文學的“雕蟲小技”。翻開任何一本文學史，在對作品進行分析時，一般都有固定的模式，即先講主題，再論藝術性，最后是接受過程或對后代影響。而在藝術性方面，詩文多論語言、意境和風格，小說戲曲常言情節、人物和結構，千篇一律，缺少對文體性質的獨特闡釋。比如講唐詩，不僅要帶領學生賞析唐詩，還應教學生基本的格律規范，鼓勵學生自己寫詩。掌握了一定的形式技巧，有了自己的寫作經驗，對于詩歌的理解就會更深一層。

　　針對文學史編纂中的以上問題，以及文學教學中的缺失，本人在所在高校進行了一系列的教學改革實踐，并提出“基于‘文化生態’觀念的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知識構建與實踐研究”，旨在拉近當代學生與古代社會的距離，使其更好地學習古代文學知識，并用所學服務人生、安慰人生和解讀人生。

　　以古鑒今，在文化體系中尋求中國文學的獨特性、日�；� 和平民化，而非僅僅是知識化、理論化和精英化。這應是面向 社會實踐活動的高校古代文學史課程的教學目標。上世紀中 葉，錢穆在香港新亞書院講授《中國文學史》，曾感慨至其所見 還未有一冊理想的《中國文學史》。有學者就錢穆所謂“理想的 文學史”作出如下概括：“一、將文學史視如文化體系之一，在 文化體系中求得民族文學之特性;二、以古人的心情寫活文學 史，使得文學史有助于新文學的發展;三、貫通文學與人生，從 人生認識文學，以文學安慰人生，而極力反對用西方文學為標 準來建構、衡量中國文學史�！边@一觀念就是回歸文學本質， 將文學視作人生的一部分，從“文化生態”的角度去把握和理 解文學史。

　　基于“文化生態”觀念的古代文學知識體系構建，旨在提煉古代文學知識中的生態成分，用一種更為貼近生活的方式帶領學生進入古代文學的世界，消除古典與當代的隔閡。對“文化生態”概念的理解，學術界眾說紛紜，鑒于課堂教學實際，這里所謂“文化生態”，是一個與藝術生產和精神生產緊密相關的概念，它是一定生產條件下人們物質生活包括精神、氣質、習俗、禮儀等與一定地理環境的統一�；�于“文化生態”觀念的古代文學教學和實踐不僅傳播關于文學的知識要點，更要通過文學了解古代的日常生活方式、生活情趣和社會屬性等文化生態，進而領悟中國文化。同時，這些傳統生態文化可以部分地在現實中實踐出來，真正做到學以致用、古為今用。在高校課堂中，中國古代文學史比較注重課堂講授和知識教學，這樣就容易把古代文學知識化，拘囿于理論認識而缺乏實際感悟。其實中國文學自身有其“尚用”的傳統，從春秋賦詩言志、楚辭發憤抒情，到漢賦貴美刺、科舉試詩賦，杜甫獲譽詩史，宋詩生活化，以至到明清小說，更是整個社會文化生態的產物。充分發掘文學作品中的文人生存狀態，更深刻地揭示文學作品的內涵和文學史意義，從根本上解釋作品的文體意義，進而引導學生觀察當代社會里的傳統文化影響，繼承文化遺產，在理解的基礎上進行古代文體寫作訓練。同時，在中國古代文學課堂上加強師生互動，通過鑒賞、賦詠、冶游、表演等方式感受和表現文學情境，把知識運用到實際生活中去。

　　基于“生態文化”觀念的古代文學史課程實踐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一是文學史的生態學闡述。主要是用生態觀念解釋文學史及作品，將文學還原至其發生發展的情境中;進而溝通古今，繼承優良傳統，在現實生活中加以運用，提高人文素質和創作能力，提升學習者的生活品質。比如講《詩經》，不僅分析藝術特點，還要“多識于草木鳥獸之名”，通過生態理論解釋關雎、鹿鳴何以起興;《采薇》之“薇”并非傳統解釋中的野菜之屬，而是周朝的貴族食材，那么，一般認為《采薇》前面三章是士兵回憶艱辛戍卒生活的看法就被推翻，而要從創作心態和文化思維方式上去重新解讀此詩。再如《西洲曲》“樹下即門前，門中露翠鈿”、韋莊《嘆落花》詩“西子去時遺笑靨，謝娥行處落金鈿�！逼渲小按溻殹�、“金鈿”，教材皆簡單注釋為頭上裝束，但對詩歌深意仍未有察覺。如果知道“翠鈿”、“金鈿”乃古代女性以花片為裝飾貼在臉上，用以模仿人微笑時的靨窩，則能更深刻地理解《西洲曲》思婦的懷人自嘆之情，也能更形象地認識韋莊用“遺笑靨”比喻落花的巧妙。對文學史的生態學闡釋，將優化課程知識結構，完善知識體系。二是文學應用。如講到沈約，其《八詠》組詩已開后代“賦得”先河。所謂“賦得”乃節取古詩某句或即情即景之作，適合同題共詠。韓愈《別知賦》乃作者送別友人之作，同樣也適用于當代送友之際。畢業臨別，以詩賦送別更顯雅致。唐代詩歌講求格律，文學史課程除了講授詩歌內容與藝術，也要傳授有關詩歌格律要求，鼓勵提倡學生創作。

　　總之，針對文學史編寫的缺失，不僅要提出重寫文學史的課題，在具體的課程講授中還要考慮學習者和教授者的互動關系，從古代文學教學的實際情況出發，把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文學知識傳播出去，提高學生的人文素質和文學技能。這是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和教學的工作者的基本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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