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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英與中國近代文學研究
阿英是繼胡適和魯迅之后近代文學的開拓者，早在20世紀30年代，他就有計劃、有系統地研究近代文學。阿英是在近代文學研究的拓荒期用力最勤、成果最多、貢獻最大的一位著名的中國近代文學研究專家。贏得了近代文學研究界極大的尊敬。
一
阿英的近代文學研究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資料的整理與出版；二是編寫書目；三是研究論著。下面依此順序略加敘述。
�。ㄒ唬┚庉嬇c出版中國近代文學資料。
近代文學的下限距離今天還不足一個世紀，但由于學界對這段文學研究的忽視，近代文學研究資料的缺乏已成為研究中最大的困難。近代文學研究資料有三大特點：量大、分散，且多未整理，這點和古代文學資料的固有基礎和生存狀態不同。古代文學由于研究長，關注的人多，資料積累比較豐富，總集、全集、別集都有出版，也較容易找到。近代的情況則大不相同，許多作家的文集從未出版過，即使已經刊刻的，有些今天也已很難看到，而大量的小說、戲曲、詩歌、翻譯文學的文本又散布在數百種報刊雜志上，查找、搜集、整理的難度是很大的。為解決此困難，阿英先后編輯了《近代反侵略文學集》和《晚清文學叢鈔》兩套叢書。前者包括《鴉x戰爭文學集》、《中法戰爭文學集》、《甲午中日戰爭文學集》、《庚子事變文學集》、《反美華工禁約文學集》和已整理未刊行的《中國近代反侵略文學補編》，后者包括小說戲曲研究卷、說唱文學卷、小說四卷、傳奇雜劇卷、域外文學譯文卷、俄羅斯文學譯文卷，此外尚有已編好未出版的文學論卷、詩詞卷、散文與雜文卷，全部《叢鈔》共12卷，500多萬字。加上《中國近代反侵略文學集》，阿英編輯近代文學作品約800萬字。
�。ǘ┚帉懡膶W書目。
阿英也是一位著名的藏書家。他編寫的書目，很大一部分是據自己的藏書完成的。這樣編出的書目和一般的、綜合前人的書目或著作而編的書目大不相同。這樣的書目至少有兩大優點：一是因材料大多有實物目驗，保證了書目的可靠與準確；二是有藏書參照，在甄別、分類和記載版本情況方面會避免很多想當然的錯誤。比如成書于上世紀40年代、50年代正式出版的《晚清戲曲小說目》是研究近代小說和戲曲的必備參考書。該書收晚清戲劇161種，晚清小說1070種（創作小說462種、翻譯小說608種），1957年又出增補本，收創作小說478種，翻譯小說629種，計1107種，較前增補37種。這個書目在上世紀80年代之前對于一般近代文學研究者具有引路人的作用，許多研究近代小說和戲劇的人都是據此書來搜集資料、開展研究工作的，其歷史貢獻不可抹煞。當然，從今天看，這個書目有很大的局限。第一，書目標明“晚清”，作者所搜集文學作品的時限是光緒元年(1875)至辛亥革命(1911)。這就無法涵蓋整個近代(1840-1919)，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過去學界有個錯覺，以為近代小說的繁榮主要是在晚清時期，民國之后無成績可言。從現有能搜集到的材料看，這是不正確的。1912年后，創作小說和翻譯小說較之1911年前均成上升趨勢，其數量明顯增多。1907年，1908年是晚清小說數量最多的兩年，而1915年的創作小說和翻譯小說均是以上兩年的六倍和兩倍，據日本樽本照雄《新編清末民初小說目錄》統計，1907年、1908年創作小說分別是191、251種，翻譯小說分別是197、151種，而1915年創作小說為1549種，翻譯小說344種。第二，《晚清戲曲小說目》與上世紀90年代日本樽本照雄編的《新編清末民初小說目錄》比較，前者漏收的作品很多。不說后者總收入量較前者多了近10倍，《新編清末民初小說目錄》收創作小說7466種，翻譯小說2545種，共10011種；即使就二者對應的晚清部分來說，后書所收也接近前書的三倍。第三，阿英的《晚清戲曲小說目》在搜集作品時，對發表在近代報刊上的小說有所忽略，這并不是說阿英不知道近代報刊上載有大量的小說（包括創作小說與翻譯小說），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近代小說的主要傳媒是報刊這一新的理念。在評論阿英的近代文學研究時，我指出《晚清戲曲小說目》的幾點局限，旨在說明學術的對前賢的超越，決無苛責該書目之意。
阿英還編輯過《晚清文藝報刊述略》，這是阿英編著的另一本書目性質的著作。全書包括《晚清文學期刊述略》、《晚清小報錄》和《辛亥革命書征》三種。前二種是近代文藝報刊的重要書，后者是研究辛亥革命、、思想、文化、（包括文學）的重要書目，都很有學術意義和史料價值。
《晚清文藝期刊述略》介紹了近代主要的文學期刊24種，在這24種文學期刊中，既有號稱近代四大小說雜志的《新小說》(1902)、《繡像小說》(1903)、《月月小說》(1906)和《小說林》(1907)，也有一般人不常見的小說雜志如《小說世界》(1907)、《競立社小說月報》(1907)、《新小說叢》(1907)、《揚子江小說報》(1909)，還介紹了近代最早的三種文學期刊《瀛寰瑣記》(1872)、《四溟瑣記》(1875)和《寰宇瑣記》(1876)，以及一種私人創辦的最早的小說刊物《海上奇書》(1892)。前三種均系《申報》的副刊，三種副刊接踵而生，從1872年起前后相繼5年，共出版52期，后一種是韓子云創辦的以刊登個人創作為目的的第一份專門的小說期刊。阿英的《晚清文學期刊述略》雖然搜集的文學期刊并不全（據祝均宙、黃培瑋輯錄的《近代文學報刊概覽》，近代有文藝雜志133種）；但對研究近代文學期刊，以及它與文學創作的關系均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晚清小報錄》收近代小報26種，并詳細介紹其出版概況、及其特點，此文和上面《晚清文學期刊述略》一樣均是國內最早專門介紹文學期刊和小報的文字，極具參考價值。建國后許多有關研究近代報刊的文章和書目，大多是依據阿英所提供的這兩種材料而增補編輯的。
此外，阿英所編的書目尚有：《近代國難史籍錄》、《中英鴉x戰爭書錄》、《太平天國書錄》、《甲午中日戰爭書錄》、《庚子八國聯軍戰爭書錄》、《清末小說雜志略》、《國難小說叢話》等。
這些書目，有些雖然不是全文學的，但其中不少是屬于文學或與文學有關的。因此，它們對于從事近代文學研究的人省了許多探求資料的功夫，仍然具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ㄈ┙膶W研究論著。
阿英研究近代文學的論著很多，論述內容也很廣泛，其主要的研究客體大體包括在以下三種著作中：一是《晚清小說史》；二是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小說閑談四種》（包括《小說閑談》、《小說二談》、《小說三談》、《小說四談》）；三是1981年三聯書店出版的《阿集》。
《晚清小說史》是阿英關于研究晚清小說的一部專著。該書寫于上世紀30年代，1937年由商務印書館初版。后經修改，1955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98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又重印了這個本子。該書共十四章，第一章：《晚清小說的繁榮》，對晚清小說產生的歷史文化背景、晚清小說繁榮的原因，以及小說報刊、小說、小說內容及形式的特點等等方面作了鉤玄提要的論述。第十三章，論述清末小說的末流，第十四章講翻譯小說。其中第二章至第十二章，作者以小說題材進行分類論述，旨在說明晚清小說內容的豐富、反映面的廣闊，以及與近代現實生活的關系。全書涉及的晚清小說200余部，對其中的50余部作品進行了闡釋和評論。綱目清晰，論述簡明，在對晚清小說缺乏了解與研究的情況下，阿英《晚清小說史》的出版，尤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和價值，成為和研究近代小說的人的必備參考書。在國內外學術界均有相當的。1939年德國漢堡《亞洲周報》選擇第一、第二章，題名《中國晚清小說史》，1979年又有日譯本問世。
此外，阿英在《小說閑談》中還論述稀見的近代小說20余種，或介紹其梗概，或評述其思想、特點，或鉤沉史實，對研究近代小說亦有幫助。
二
阿英其他方面的近代文學研究，就其主要的可以概括為如下幾點：
（一）關于近代小說理論的研究。
阿英十分重視近代小說理論，他在《晚清小說史》第一章已簡略敘述了近代小說理論的概況。后來他又寫了《小說叢話論略》和《吳趼人的小說論》兩篇文章，專門評述近代小說理論。《小說叢話論略》主要評述《新小說》上“小說叢話”專欄內所發表的關于小說的短論。阿英在文中首先肯定了梁啟超關于小說的一系列理論。阿英認為梁氏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中對小說地位的肯定是正確的，特別指出梁氏所說的“文學之進化有一大關鍵，即由古語之文學變為俗語之文學是也”，又謂小說“決非以古語之文體而能工”，均是為肯定小說通俗化的文學地位提供理論根據。阿英認為，這些均系梁氏的“卓見”。阿英又認為還有一篇文章對梁氏頗有影響，那就是嚴復和夏曾佑合著的《國聞報附印說部緣起》，這是我國自有小說以來“以新觀點論小說”的第一篇長文。梁啟超自己就說過：“天津《國聞報》初出時有一雄文，曰《本館附印小說緣起》，殆萬余言，……余當時狂愛之�！卑⒂⑦�評述了狄平子（葆賢）、俠人、定一、周桂笙等人的小說理論。
阿英還論述了吳趼人的小說對其創作的。吳趼人是近代著名的小說家，他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恨�！�、《九命奇冤》很受讀者的歡迎。同時他還是一位擅長寫小說的作家。吳趼人不僅創作歷史小說，還有這方面的理論。阿英特別看中吳趼人對歷史小說所發表的意見。阿英指出吳趼人有關歷史小說的理論主要有兩點：第一，歷史小說比歷史典籍易于為廣大群眾所接受，小說可補正史的不足。吳趼人在《歷史小說總序》中說：“典冊（指正史）很難于使人注意，因端緒復雜，文字深邃，卷帙浩繁。要使這些高文典冊的，普遍深入于群眾，只有用演義的體裁。蓋只有小說家言，興味濃厚，可以引人入勝，可以補教科之不及，可以使小說附正史以馳，正史借小說為導�！睔v史小說由于采用演義體，可增加歷史本身的興趣，引人入勝，以補正史的不足。第二，吳趼人反對寫歷史小說蹈虛附會，歪曲歷史。他說，舊歷史小說往往有此缺陷。
吾嘗默計之，自《春秋列國》，以迄《英烈傳》、《鐵冠圖》，除《列國》外，其附會者當居百分之九九。甚至借一古人之姓名，以為一書之主腦，除此主腦姓名之外，無一非附會者。如《征東傳》之寫薛仁貴，《萬花樓》之寫狄青是也。至如《封神榜》之以神怪之談，而借歷史為依附者，更無論矣。
阿英又批評吳趼人的歷史小說《東西漢演義》“失于簡略，殊乏意味，而復不能免蹈虛附會之談”。《東西晉演義》“不成片段，不合體裁，文人學士見之，則曰有正史在，吾何必閱此；略識之無者見之，則曰吾不解此也。是有小說如無小說也”[1]。
�。ǘ╆P于彈詞的。
首先，阿英肯定了彈詞的文學地位。他說：“彈詞一類的書，難入知識分子的眼。實則，彈詞影響的廣大，其所具性，是并不亞于所謂‘大文學’�！浼毮佈彭�，實臻‘大文學’所不能達到的境地，而傳播的廣遠，尤非‘大文學’所能望其項背�！盵2]阿英所說的“大文學”，即略同于今天所說的雅文學。俗文學和雅文學本是文學的兩翼，并無高低之分。阿英又說：“在高人雅士看來，彈詞雖卑不足道，算不得文章，實則彈詞在藝術方面，也自有其獨特成就的。最主要的是其特有的性和描寫細膩，彈唱起來，或‘柔語如珠，綿綿不絕’，或雄渾浩蕩，有若奔流，繪影繪聲，竭盡委婉曲折之妙。”[3]阿英反復肯定彈詞的文學價值，認為俗文學并不低于雅文學，這種觀點是具有進步意義的。
重視俗文學研究是20世紀以來學術研究的新走向，它拓展了文學研究的領域，豐富了文學研究的內容。學者中有不少人（如鄭振鐸、趙景深、鐘敬文、關德棟）十分重視俗文學的研究，阿英就是其中之一。在阿英的學術研究中對于彈詞、大鼓書、梨花大鼓、民歌、時調、拍板歌等，均有專文研究。他敢于肯定通俗文學的價值和文學地位，稱贊其思想和藝術成就并評說其影響，對于轉變學界輕視俗文學研究的傳統觀念、推動俗文學研究都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其次，對于近代幾部反映現實的彈詞的評論。
對于近代男性寫的彈詞，阿英尤重視李伯元的《庚子國變彈詞》。他認為《庚子國變彈詞》“代表了舊的彈詞最高的，是突破了英雄美人、佳人才子一般固定的老套，走向廣大的社會生活，歷史上的特殊事變�！边^去的彈詞，著名的如《再生緣》、《筆生花》、《玉釧緣》、《天雨花》、《錦上花》、《再造天》、《玉連環》等自有其文學價值，有些作品如周穎芳的《精忠傳》寫岳飛精忠報國事，作品表現了濃郁的愛國思想，但如就多數的彈詞而論，其創作題材，基本上未跳出“才子佳人”、“英雄兒女”大團圓的框框。而李伯元以庚子事變為題材，全面反映了近代史上這一重大歷史事變的全過程，揭露了帝國主義燒殺搶掠，以及官兵以剿義和團為名屠殺人民的罪行，真實地描寫了庚子事變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這部彈詞雖有其思想局限，但從題材和創作模式上，無疑是對此前彈詞創作的突破。所以阿英認為《庚子國變彈詞》“是最能反映這一回事變，最通俗的，而又有文藝價值的書�！�
阿英對于反映進步傾向的彈詞十分重視，除李伯元的《庚子國變彈詞》外，他還評價了《繪圖二十世紀世界文明燈彈詞》和《法國女英雄彈詞》。這些評論對讀者了解此類作品均有啟示意義。
第三，對女性彈詞的梳理。
彈詞作為通俗文學，尤鐘情于女性，不僅許多著名長篇彈詞的創作主體是女性，彈詞的演唱主體是女性，而且彈詞的接受主體也以女性為多。在某種意義上說，彈詞簡直可以視為女性文學。
對于女彈詞的，阿英在其長文《女彈詞小史》中作了詳細的介紹�！杜畯椩~小史》分上下兩卷，上卷是《女彈詞小志》，下卷是《詞媛姓氏錄》。阿英在上卷中對女彈詞的起源、初期的詞場、書場與書寓（女彈詞藝人的住所）、人物腳本與調門、皮簧雜技的侵入、前期女彈詞的終點、詞場竹枝詞、無線電的再繁榮均作了詳細的敘述，使讀者對女彈詞的發展、演變、興衰有一個較完整和清晰的認識。女彈詞雖然始于明代，但女彈詞的發展又是與城市的發展相呼應的，它盛行于道光時期的上海和蘇州（蘇州當時是江蘇省的省會）并不是偶然的。隨著大都市商品的發展，市民的文化需求愈來愈迫切，消費群體的娛樂情趣正是制約著女彈詞發展的主要因素。
《女彈詞小史》的下卷《詞媛姓氏錄》，梳理出女彈詞藝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詞場先鋒朱素蘭，以及袁云仙、陳月娥（二人色藝雙絕）、陳芝香、徐寶玉、汪雪卿、嚴麗貞（此四人以藝勝）、王幼娟、徐雅云、黃藹卿、陳佩卿（此四人以色著）等。阿英在《詞媛姓氏錄》中介紹了當時的文人對她們色藝的評論，對者可以增加不少感性的認識，也提供了她們在演唱中的若干材料，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三）翻譯文學與外國文學研究。
阿英十分重視翻譯文學研究，這是因為翻譯文學不僅是近代文學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更是了解近代文學生成語境的一個重要方面。如所周知，近代文學是中西文化交流與融合的產物，而翻譯文學又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載體，因此研究翻譯文學正是為了更好地了解近代文學的文化背景、變革軌跡，以及近代文學所受西方文化的。
阿英在翻譯文學方面，他寫有《翻譯史話》，《史話》從所寫的幾節看，原擬從近代早期翻譯俄羅斯文學寫起（普希金—高爾基—萊蒙托夫—托爾斯泰—虛無黨小說—契訶夫），有計劃地將近翻譯的主要外國作家作品介紹給中國讀者，可惜《史話》只寫了四節，寫到中譯莎士比亞和哈葛德的作品，未能完成全書，這是十分遺憾的事，也是我國近代翻譯文學史研究的一大損失。為了彌補這一缺陷，阿英又陸續寫了一些介紹中國翻譯西方作家作品的文章，計有《關于歌德作品初期的中譯》、《關于〈巴黎茶花女遺事〉》、《易卜生的作品在中國》等。對以上外國作家及其作品在中國的翻譯情況作了較系統的敘述，很有助于翻譯文學史的研究。
從阿英關于翻譯文學研究和外國文學評論的論著來看，他對餓羅斯文學用力尤多，這與20世紀前半期的時代因素和人們的精神需求有關�！岸韲膶W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4]， 已成為當時先進的中國人的共識。阿英的研究選擇也正是順應了這一時代潮流。在這方面，他寫了《關于列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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