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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文化事業如何有效實現公益性
如何在日益“市場化”的社會環境中，保證“公益性”文化事業積極健康發展；在社會公共文化服務“公益性”的屬性定義下，如何“有效率”地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權利的實現，是我們在文化體制改革的關口需要深入思考，形成清晰認識的問題。
澳大利亞是一個制度健全，市場成熟的發達國家，它的社會公共文化建設也多姿多彩。觀察以悉尼歌劇院為代表的澳大利亞社會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思考構建這一體系背后的文化管理理念、公共文化立法、微觀管理機制等，對啟發我們的思考頗有益處。
“獨立經營”與“公益性”并行
澳大利亞博物館等公共文化服務單位的門檻很低，不僅票價便宜，而且有鼓勵全家或學校組織參觀的種種優惠措施，甚至免票參觀。其公共文化服務單位的“獨立經營”與履行“公益性”的社會服務功能并行不悖。
澳大利亞聯邦議會和州議會的一系列法律，明確了政府及社會對于發展文化藝術的責任和義務，并以法律形式確認公共文化藝術機構的法律地位和運作程序。
比如著名的悉尼歌劇院就是以新南威爾士州1961年專門通過的悉尼歌劇院信托基金法案為依據進行經營管理的，該法案確認了悉尼歌劇院的法律地位與管理運作模式。
盡管悉尼歌劇院10年來的場館使用率高達76％至83％，經營狀況良好，但政府公共財政的支持迄今也仍占其經費的60％。在維多利亞州，政府設有文化藝術管理局，依法對下屬澳大利亞移動圖像中心、國立美術館等7個公共文化藝術機構進行管理，州政府對這7個文化藝術機構在經費安排上的主要手段也是“撥款”。
在澳大利亞，主要依靠財政撥款支持的公共文化服務單位數目是有限的，而且具體到哪幾家都需要通過法律的形式確認。數目有限的公共文化服務單位使有力的財政支持成為可能。
長期以來，我們有一個制約文化發展的概念的混淆，就是把經營性文化產業混同于公益性文化事業。
一方面，本應由政府主導的公益性文化事業長期投入不足，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不健全，公民基本文化權利得不到保障。
另一方面，應由市場主導的經營性文化產業長期依賴政府，這不僅分薄了原有的財政資源，而且造成一些經營性國有文化單位長期游離于市場經濟之外，市場競爭力薄弱。
在原本就緊張的財政資源被瓜分攤薄后，原本公益性的文化事業單位由于經費不足，逐漸進入經營領域，服務行為出現了日益市場化的傾向，提高了服務的門檻，原本一些應該面向大眾的公益性的文化服務成了少數人的“文化享受”。
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加快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發展，必須區分情況，對不同類型的文化單位，對同一單位的不同文化服務內容都要進行區分，應該由政府扮演的角色要扮演到位，應該由財政出的錢要足額到賬。
公益性文化事業的根本任務是為人民群眾提供公共文化服務，保障公民的文化權利。
公共博物館、美術館、圖書館等公共文化服務單位保障著公民的基本的文化權利，涵養著民族的智慧和精神，積累著社會發展的人文基礎，攸關民族文化的傳承。我們的公共文化服務單位需要降低或者取消門票，不斷提高服務水平，切實保障所有公民都平等地享有優質的公共文化服務。
社會力量的參與是“活水之源”
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要堅持政府主導，但并不意味著政府對公益性文化單位統包統攬，要注意將公共文化服務的公益屬性與公共參與相結合，“不擇細流，不辭抔土”，調動社會多元資源。在文化立法保障的法律環境的配套下，努力建立對公共文化事業的稅收優惠補償，推動公共文化贊助制度的確立，促進融資渠道的多元化。
以澳大利亞的各家公共博物館為例，法律明確規定了政府公共財政的相關責任，但在政府投入一定的情況下，博物館需要謀求多種資金來源渠道。公共文化服務機構的董事會中，有作為政府出資人的代表(除若干政府官員外，通常是一些可以代表公共利益的社會賢達和專業人士)，也有其他出資方或利益相關方的代表。
這種多元化的資金來源和利益構成，保證了非營利單位在提供社會普遍公共文化服務的同時，保持經營管理上的績效與活力。這種模式的成功運作首先要歸功于法律對政府和其他社會角色的明確分工和定位。
聯邦政府還通過立法，運用稅收等手段，鼓勵企業和企業家贊助文化事業，因為這類贊助可以依法免去一些稅目。因為有了這樣的制度安排，一些著名的大型文化設施與院團往往有幾家實力雄厚的長期贊助商，構成穩定的資金來源渠道。這種通過立法保障的不以盈利和不以投資回報為目的的文化贊助制度，不僅為文化的繁榮發展提供多元的融資渠道，更促進了崇尚文化的良好社會風尚的形成。
我國在公益捐贈立法方面也有積極的探索，1999年就已出臺《公益事業捐贈法》。根據今年2月發布的《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宣傳文化所得稅優惠政策的通知》，納稅人繳納個人所得稅時，捐贈額未超過納稅人申報的應納稅所得額30％的部分，可從其應納稅所得額中扣除；企業所得稅的10％以內的部分，可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予以扣除。但由于宣傳不夠，操作程序復雜等原因，社會捐贈還不普遍。社會力量捐助、贊助文化事業規范、暢通、經常性的渠道需要加快建立。
微觀管理體制是優質服務的關鍵
堅持公益性文化事業的社會公益方向，保證財政對公益性文化事業的支持，并不意味著公共文化服務單位可以沿襲計劃經濟體制下公共事業單位的管理方法。
“公益性”是服務性質的問題，管理體制的改革是落實公益性，提升服務質量的問題。市場經濟條件下，改善服務，為公民提供優質的公益性文化服務的關鍵在于微觀管理機制的改革創新。
澳大利亞各博物館、美術館、科技館等提供的公益性文化服務靈活務實，管理專業高效，沒有我們通常想象的公共事業單位人浮于事，僵化敷衍的弊病。
以悉尼歌劇院為例，政府并不派人直接管理歌劇院，根據悉尼歌劇院信托基金法案，歌劇院由專門的信托基金理事會具體負責管理。理事會成員共有10位，成員由新南威爾士州藝術廳廳長提名，州長任命。法案還特別規定理事會至少包括兩名有表演藝術知識或經驗的專業人士，以保證歌劇院藝術選擇上的專業性。
悉尼歌劇院實行首席執行官負責制。在理事會管理下，歌劇院為非營利組織，作為公益性團體接受政府重點扶持，并享受有關稅收優惠和接受社會捐贈。在為公眾提供專業高效的優質服務同時，歌劇院還需要不斷養護和維修，龐大的運營費用一直約有40％左右來自歌劇院自身的創收以及社會捐贈等。
歌劇院的自創收入主要包括演出場地出租費、與演出公司的票房分成、旅游服務、附設商業設施(餐飲、紀念品商店、咖啡廳等)創收等。其中，場地出租的創收約占總創收的40％左右，旅游服務在創收中占的比例也比較高，通常可以占到10％以上。
政府管理不直接介入具體的文化單位，而是通過派員參加理事會或董事會這樣的機構來宏觀指導，由理事會或董事會挑選專業的經營管理人員，以達到一定的經營服務目標作為考核標準，這是澳大利亞管理公益性文化單位的通常作法。在這樣的運作方式下，公益性的社會服務功能與專業的運營管理相得益彰。
博物館、圖書館、美術館等一些公共文化服務單位，在不影響履行社會公益性服務職能的前提下，在一些具體服務項目上，需要明確商品經營的屬性，面對市場，積極開拓。
比如結合展覽經營仿復制品、銷售出版物、圖錄，在藝術館、博物館中設置餐廳、咖啡區，出租場館，停車場對外有償開放，開發銷售相關的衍生產品等經營手段為管理運營帶來了活力。
有趣的是，當詢問有關展覽的衍生產品的策劃與生產時，得到的回答卻是其中有許多是從中國定制采購的，看來只要管理機制特別是專業管理人員的選拔聘用的問題解決了，能掙的錢一分也不會少掙，不該花的錢一分也不會多花，專業化的文化產品經營并不是多么高深而遙不可及的事情。
立法保障公益性文化事業發展
從以上對悉尼歌劇院等澳大利亞公共文化服務單位的觀察來看，無論是在政府角色定位、社會多方參與還是微觀管理體制，澳大利亞首先是通過立法的手段從根本上保障公益性文化事業的健康發展。
在法律的規范下，政府部門的職能更多地著眼于依法進行宏觀管理和資金扶持。政府任何一項具體的扶持行為都是法律確定的政府責任的履行，任何一筆預算的撥付都依法有據，政府的角色在法律的框架內不缺位也不越位。
法律是權利的保障書，是制度建設的根本。在新形勢下，政府對文化事業的扶持，社會對文化事業的捐贈和贊助，需要放在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的大格局中進一步思考，是否可以考慮類似“公益性文化事業保障法”的法律，作為文化領域的基礎性法律盡早出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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