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三國兩晉時期的江淮農田水利建設

論三國兩晉時期的江淮農田水利建設

　　
　　[論文關鍵詞]屯田;芍陂;堰塘;

　　[論文內容提要]三國兩晉時期是中國上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這一時期戰亂動蕩,衰退,重心開始了第一次南移,隨之農田水利建設也向江南推進,這一變化不僅直接促進了后來“蘇湖熟,天下足”局面的形成,而且也對中國古代農田水利建設的完善和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研究當時的農田水利建設,對于我們今天合理開發利用江南水利資源有著積極的借鑒作用｡
　　
　　行屯田,只數年即收到倉滿糧豐“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的效果｡曹操在許昌屯田引用的灌溉水源是穎水支流,如洧水､眆水等,由于有完善的水利建設,所以當年就得谷百萬斛,于是設置典農中郎將,專管農田開發,州郡都設屬官,形成“有數千萬斛以充兵戎之用”的局面,可見軍事目的是明顯的｡后以淮水為界南北分立,淮河流域的開發和水利建設多和屯田有關,而這些水利建設的目的就是直接為軍事服務｡在南方任命劉馥為揚州刺史,在江淮間大興屯田,修治芍陂､茹陂､七門､吳塘諸堰塘灌溉稻田｡各地官吏亦相繼開墾農田,興修水利｡如豫州刺史賈逵興汝水水利并開運渠三百余里;沛郡太守興汴泗水利,開稻田;正始二年｡鄧艾用軍隊屯田淮､穎水利,準備伐吳的軍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占據江東的孫吳,地廣人稀,亦患缺糧,因此也很重視屯田,史載取荊州后,曾在澧水支流涔水旁開涔坪屯,筑壩攔涔水溉田數千頃,促進了這一帶早期的開發｡西晉以后內地屯田減少,而南北分裂時,江淮間仍有屯田,如芍陂歷代屯田｡東晉時開始在東陽石鱉屯田,并延續到后代,“淮南軍防糧廩充足”｡
　　屯田主要是引水灌溉,水利工程多是沿江沿河修建一些灌溉溝渠｡而江淮之間多立塘堰引水灌溉｡歷史上這一地區所屬縣邑,多以屯田都尉治理,為了發展,屯田官吏組織百姓修建了大批塘堰､水陂｡見于史書記載的就有吳陂塘(在今潛山),七門塘(在今舒城),東興塘(在今巢縣),涂塘､瓦梁堰(在今滁縣､和縣),陳公塘､裘塘､邵伯埭(在今揚州附近),白水塘(在今淮陰南),射陂(在今淮安東),洪澤陂(在今淮安西),破釜塘(在今洪澤湖內),芍陂(在今壽縣),還有固始縣的古期思灌區和茹陂等｡除見于史書記載之外,還有許多民間興修的中小型水利設施｡
　　史載東漢章帝時馬棱為廣陵太守,就開始修陂湖灌溉｡獻帝初年陳登為廣陵太守,十余年間在揚州､淮安之間大興水利,“浚搪筑陂周圍九十里,灌田千余頃……陂水散三十之汊,為利甚溥”｡[1](P1102)后代流傳下來不少有關他開發水利的事跡｡陳登興修水利多在今江蘇北部,稍后于陳登,劉馥于建安五年任揚州刺史,在今安徽中部,“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 ,以溉稻田”,[2](P254)前后經營七八年;茹陂在今河南固始縣東南,現代這里有一個灌區｡但茹陂僅存遺跡;七門堰在今舒城縣西南七門山下,相傳創始于西漢初,延續了兩千多年,明清時和另外三堰一起可灌溉農田兩萬余頃,現今納入淠史杭灌區;吳塘又名吳陂,在今潛山縣西二十里｡劉馥以后,朱光為廬江太守,“屯皖(今安慶),大開稻田｡”以后入吳,也在這里種稻,《三國志•吳書•華 傳》載西晉咸寧四年,晉兵破皖城,同時破壞了臨近的屯田據點,一次竟然“焚其積谷百八十余萬斛､稻苗四千余頃”,這些被破壞的稻田,可能都是利用吳塘灌溉的稻田｡
　　更有名的是芍陂灌溉,芍陂之名最早見于《漢書•志》,東漢王景曾引此水灌溉廬江稻田｡劉馥修治以后,西晉初劉頌､東晉末年毛修之等都修浚過芍陂,東晉時人稱之為龍泉陂,史載“龍泉之陂,良疇萬頃”｡《水經注•肥水注》中有對芍陂較詳細的記載,當時陂圍長一百二十余里,有五個水門,西南一門是主要水源,泄水分淠水入陂的口門,其余四個門是引水灌溉的水門,其中東北和正北的兩門和肥水可以通流｡后世歷代都對芍陂進行修治,1949年以后在此興建了淠史杭灌區｡芍陂至今仍灌溉著近六十八萬畝的農田,是安徽省境內的大型農田水利設施之一｡魏晉時期歷代統治者都比較重視農業｡例如東晉朝廷為了在江南站穩腳跟,鞏固偏安政權,對農業生產也不敢放松,曾以農業是否發展作為考核官吏的標準｡而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所以地方官吏多能注意興修水利工程灌溉農業,東晉王朝又偏安于江南,南方江河湖泊縱橫交錯,水資源豐富,水利工程星羅棋布｡除了壽春的芍陂外,吳興烏程的荻塘､吳興塘,襄陽的六門堰､石堰､馬人陂,均是灌田數千頃､數萬頃的著名水利工程｡正是這些完善的水利工程,使東晉末年才再度呈現了“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谷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3](P34)的局面｡“今之會稽,昔之關中”[3](P1358)的說法,正是當時農業經濟飛速發展的真實寫照｡
　　淮北流域水利工程的發展,也為淮南水利建設提供了基礎｡史載曹魏時鄧艾在淮､穎沿岸屯田,從正始二年開始,全部采用軍屯,屯軍共五萬人,其中淮南三萬人,淮北二萬人,在淮南是北臨淮水“自鐘離而南,橫石以西,盡眊水四百余里”,[2](P255)就是東從鳳陽､定遠一帶,西至淠河四百多里是屯田的范圍,利用芍陂在內的一系列湖陂引灌｡《水經注•淮水注》記淮南這一帶的陂湖有今霍邱境內的窮陂;今壽春縣以西,穎口以東的蒼陵灌區,南朝梁時曾于此大興屯田,灌田四千余頃,每年收谷百余萬石;鐘離以東,有今洪澤湖地區的白水塘､石鱉屯也是鄧艾所建,據說他還在附近筑塘四十九所｡東晉永和五年,北中郎將徐州刺史荀羨“北鎮淮陰,屯田玉東陽之石鱉”,當時屯田的灌溉水源就是白水塘｡有八水門,溉田一萬兩千頃｡劉宋元嘉二十七年,曾蓄塘水,計劃灌北魏兵｡北齊時復修石鱉屯,每年收谷九十萬石｡后歷代都修茸臻治,成為洪澤湖流域的一大水利工程｡
　　同曹魏一樣,吳國也推行了屯田制度｡同曹魏屯田制度有所區別的是,吳國的屯田表現出屯田與水利開發并舉的特點｡如在太湖屯田區建東南海塘､修太湖東緣湖堤､開鑿塘河､整治江南運河;在丹陽屯田區建圩田;長江地區北岸有引巴灌區,南岸有陽新(引富水)灌區等等,而且無論是屯田還是水利建設,大多是開拓性的非恢復性的,集中表現了這一時期水利技術的創造性提高,同時也反映出當時人們已經注意到修建一些用于防止水害的水利工程｡例如在丹陽建的“湖田”,就是江淮人民因地制宜,把治水和治田結合起來的獨特的農業經營方式,既能引水灌溉,又可以將水泄入江中,這是后代江南圩田的濫觴｡因此,雖然總的來說吳國在屯田規模上遠不及曹魏,但這些開創性的工作,奠定了江南農業和水利發展的基礎,對江南經濟進一步發展的作用不容低估｡這一地區的水利建設在兩晉之際仍有很大進展,史載陳敏在曲阿(今江蘇丹陽)遏馬林溪筑練湖,仰受句驪山､長山之水,幅員廣四十里,溉田之外,還可補充調節江南運河水量｡西晉時修復的元門碣“浸園田萬余頃……公私同利,眾庶賴之”｡[3](P673)東晉晉陵內史張闿,因“所部四縣并以旱失田,闿乃立曲阿新豐塘,灌田八百余頃,每年豐稔｡”[3](P1341)｡殷康在烏程南筑荻塘,溉田千頃｡孔愉在會稽修復漢時舊堰,亦溉田200余頃,這些水利工程在當時都發揮了很好的經濟效益｡
　　曹魏自建安元年在許昌屯田開始興修,以后于穎汝兩岸接連興修,鄧艾時規模最大,相繼在汴､睢､泗水上修建了許多水利工程,收到了不少效果｡鄧艾屯田之先,吳人常攻淮南,破壞芍陂,以致于攻擊漢水中游的桓中灌區｡司馬懿計劃廣開水利屯田,多積糧食,用于攻守｡令鄧艾勘查陳､項以東至壽春｡經過考察,鄧艾認為這一地區,“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并且著《濟河論》闡明自己的觀點｡認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谷于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分休,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于西,計除眾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于淮上,此則十萬之眾五年食也｡以此乘敵,無不克矣”[2](P255)根據考察鄧艾提出了兩項重要建議:第一,開鑿河渠,興修水利,以便灌溉農田,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和疏通漕運｡第二,在淮北､淮南實行大規模的軍屯｡
　　司馬懿看后,非常滿意,采納并實施了｡從正始二年(241年)起,魏國在淮南､淮北廣開河道,大舉屯田｡北以淮水為界,自鐘離以南,橫石以西,至眊水源頭之間的四百多里范圍的土地上,五里設置一個軍屯營｡每營六十人,一面屯田,一面戍衛｡同時,淮陽､百尺兩條河渠也拓寬了,從黃河引水注入淮水和潁水,潁南､潁北修成了許多陂田｡淮水流域挖掘了三百多里長的水渠,灌溉農田二萬頃,從而使淮南､淮北連成一體｡幾年之后,從京都到壽春,沿途兵屯相望,雞犬之聲相聞,出現了一派繁榮富庶的景象｡從此,淮水流域的水利和軍屯建設得到飛速的發展,魏國在東南的防御力量也大大加強｡每當東南有戰事,大軍便可乘船而下,直達江淮｡軍資糧食有儲備,又沒有水害｡可以說,曹魏政權能在三國中始終保持實力最強,特別是后期,鄧艾的興修水利的主張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淮水以北支流除穎水外,汴､睢､汝､泗亦有水利興建｡建安初年,即于襄邑附近睢水支流太壽水上筑堰作陂種稻｡史載黃初年間“鄭渾為沛郡太守,郡居下濕,水澇為患,百姓饑乏｡渾于蕭､相二縣興陂眎,開稻田,郡人皆不以為便,渾以為終有經久之利,遂躬帥百姓興功,一冬皆成,比年大收｡郡中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2](P254)這是引汴水灌溉｡同時,“賈逵之為豫州,南與吳接,修守戰之具,眎汝水,造新陂,又通運渠二百余里,所謂賈侯渠也｡”[2](P254)這是引汝水灌田,西晉泰始年間也曾在汝水上重修新渠､富壽､游陂三渠,灌田一千五百余頃｡到北魏太和年間,薛虎子為徐州刺史,因郡內良田十余萬頃,水陸肥沃,而且“泗､汴通流,足以灌溉”,于是建議朝廷屯田耕戍,取得了很大的效果｡這是引汴水和泗水灌田的｡
　　曹魏時期興修的這些水利工程,少則灌田千余頃､數千頃,多則灌田萬余頃､數萬頃,對生產的恢復起了重要的作用,正因為如此,到曹魏后期,北方的農業生產已基本得到恢復,甚至有所發展｡史稱是時“關中豐實”,揚州“公私有蓄”,沛郡“比年大收,頃畝歲增”,曹魏境內“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這種情形,與漢末之凄涼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但是,曹魏興修的這些水利工程,有其特殊的背景,當時由于戰亂大減,土地荒蕪,曹魏屯田興水利,又只求見效快,數量大,因而耕種方法和水利工程很粗糙｡所以到西晉時人口漸增,雨澇太多,曹魏陂塘因質量不好,決溢為災,水患問題非常嚴重,史載三國兩晉時期,江淮流域的湖南､安徽､江蘇､浙江､江西都經常受到洪水襲擊,有時“浮漂屋室,殺人損秋稼”[4](P113)西晉咸寧四年,淮河流域又一次發生了大水災,非但五谷不收,連人居住的地方都成了問題｡于是杜預提出了置廢排水的建議｡并且指出了水澇原因､問題以及應采取的措施｡“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為便,非不爾也,然此事施于新田草萊,與百姓居相絕離者耳｡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頃戶口日增,而陂眎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及陸田｡”[2](P258)在他看來水澇的原因是降雨太多,蓄水太多,陂堰質量不好,人口增多,以前的耕作方法落后等等,建議朝廷“其漢氏舊陂､舊眎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其舊陂眎､溝渠,當有所補塞者,皆尋求微跡,一如漢時故事｡”[2](P258)西晉王朝這次大范圍､大規模､因時因地的水利布局調整與修浚,不僅提出了水利事業綜合治理的理論,完善了淮河流域水利工程的合理布局,而且也為后世水利工程的建設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解放后國家大規模治理淮河時,許多專家就曾對這一歷史時期淮河流域水利工程的建設作過認真科學的分析｡
　　三國兩晉時期江淮流域水利建設主要是軍事的需要,所以這一時期的水利建設多帶有軍事性質,采取軍士屯田或軍事組織的民眾屯田,大多是直接為供應軍隊的糧餉而修的水利,雖開發工程的質量不如兩漢和隋唐,但數量頗多,這些塘陂與湖泊相連,星羅棋布,滋潤著江南塊塊良田,南方農業以種植水稻為主,而水稻生產的發展又必須依賴水利設施的完善,“衣則成人,水則成田”[5](P51)這條諺語比喻的正是稻田與水利不可分割的關系,所以,這一時期水利建設的成就對江南農業生產的發展有著不可低估的促進作用,無論從廣度和深度上這一地區的農業生產都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從而使這一歷史時期成為中國農業發展史上的重要時期;同時水利事業的發展,也促進了農田耕地的利用,江淮流域許多未開發的不毛之地,也因這些水利工程的建設得到了開發和利用,這是歷史性的重大進步,不僅是江南地區在全國的地位有所提高,中國的區域進一步擴大,而且為后來南北的統一及經濟中心南移創造了條件;再者,這一時期水利建設的興廢不僅為我國水利事業的發展留下了寶貴的經驗與教訓,而且也為我們今天在這一地區水利建設中,借鑒歷史經驗,全面統籌､因地制宜､合理布局提供了積極的借鑒｡
　　
　　[參考文獻]
　　[1](宋)樂史.太平寰宇記[M].北京:中華書局,1975.
　　[2]周予同.中國歷史文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3](唐)房玄齡等.晉書[M].北京:中華書局,1983.
　　[4]藍勇.中國歷史地[M].北京:高等出版社,2004.
　　[5]杜文玉.南唐史略[M].西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論三國兩晉時期的江淮農田水利建設】相關文章：

論先秦時期我國的竹資源及利用12-03

論新時期海派京劇的國際影響03-19

論新時期秘書人員的素質培養03-06

論析新時期勞動價值論的創新和發展06-24

論兩漢時期的西域屯墾音樂03-17

論新時期后勤人才資源開發03-21

三國時期華核的史學批評觀探析03-25

論新時期拓寬國有貿易銀行內部審計領域03-22

論浪漫主義時期藝術歌曲的人文演繹0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