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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時期華核的史學批評觀探析
關于三國時期的史學材料的亡佚和分散，致使學界關注較少。三國吳人華核還有可以考究的事跡，下面就讓我們一起從論文范文中來看看他的相關事跡吧。
引言
關于三國時期的史學，人們關注較少，材料的亡佚和分散是其重要原因。近讀《三國志·吳書》，知韋曜、薛瑩、華核等①，實為吳國歷史上的一史家群體，尚有可考之事跡，而華核的史學批評思想②，尤其值得關注。
華核，字永先，自孫權到孫皓，四朝為官。作為史官，他多次參與國史撰修。《三國志》卷六五《華核傳》記，吳國第二代君主孫亮即位時，華核被召修國史。末代君主孫皓在位時，華核遷東觀令，領右國史。作為朝臣，華核多次上疏諫言。
現今可見的華核的言論，收于嚴可均《全三國文》[1]《全三國文》，1448-1451中。《隋書·經籍志》載，“有東觀令華核集五卷，錄一卷，亡”[2]卷三五《經籍四》，1060.《舊唐書·經籍志》載，“華核集三卷”[3]卷四七《經籍下》，2058.《新唐書·藝文志》載，“華核集五卷”[4]卷六〇《藝文四》，1580.
《全三國文》收錄華核十一篇文字，其中舉薦陸胤、陸祎、樓玄、薛瑩、韋曜有五篇，上表進諫有四篇，另有一篇《車賦》，一篇《奉敕草對》，可見《三國志》中所言“核前后陳便宜，及貢薦良能，解釋罪過，書百余上，皆有補益，文多不悉載”[5]卷六五《華核傳》，1469一。說確實為真。華核所薦“良能”之中，韋曜和薛瑩與國史撰修關系密切。孫亮時，華核曾與二人共事撰修吳史。在韋曜和薛瑩陷入危難時，華核上疏孫皓，力保二人繼續撰修國史。
華核的言論著述“多不悉載”,實為一憾事，但據現存資料，特別是據華核為國史撰修舉薦賢能的奏疏，能夠明確地勾勒出華核修史活動的軌跡，看出他較為豐富的史學批評思想。華核重視史學，他的上疏雖然不是直接論史書、史家、史學而撰寫的專文，但實際上卻表現出他的史學思想。從史學批評史來看，華核的史學批評思想在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發展過程中，表現出承上啟下的特點。
華核的史學批評思想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即對歷史上有成就的史家及其撰述的稱贊，對當世史學人才的關注，以及對撰修本朝國史的重視。
一、盛贊馬、班的史學成就
三國承續兩漢之后，兩漢時期是中國史學發展的奠基時期，正史的創立是這一時期的突出成就。西漢司馬遷的《史記》、東漢班固的《漢書》是史學史上具有開創性意義及深遠影響的著作，馬、班的史學成就受到后代撰史者重視，成為史學批評所關注的內容。華核的史學批評思想首先表現為對司馬遷和班固的評價。
華核高度評價司馬遷和班固的撰述才能和二人的著作。他在上疏中講道：“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5]卷五三《薛綜附薛瑩傳》，1256這里“命世大才”是指馬、班具備成就時代意義事業的才華，而二人的著作之妙可以與六經一同流傳。經學，尤其是兩漢經學，在當時思想領域占據著重要的地位。華核此處強調馬、班二人的著作同“六經”一起流傳下來，可見兩部史著的重要性，他認為《史記》《漢書》居于史學著作的典范地位，這點是毋庸置疑的。
華核對馬、班史學成就的稱贊也表現出他對經史關系的認識。唐人殷侑提出，《史記》《漢書》等正史“旨義詳明，懲惡勸善，亞于六經，堪為代教”[6]卷七五七《請試史學奏》，7855,認為二書亞于六經。在他之前，人們大多是從文獻分類的角度來看《史記》《漢書》同六經的關系的。而華核對六經和史著的區分，不同于《漢書·藝文志》中班固將《史記》附于“春秋”之后的做法。一般認為，西晉荀勖的《中經新簿》將史書從“春秋”類分出，開始用甲、乙、丙、丁四部分類，在此之前，魏國秘書郎鄭默所著的載有分類方法的《中經簿》卻已遺佚，并不可見。由華核的上疏可知，至少在三國時期吳國孫皓時，時人已經將六經和司馬遷、班固的著作區別看待了。
除了肯定司馬遷和班固的“命世大才”外，華核稱贊司馬遷具有“良史之才”,班固《漢書》“文辭典雅”[5]卷六五《韋曜傳》，1464.韋曜曾同華核一起撰修國史。孫皓時，韋曜因事被投入獄中，這時華核以司馬遷的經歷同韋曜的經歷相類，上疏孫皓救韋曜。他講道，司馬遷為李陵游說而受牽連獲罪，但“漢武帝以遷有良史之才，欲使畢成所撰，忍不加誅，書卒成立，垂之無窮”[5]卷六五《韋曜傳》，1463.
在這里，華核認為漢武帝愛惜司馬遷的“良史之才”,為了使他完成史書撰述，才免其死罪。司馬遷《史記》撰成后，影響深遠。華核無疑是希望以漢武帝愛惜司馬遷“良史之才”一事為例，勸說孫皓重新重視韋曜的史才，重視一部優秀史書的重大作用，來免去韋曜的罪責。
然而，華核對司馬遷著《史記》的看法顯然同司馬遷自己的看法是不同的。司馬遷在“遭李陵之禍，幽于縲紲”時感嘆《周易》《春秋》《離騷》等傳世著作的撰述，“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因此他“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7]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3300,成就了《史記》這部偉大的著作。這樣看來，司馬遷是因為受到極刑，內心情感郁積卻又不能忘記對父親的承諾，從而發憤作《史記》。這也是《史記》曾被人稱為“謗書”的原因之一，如衛宏《漢書舊儀注》言“有怨言”[7]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注一六，3321,班固言“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8]卷四八《典引》，682,王允言“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于后世”[9]卷六〇下《蔡邕列傳》，2006,等等。
后來亦有三國魏人王肅、清代學者錢大昕、趙翼、王鳴盛等對“謗書”之說進行反駁。司馬遷在李陵之事以前已經開始撰寫《史記》，后因此事受到牽連，被漢武帝處以腐刑，而非誅殺。試想受刑之后司馬遷心中應是有不平之情的，他滿腹抱負卻無法全部實現，傾盡所有心血撰寫《史記》，《史記》千古流傳的原因之一，也正是因為其中飽含著司馬遷強烈的感情。而漢武帝當時不殺司馬遷的本意，與司馬遷此前已經開始的《史記》撰述也應有一定的關系。這樣看來，華核的論述強調漢武帝在《史記》撰述中的重要作用，是有一定意義的，這也是針對孫皓對韋曜態度的實際情況所作的機智選擇。
史家及其著作是史學批評的主要對象。三國之前，不乏撰史者對前輩史家及其著作的評論，如孔子評董狐、司馬遷評《春秋》等等�！妒酚洝穯柺乐螅嗍芳覍λ抉R遷及《史記》加以評論，如劉向、揚雄、班固等。不同于《史記》紀傳體通史的形式，班固的《漢書》開創了紀傳體皇朝史的撰述形式。東漢時期的《東觀漢記》是不能與這二者相較的。《史記》和《漢書》是中國古代史學上具有開拓性意義的兩部史書，奠定了中國古代史書撰述--尤其是官修正史的基礎，不論是內容上，還是形式上，都有著深遠的影響。司馬遷和班固作為重要的史家成為后代史家評論的主要對象。從華核所言可以看出，到了三國時期，史家對司馬遷和班固其人及其著作大致都是持肯定態度的，二書被時人稱為史書撰寫的典范之作，而且并無優劣的比較。但是，這一評價隨著史學的發展發生著變化。到兩晉時期，史家開始分析二書的異同，進而比較其優劣，如西晉傅玄稱《漢書》“非良史”,且“班固《漢書》，因父得成，遂沒不言彪，殊異馬遷也”[1]《全晉文》，1749.東晉張輔更是從五個方面分別論述班固不如司馬遷之處。
由此可以看出，華核繼承了前輩學者批評史家及其著作的傳統，對《史記》《漢書》均給予高度肯定。在此之后，對這兩部著作的批評出現了變化，史家開始對二書進行優劣比較的評價。這一變化的出現同史家認識的深化有關，也反映出史學批評的發展。而三國吳人華核對馬、班二人的肯定，是史學批評發展過程中不可忽視的階段
二、論史才的標準
上文中，華核盛贊司馬遷、班固涉及對二人史才的評價。在史學批評史上，“史才”之論是史學批評的重要范疇，史家應具備怎樣的史才、何謂良史之才，都是對史家史才的評價。華核除對馬、班二人評論外，對吳國史官的史才也有批評。
華核認為史家須有良史之才，雖然不同的史家所具備的史才特征有所不同，但史家之史才對撰修國史來說，都大有裨益。
孫權時，任命太史令丁孚和郎中項峻撰修史書，華核認為，“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錄”[5]卷五三《薛綜附薛瑩傳》，1256.華核經歷吳國四帝，同丁孚和項峻想來也是相識的，他直言不諱地指出二人并沒有撰史的才能，他們撰修的國史不可取。此處華核雖未直接指出丁孚和項峻欠缺的是何種史才，但已直言撰修國史并非易事，史官一職是需要具備史才之人才能勝任的。
吳國國史的修撰者中不乏具備史才之人，華核真誠地表明他對韋曜和薛瑩史才的欣賞，同時他認識到，韋曜和薛瑩所具備的史才各有特點，有功于國史撰述。因此，當韋曜、薛瑩身處困境之時，華核上疏孫皓，請求赦免二人，反映了他對史才的愛惜之情。那么，韋、薛二人究竟是怎樣的人，為何受到華核如此賞識呢?
韋曜，字弘嗣，韋曜同樣歷經吳國四帝，屢獻良策，直言不諱。孫亮即位后，韋曜被諸葛恪推薦撰修吳史，孫休時，“命曜依劉向故事，校定眾書”[5]卷六五《韋曜傳》，1462,可見他在當時史學上的地位。
孫皓即位后，韋曜領左國史。孫皓要求韋曜為自己的父親孫和作紀，被韋曜拒絕。韋曜認為孫和不登帝位，只能立傳，不能作紀。后因他事，韋曜被投入獄中。在獄中，韋曜將所作《洞紀》《官職訓》《辯釋名》獻上，希望能夠得到赦免，但仍未得到孫皓的寬恕，旋被殺。其《洞紀》，《隋書·經籍志》雜史類稱 :“《洞紀》四卷，韋曜撰。記庖犧已來，至漢建安二十七年。”[2]卷三三《經籍二》，961或是通史性質的著作。其所注《國語》(《隋書》卷三二《經籍一》春秋類著錄為《春秋外傳國語》)，流傳至今，為學者所重。
薛瑩，字道言。孫亮時，同韋曜、華核等人一起被召修吳史。孫休時，為散騎中常侍。孫皓時，擔任左執法、選曹尚書、太子少傅。后來因為何定事件①入獄，隨后被調任外地。孫皓時，薛瑩頗受重用。史載 :“皓追嘆瑩父綜遺文，且命瑩繼作。”薛瑩于是獻長詩一首，述其家之興衰，感念“枯瘁更榮，絕統復紀”的“寵遇”之恩，再三表達對吳主的忠心。[5]卷五三《薛綜附薛瑩傳》，1254-1255《隋書·經籍志》正史類著錄薛瑩撰有《后漢記》一書說：“本一百卷，梁有，今殘缺。”[2]卷三三《經籍二》，954這應是一部紀傳體東漢史著作，惜已不傳。
在韋曜入獄、薛瑩流于外地之時，華核出于撰修國史的考量，也出于對史才的愛護，上疏孫皓。
華核這樣稱贊韋曜的史才 :
曜運值千載，特蒙哀識，以其儒學，得與史官……曜自少勤學，雖老不倦，探綜墳典，溫故知新，及意所經識古今行事，外吏之中少過曜者……漢武帝以遷有良史之才……今曜在吳，亦漢之史遷也……宜得曜輩依準古義，有所改立。漢氏承秦，則有叔孫通定一代之儀，曜之才學亦漢通之次也……今吳書當垂千載，編次諸史，后之才士論次善惡，非得良才如曜者，實不可使闕不朽之書。如臣頑蔽，誠非其人。[5]卷六五《韋曜傳》，1463-1464華核看重韋曜，是因為他十分肯定韋曜的儒學底蘊，并認為韋曜的撰史之才表現在他對事實的褒貶之中。韋曜依憑儒學才華得到史官一職，他通曉古今，掌握歷代大事，還擅長褒貶評論。華核所說的“良才”,正是肯定韋曜褒貶善惡的見識。華核認為，韋曜的史才與所處與司馬遷是相似的。
他還指出韋曜在典制儀禮方面的長處，認為吳一統天下之后需要韋曜改訂儀禮，韋曜在典制儀禮方面的“才學”,不遜于漢代的叔孫通�！度龂尽吩u論說 :“華核文賦之才，有過于曜，而典誥不及也。”[5]卷六五“評曰”,1470這可同華核對韋曜史才的判斷加以印證。華核以韋曜與司馬遷、叔孫通相比，有言過其實之處，但韋曜確有史才，華核稱贊他、擔保他確實出于真誠之心。
華核對薛瑩的史才是這樣評論的 :
臣愚淺才劣，適可為瑩等記注而已，若使撰合，必襲孚、峻之跡，懼墜大皇帝之元功，損當世之盛美。瑩涉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瑩為冠首。今者見吏，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是以慺慺為國惜之。實欲使卒垂成之功，編于前史之末。奏上之后，退填溝壑，無所復恨。[5]卷五三《薛綜附薛瑩傳》，1256華核肯定薛瑩的撰史之才，是稱贊他的博學與文章。華核指出，薛瑩學識廣博，“文章”尤其出色，這里所說薛瑩的文章之才，一方面指薛瑩擅長組織材料、駕馭史書的結構，另一方面指的是撰述文字，即文字表述的能力。華核繼而強調薛瑩的記述之才是同僚中少見的，當朝史臣更多的擅長經學，而非記述。華核自謙自己的才華比不上薛瑩，只能記載當下的史事，不能撰述成一部優秀的國史。
華核兩次上疏，結果卻不同。就韋曜一事來說，孫皓未同意華核的請求，“遂誅曜，徙其家零陵”[5]卷六五《韋曜傳》，1464.就薛瑩一事來說，孫皓聽取了華核的建議，“召瑩還，為左國史”[5]卷五三《薛綜附薛瑩傳》，1256.這樣的結果與兩人史才不同沒有太多關聯，更多的是由于孫皓對二人的態度不同所致。
從華核兩次上疏，可以看出他對吳國史官的修養和史才是有明確認識的。韋曜擅長儒學，他對歷史典故的掌握，善惡的褒貶，是撰史的“良才”;薛瑩博學而擅長文章，他的文章之功、優美文筆，也是撰史必備要求。孫亮時，華核等五人已經參與過吳國國史修撰，那時已經將撰寫吳史的基本史料搜集完畢，因此他在文中提出的對史官的要求是針對史書的撰寫來說，也是針對已有頭緒、但“敘贊未述”[5]卷六五《韋曜傳》，1464的吳書而言。
在三國之前，史家對史官修養有不同的認識�？鬃诱f :“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10]宣公二年，663孔子贊的是史家之遵循倫理原則記載史事。司馬遷論孔子《春秋》，“筆則筆，削則削”[7]卷四七《孔子世家》，1944,司馬遷贊的是史家之書法。班彪論《史記》，“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9]卷四〇上《班彪傳》，1325,班固論《史記》以劉向、揚雄的“良史之材”的稱贊為例，“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11]卷六二《司馬遷傳贊》，2738,班彪、班固贊的是史家之實錄。
這樣看來，在華核之前，人們對于史才的批評大多是從史家撰史的行為、或撰述的具體內容分析，側重于對其作史態度、史書體例等方面的評價。這種評價更多的是對史家個人的批評，批評的標準是個人修養或史書體例。而從上文華核對吳國史官史才的評價可以看出，華核批評的出發點是針對撰修國史一事，而非個人私家撰述 ;他批評的對象并非泛指有歷史撰述之人，而是專門負責撰修國史的史官 ;他批評的標準與之前相較，內容更加具體且豐富了，至少包括了史事駕馭之才、是非褒貶之才、文字表述之才三個方面。
在華核之后的史家，特別是唐代史家，他們對史家之才的論述與華核的論述關系密切，且更為確切。唐魏徵等人曾論史官標準 :
夫史官者，必求博聞強識，疏通知遠之士，使居其位，百官眾職，咸所貳焉。是故前言往行，無不識也 ;天文地理，無不察也 ;人事之紀，無不達也。內掌八柄，以詔王治，外執六典，以逆官政。書美以彰善，記惡以垂戒，范圍神化，昭明令德，窮圣人之至賾，詳一代之斖斖。[2]卷三三《經籍二》，992唐劉知幾則有史才三長之論 :
史有三長 :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 ;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為無可加者。
唐人魏徵等人對史官的要求，以及劉知幾對史才“才、學、識”較為全面的理論概括，都與三國吳人華核的史才判斷標準的關系十分密切。華核看重韋曜通曉古今、“論次善惡”的能力，正合魏徵等人“博聞強識、疏通知遠”、“書美以彰善，記惡以垂戒”的要求，只是魏徵等人更強化了史官職能的政治意義，這同唐代以來設史館修史等史官制度強化有關。劉知幾的“才、學、識”是華核史才標準的發展。薛瑩的記述之功是撰史表述之“才”,韋曜的通曉古今是歷史知識掌握之“學”,韋曜擅長“論次善惡”算得上有歷史見解的“識”.
劉知幾對史才的要求是華核史才標準在理論層次的概括提煉，而且，劉知幾要求三者兼備，比華核的史才標準提高了。這是史才標準發展的表現，也是史學批評認識更加深化的表現。
可見，三國時期的撰史者普遍地對自我認識有一定的提高。先秦、秦漢時期，史家批評的標準是撰史者的個人修養或史書體例，這實際上是對撰史者個人境界追求的肯定。而以華核為代表的三國時期的史家則對撰史群體有普遍性的要求，這一要求與前一階段相比，內涵更加豐富。
而在此后的唐代，史家的自我認識進一步加強，并對史才標準在理論的層面提出要求。因此，華核對史才標準的認識處于史學批評發展的中間環節，它表現出的承上啟下的特點，是值得肯定的。
三、重視修撰國史的傳統及其作用
華核贊司馬遷、班固，是為國史撰修樹立典范 ;論韋曜、薛瑩的史才，是為國史撰修搜羅人才。這實際上表現出華核對國史的重視，而國史觀念也是華核史學批評思想的重要方面。華核的國史觀念主要體現在繼承傳統、重視國史作用、國史撰修當有史才等基本觀念上。
華核重視國史撰修，認為設置史官撰修國史是對傳統的繼承。他講道 :“臣聞五帝三王皆立史官，敘錄功美，垂之無窮。” [5]卷五三《薛綜附薛瑩傳》，1256華核認為，史官撰史的傳統要追溯到五帝三王時期，那時已經設立史官來記載當朝之事，記錄的內容主要是當政者的功業美德。
官修國史的影響是通過流傳后世得到實現的。在華核看來，官修國史作用甚大，記載當朝事，可以流傳后世。“今吳書當垂千載……實不可使闕不朽之書……使成書業，永足傳示，垂之百世。”[5]卷六五《韋曜傳》，1464華核認為，記載當朝統治者功業的官修國史，可以流傳百世、千載，所記載的內容可以供后人資鑒、垂訓，充分反映出華核深沉的歷史意識。
華核對司馬遷和班固的贊賞、對史才的論述，是針對國史修撰提出的�？梢�，華核認為，修國史要有君主的重視，還要有具備史才之人擔任史官。丁孚、項峻等不具備修史之才，是無法勝任的，而韋曜、周昭、薛瑩、梁廣和華核可以通力合作，完成撰修工作�？僧敃r的情況是，周昭和梁廣已經去世;韋曜和薛瑩憑其史才可以擔任史官，但韋曜入獄、薛瑩外遷。吳國國史撰述陷于停滯，這是令華核憂心和焦慮的。華核出于史官的責任感，希望吳主孫皓能夠從大局出發，認識到撰修國史的重要和史官史才的難得，赦免韋曜和薛瑩兩個具備史才之人，使吳史撰修得以圓滿完成。
華核的國史觀念同他對朝廷命運的關注是密切相關的。他多次上疏進諫，《三國志》評價他“庶幾忠臣”[5]卷六五“評曰”,1470.在盛夏之際，孫皓大肆興建新宮，華核上疏制止，陳明吳國當下危急的情勢，“(賈)誼之所欲痛哭，比今為緩，抱火臥薪之喻，于今而急”.后值吳國“倉廩無儲，世俗滋侈”,華核又上疏，提出治理國家的方略“饑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建議重視農耕和紡織。[5]卷六五《華核傳》，1464-1468正是帶著對朝政的關切，華核認為，撰修國史主要為了記載保存當朝統治者的功業，國史更多的是為當朝的政治服務。但華核對撰修國史當有史才的要求，則表明其史學批評思想的積極性，這與三國時期統治集團對史學的重視是分不開的。
一般認為，三國時期開始設置史官記注和撰修國史，吳國設置史官修史，太史令、東觀令、左國史、右國史就是負責記注或撰述的史官職位 ;曹魏設著作郎、著作佐郎 ;蜀漢亦有文書和典藏制度。華核作為史官的一員對史官是有要求的，當朝君主同樣對史官素養提出要求。孫皓講道 :“漢時皆名學碩儒乃任其職，乞更選英賢”,他拒絕了華核的請辭，認為他“研精墳典，博覽多聞，可謂悅禮樂敦詩書者也”,有望超過“楊、班、張、蔡之疇”,是擔任右國史的不二人選。[5]卷六五《華核傳》，1467統治集團對國史和史官的重視無疑為史書的官修提供了便利。專職史官負責記注和撰修國史，有利于史家自我認識和史學認識的提高。到了唐代，《晉書》卷八二史家的合傳，集中記載了兩晉時期的十一個史家。這是唐初史家對“史臣”這樣一個群體的重視，同三國時期統治集團對官修國史的重視和史官自我認識的提高當有歷史上的聯系。
華核重視國史，重視其傳統、重視其作用、重視其對史才的要求。雖然他的國史觀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從統治集團的利益出發的，但就其史學批評思想本身來說，仍然是有積極意義的。
華核的奏疏客觀上成為了解吳國國史撰修情況的必備史料�，F存有關三國時期的正史是陳壽在西晉擔任著作郎時所撰的《三國志》及裴松之在宋元嘉年間受詔所撰《三國志注》，《三國志》有吳志二十卷。據《隋書·經籍志》記載，記載吳國歷史的著作還有“《吳書》二十五卷，韋曜撰。本五十五卷，梁有，今殘缺”,“《吳紀》九卷，晉太學博士環濟撰”,“晉有張勃《吳錄》三十卷，亡”[2]卷三三《經籍二》，955.三書均已亡佚，不可得見。
《三國志》及裴注成為了解吳國國史撰修的經過及史官修史活動的主要史料。其中，華核的兩封奏疏實為重要文獻。華核在薦薛瑩的奏疏中，回顧了吳國國史的撰修過程 :
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始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差韋曜、周昭、薛瑩、梁廣及臣五人，訪求往事，所共撰立，備有本末。昭、廣先亡，曜負恩蹈罪，瑩出為將，復以過徙，其書遂委滯，迄今未撰奏。[5]卷五三《薛綜附薛瑩傳》，1256唐人劉知幾對吳國的國史撰修有這樣的論述：
吳大帝之季年，始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文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敕韋曜、周昭、薛瑩、梁廣、華核訪求往事，相與記述。并作之中，曜、瑩為首。當歸命侯時，昭、廣先亡，曜、瑩徙黜，史官久闕，書遂無聞。核表請召曜、瑩續成前史，其后曜獨終其書，定為五十五卷。[12]卷一二《古今正史》，322劉知幾的敘述同華核為薛瑩上疏中的相關敘述是基本一致的①，不僅撰修的大體經過一致，都包括吳大帝、少帝、歸命侯三個時期，而且對丁孚、項峻“俱非史才”的評價更是沿襲了華核在奏疏中對二人的評價。這樣看來，華核的奏疏應為劉知幾論斷的材料來源。清人楊晨編撰《三國會要》稱 :“吳置左右國史，東觀令及左右丞，主書令史。”[13]卷九《職官上》，160楊晨引用華核的奏疏為注來解釋吳國國史的撰修經過，華核的奏疏成為了解吳國國史撰修情況的材料來源。
從吳國國史撰修的過程來看，在孫亮時，華核與韋曜、周昭、薛瑩、梁廣五人共同受詔撰修國史是極為重要的一次，劉知幾稱“曜、瑩為首”他認為韋曜和薛瑩應該是主要的撰述者。那么，華核在集體修史活動中所處的位置究竟是怎樣的呢?
前文已對韋曜、薛瑩的史才及其撰史情況進行了說明，對周昭而言，《三國志》載 :“周昭者字恭遠，與韋曜、薛瑩、華核并述吳書，后為中書郎，坐事下獄，核表救之，孫休不聽，遂伏法云。” [5]卷五二《步騭傳》，1242周昭在孫休時負罪下獄，華核上表救他，但周昭仍被殺。惜華核救周昭一表不可見�！端鍟�·經籍志》載 :“《周子》九卷，吳中書郎周昭撰。亡。”②現《全三國文》中收有周昭的四篇文章，包括對步騭、薛瑩等人的評論兩篇，其中《又論薛瑩等》一文，正是《三國志》卷六五的傳后評論 ;《新論論步騭、嚴畯等》一文是《三國志·步騭傳》正文收錄的內容，《三國志》稱贊道 :
“周昭之論，稱之甚美，故詳錄焉。”[5]卷五二《步騭傳》，1242周昭對評論的擅長由此可以得見。至于梁廣之事及其文，史書并無更多記載。
前文講到，華核自謙自己只能勝任記注的工作，他的“文賦”之才被稱贊勝于韋曜。那么，同時受詔撰修吳國國史的這四位史家，華核擅長文賦，薛瑩的記述出色，周昭優于評論，韋曜則通曉古今、擅長褒貶，他們在史才上各有所長，在實際國史撰修中可以互相補充，這也正是集體修史的便利之處。而華核其人，孫休時，上表救入獄的周昭 ;孫皓時，在周昭、梁廣已亡的情況下，華核上疏救入獄的韋曜，繼而薦被徙的薛瑩繼續撰修國史。這樣看來，華核的確是推動吳國國史撰修、并使之沒有徹底中斷的關鍵人物。華核屢次上疏的行為，同他直言敢諫的個性是分不開的，但更重要的，恐怕還是出于他對國史的重視，以及他身為史官對撰修國史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三國時期，戰亂頻繁，局勢動蕩。東漢末年以后形成的群雄爭霸的局面，使各地勢力為了擴張而陷入一場場戰爭，直至魏、蜀、吳三分天下，三國分別建立了政權。只是這一相對穩定的局面并未維持太長時間，另外，三國建立后，仍繼續以戰爭的形式鞏固政權，同時在政權內部也存在不同勢力的斗爭。這樣的社會、政治局勢無法為史學的發展提供一個穩定的環境。但與此同時，史學卻遇到了有利的發展機遇。統治者重視史學，設置專職史官記注和撰修國史，大大推進了官修史書的發展。而就私人撰寫史書來說，出現了魏魚豢撰《魏略》、吳謝承撰《后漢書》、吳薛瑩撰《后漢記》、蜀王崇撰《蜀書》、蜀譙周撰《蜀本紀》等私家撰述。雖然在私記方面，這時的成就未達到兩晉南北朝時期的那般壯觀，但在三國時期，史學的地位提高了，史家，特別是史官，作為群體的自我認識也提高了。華核對司馬遷和班固的稱贊，對韋曜、薛瑩等史官史才的評價、對國史的重視，正是這一時期史家史學批評意識發展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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