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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會計準則國際協調效果量化研究述評論文
會計準則的國際協調乃至全球趨同是國內外會計界近年的熱點問題。迄今為止，全世界已經有96個國家和地區不同程度釆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我國作為以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為基礎制定本國會計準則@的國家，會計改革的進程迫切需要準確把握我國會計準則國際協調的具體效果。科學客觀地回答這一問題，對我國會計理論的創新和會計實務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也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關于我國會計準則國際協調效果的研究，最近5年的研究范式基本完成了由規范研究主導向經驗研究主導的轉變。前者一般是比較我國會計準則（CAS)與國際會計準則（AS)具體條款的異同，在理論分析、系統比較和邏輯判斷的基礎上得出結論。隨著我國資本市場規模的擴大、數據庫的多方位開發，更多學者利用量化方法和經驗證據對我國會計國際協調的成效進行檢驗。本文回顧了我國會計準則國際協調效果的量化研究文獻，旨在全面而清晰地把握我國會計準則國際協調的效果，指出目前該領域研究存在的問題和今后研究的努力方向。
根據現有文獻研究視角的不同，本文從CAS與IAS具體條款的協調程度、基于CAS和AS的會計報表數據差異、會計信息含量差異和會計盈余質量差異四個方面對前期研究進行回顧和評價。
一、CAS與IAS具體條款的協調程度研究
對于此類研究，國內學者主要釆用的方法是賦值分析法、判定分析法和平均距離法。王靜和孫美華詳細對比了我國頒布的具體會計準則與對應國際會計準則之間的異同，根據對比點的差異程度區分了5種情況，分別賦予不同分值，由此計算出各項準則的國際協調度，再將各項準則的國際協調度加權平均，得出我國會計準則總的國際協調度。其研究結果為：CAS與AS的總體國際協調度Z值為0.1P，這反映了研究當時我國多數準則與國際準則相比仍存在一定差異。王建新（2005)釆用類似的方法，計算出CAS與AS全面比較的協調度Z值為0.42排除由披露原因造成的差異后，協調度Z值為0.45④王建新進一步分析的結論：我國已頒布的16項準則與對應的AS相比，高度協調占25%，中度協調占50%低度協調占25%這說明從總體而言CAS與AS已達到中度協調，但還有許多準則尚待制定。王治安、萬繼峰、李靜（2005)則釆用了判定分析法和平均距離法測量中國會計準則的國際協調度，其結論是：我國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總體上協調程度較高，但仍保留了適度的差異，并且計量項目的協調度略高于披露項目的協調度。
上述研究為CAS與AS在具體條款協調效果方面從新的角度提供了量化證據，試圖直觀地反映我國會計準則國際協調程度的高低，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是，此類方法的明顯缺陷在于：準則各項目對比點的選擇、賦值權重的設定的主觀性較強，由此削弱了研究結論的可信度和不同研究結果之間的可比性。
關于準則項目對比點，由于不同準則體系下的同名會計準則涉及的方面往往存在差異，加之準則項目不盡相同，對比點的選擇實際上存在一定困難。鑒于目前關于準則項目對比點的方案很多，建議此類后續研究尋求權威性的準則項目對比點。筆者以為，德勤會計公司作為我國會計準則咨詢機構經過十幾年積累而形成的CAS與AS/IFRS比較點是得到我國會計準則制定機構認可的，因而具有一定的權威性，可以作為此類后續研究的基準。
關于對比點差異程度的賦值，也值得進一步研究。ArcyandOrdelieide(2001)關于會計慣例國際比較的矩陣表明，不同準則體系下的會計方法異同之比較十分復雜，不同準則對于同一業務會計方法之間的差異程度因具體方法而異，有的甚至多于六種方案。因此，應當考慮結合使用其他方法來衡量準則條款的協調程度。
二、CAS與IAS下會計報表數據差異的研究
這類研究是指通過考察基于CAS與AS的會計報表數據差異，來評價我國會計準則國際協調的效果。在這類研究中，研究者通常從我國發行B股的公司分別按CAS與AS披露的凈利潤（或凈資產、凈資產收益率）差異入手，考察會計報表數據差異的程度和變化趨勢，以此來反映我國會計準則國際協調的效果。這類研究的主要結論如下：
1.B股公司按CAS報告的凈利潤與按AS報告的凈利潤差異總體顯著且大體呈下降趨勢。前期研究認為兩者差異顯著且境外報告凈利潤通常小于境內報告凈利潤，但這一差異有逐漸減小的趨勢。如：李樹華（1997)以1996年滬深AB⑤股公司為研究對象發現，此類公司境內外報告的稅后凈利潤存在重大差異，且境外報告的凈利潤通常小于境內報告的凈利潤。ChenGulandSu(1999)研究了滬市B股公司1994?1997年公開披露的會計信息，結論是CAS與AS之間存在的系統性差異導致滬市B股公司報告的凈利潤按CAS報告的凈利潤高于按IAS報告的凈利潤，差異穩定在20%?30%的水平。李東平（2000)以1992?1998年滬深B股公司為樣本，研究發現1995年后B股公司境內外報告的凈利潤差異總體上呈現出減少的趨勢，特別是1998年《股份有限公司會計制度》實施后其差異顯著降低了。
后期此類研究的結論比較分散。ChenSunandWang(2002)以1997?1999年的滬深AB股公司為樣本，認為1998年《股份有限公司會計制度》和有關準則實施以后，既未消除也未縮小AB股公司境內外審計凈利潤的實質性差異。徐經長、姚淑瑜、毛新述(2003)則發現2000、2001年的AB股公司基于兩種準則的凈利潤差異顯著，但2002年的差異不再顯著；蓋地、盧強等（2004)以滬深兩市B股上市公司2002年度報告披露的會計數據為依據，發現隨著《企業會計制度》和更多的會計準則的頒布，我國會計準則、制度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下披露的凈利潤差異正在減小，而且差異項目也發生了變化。值得一提的是徐經長、姚淑瑜、毛新述（2004)以《企業會計制度》實施前后的2000年、2001年和2002年AB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從凈利潤、凈資產以及兩者對比的凈資產收益率三個方面判斷我國會計準則的國際協調程度。該研究發現，2001年一系列會計改革以來，凈利潤和凈資產收益率在2000年和2001年仍存在實質性差異，而2002年則基本實現了與國際會計準則的協調；凈資產2000年和2001年境內外均無顯著差異，而在2002年卻出現了顯著差異。作者認為這是由于我國會計標準允許一些項目（如債務重組收益和減值準備的追溯調整）繞過利潤表直接計入資產負債表造成的，這些規定一方面提高了凈利潤的穩健性，其結果縮小了按CAS與按AS計算的凈利潤之間的差異，另一方面也拉大了兩套標準計算下的凈資產之間的差異。
2滬市B股公司基于兩種準則的會計信息的差異率高于深市B股公司。這一現象在李樹華（1997)的早期研究中就已經被發現，李東平（2000)，蔣義宏（2001)的研究都進一步證實了這一點。一般認為，地域差異、會計改革基礎的差異以及兩市公司的股權結構的差異是造成兩市顯著差異的主要原因，這也進一步說明準則的執行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受經濟環境影響。
3同時發行A股和B股的公司基于兩種準則的會計信息的差異率比只發行B股的公司高。蔣義宏(2001)認為與AB股公司相比，只發行B股的公司無法向境外投資者增資配股，喪失了為增資配股而進行利潤操縱機會，因而其所披露的會計數據更為謹慎。這也說明了公司治理機制會影響到會計準則執行效果。
4會計師事務所規模會影響其所審計B股公司基于兩種準則的會計信息的差異率，但關于差異走向的結論尚不一致。黃海玉（2003)認為由近親公司?審計的凈利潤差異率比非近親公司的小。而王躍堂、張莉、趙子夜（2004)認為“十大”境內事務所審計的AB股公司境內外審計利潤比非“十大”境內會計師事務所的差異的幅度實質上更大。
筆者認為，對基于CAS與AS的會計信息差異的研究存在兩個問題。第一，盡管凈利潤指標具有綜合性，但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財務報告，值得進一步探討。后期已有學者（徐經長等，2004)認識到這一點，并結合我國國情對研究變量作了改進，引入凈資產和凈資產收益率指標進行差異分析，得到了更有說服力的結論。第二，會計信息差異的比較應擴展到分析影響差異的原因，比如，哪些因素導致了差異，這種差異是暫時的還是永久的，應釆用哪些措施減少這些差異，等等。
三、CAS與IAS下會計信息含量差異的研究
會計準則國際協調的最終效果很大程度體現在不同準則下會計盈余決策有用性的對比上，因此這類研究大多考察IAS與CAS下會計收益同股票回報的相關性，由此推斷信息含量差異。
關于AS與CAS下會計收益與股票回報相關性的多數研究表明：按IAS調整的財務報告并無增量信息；AS下的會計信息并沒有顯著更高的價值相關性；某些情況下CAS較之AS下的盈余數據的信息含量更高。如，洪劍峭和皮建屏（2001)的研究認為1994?1999年間，基于AS的會計收益與股票回報的相關性并不比基于CAS的高，按AS調整的財務報告并沒有為投資者帶來增量信息。DanHu對1994?1999年滬市B股公司的研究發現CAS下的會計數據同B股股價更為相關。潘琰、陳凌云、林麗花（2003)比較了2001年AB股公司基于不同準則的會計盈余在不同市場下的價值相關性，指出按CAS提供的會計盈
余數據比按IAS提供的盈余數據更有信息含量。李曉強（2004)主要釆用調整的回報率模型和調整的市值模型檢驗2000?2002年AB股公司AS與CAS下會計信息價值相關性，發現AS下的會計信息相對于CAS下的會計信息并沒有顯著更高的價值相關性，而CAS下的會計信息的作用卻略強于AS下的會計信息。LinandChen(2005)對1995?2000年滬深AB股公司的研究也發現：CAS下的盈余和賬面凈資產在A、B股定價方面更具有相關性；CAS下的盈余與A股市場的股票回報更為相關，其盈余變動會反映在B股市場上。但BaoandChow(1999)卻提供了相反的證據。他們對1993?1996年滬深B股公司的研究認為，AS盈余和賬面凈資產對B股公司股票價格有更大的解釋力。
綜上，關于基于CAS與AS信息含量研究的總體結論是：從CAS與AS下會計信息含量差異的角度來看，CAS與AS的協調程度不高，現階段釆用我國的會計準則能夠向投資者提供更為有用的信息。得出以上結論的原因，一般歸結為我國缺乏有效的基礎制度，以致需要企業會計人員更多職業判斷的國際會計準則在我國當前環境下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較之國際會計準則更具剛性的我國會計準則生成的信息更為有用(EccherandHealy2000)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我國的會計準則更適應我國當前環境的需要（陳瑜，2004)。應當指出的是：上述信息含量的研究前提是“有效市場能夠判別出不同種類信息的有用性”。由于我國股票價格存在許多無法解釋的現象，因此結合我國特殊的制度背景來解釋此類研究的結論就顯得尤為重要。
四、CAS與IAS下會計盈余質量差異的研究
我們把針對盈余管理考察CAS與AS協調的研究歸入此類。雖然有關我國會計盈余質量的研究很多，但從檢驗CAS與AS下的會計盈余質量差異入手，考察我國會計準則國際協調效果的研究卻并不多見。王建新(2005)借用修正的DNES模型和直接運用線下項目兩種方法估計非正常應計項目，借以衡量盈余質量。他通過對AB股公司2001年會計準則改革前后的經驗數據的分析發現：AB股公司在CAS與AS下的盈余質量不存在顯著差異，說明在我國目前的現實環境條件下完全釆用國際會計準則也不能顯著地提高會計盈余質量；從國際化過程來看，兩種準則體系下盈余質量差異的絕對值變化顯著且逐年減少，說明我國會計準則國際化改革的形式協調（準則協調產促進了實質協調（實務協調戶，從而提高了會計盈余質量。
但正如魏明海（2003)指出的：盡管盈余管理是導致實質性協調與形式上的協調之間差別的一個關鍵性的因素，但盈余管理與會計協調畢竟是兩類性質不同的事件，它只是會計協調程度眾多解釋變量中的一個。我們認為，盈余管理作為人為改變財務報告數據的手段與會計準則國際協調之間的關系主要在于其涉及會計政策選擇和變更部分，而業務重構甚至財務造假之類的盈余管理則與會計準則國際協調毫無關系。因此，借用盈余管理考察我國會計準則國際協調效果的研究應當特別謹慎。未來進行此類研究時，應注意辨明盈余管理與會計協調之間的關系，確切識別被管理的盈余與會計政策和會計估計及其變更之間的聯系，科學地確定特定盈余管理及其構成部分被管理的程度的測定變量，合理地解釋盈余管理對會計協調程度的影響。
五、總結與展望
綜上，最近5年關于我國會計準則國際協調效果的量化研究已經取得初步成效，但大多仍處于模仿、移植階段。這一時期的研究結論從總體上可以概括如下：我國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的協調程度在逐步提高；我國會計準則下的凈利潤較之國際會計準則下的凈利潤早期高近期趨低；我國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的協調促進了實務的協調。
但是，由于上述成果的研究角度、樣本及期間的選擇、主要變量和釆用的方法不同，結論難以取得一致。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這些研究在方法論方面存在相互矛盾的現象，對同一對象的檢驗由于方法不同而出現相反的結論。誠然，釆用不同方法研究同一事物是為科學研究所倡導的。但是，在量化研究領域唯數量而數量是不足取的。很顯然，我國會計準則國際協調效果的評價亟待進一步研究，需要更為可靠的研究方法和經驗證據來支持，特別需要對研究方法的適用性、樣本選擇和變量選取的代表性、樣本期間的制度背景等因素進行深入研究。否則，極可能誤導會計準則國際協調的政策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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