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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工業制度體系變遷、市場結構與工業經濟增長
一、工業制度體系變遷與TFP計量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經濟學家依據制度-經濟增長理論對制度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大量的計量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方法就是DanielKaufmann、AartKraay和PabloZoiodo-Lobaton（2002）所采取的殘差分析方法。該方法認為，（1）技術以及資源配置方式的改變所引起的績效的變化都是制度變化引致的結果；（2）在勞動力、資本投入總量相對外生的環境中，通過估計生產函數所計算出來的殘值或全要素生產率（TFP）反映了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作用的大小；（3）在計算出殘值（或TFP）之后，可以建立具體的制度變量模型，分析出它與設定的具體制度變量之間的關系，從而能夠反映不同制度變化的作用。我們采用該方法來研究中國工業制度變遷的經濟績效。
我們首先建立工業經濟生產函數Y=Ae[λt]K[α]L[β]，對該方程取對數得：
LnY=LnAO λt αLnK βLn1 u
將1978～2001年區間的工業資本存量（K）、勞動力量（L）以及工業總產值（Y）帶入方程計量，得到無規模約束函數：
LnY=7.107 0.08t 0.04LnK 0.06LnK�。�1）
（3.502）（0.22）（0.198）（0.213）
R=0.998 Ad.RSquare=0.996 F=1655.748
表1 制度變量與全要素生產率
附圖
資料來源：前3項根據《統計年鑒2002》計算，后1項根據計量算出。
正則化得到。α=0.4，β=0.6，由此建立殘差方程：TFP（t）=exp[InY（t）-αINK（t）-βInL（t）]得到1978～2000年全要素生產率（TFP）。我們將與工業經濟密切相關的制度變量界定為：市場化程度（MRL）、非國有化水平（NSOW）、開放程度（ORL），其分別定義如下：（1）市場化程度（MRL）。用投資的市場化指數表示，即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外資、自籌資金和其他投資”三項投資占總投資的比重來表示；（2）非國有化水平（NOSW）。用非國有經濟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表示。由于統計數據的限制，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來表示；（3）開放程度（ORL）。經濟運行的外向化水平，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的開放程度的通行指標是對外貿易比率，即出口總額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它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參與國際貿易和分工的程度（參見表1）。以制度變量為自變量，TFP為因變量進行回歸，可得到方程：
附圖
可以看到方程顯著性很好，但DW過大，顯然存在自相關問題，即制度變量之間并不是相互完全獨立的，市場化程度、非國有化水平、開放程度是在相互作用中變遷的。我們可以采用零回歸方法來解決估計，以考慮變量之間的相互關聯性，其中k是零回歸的參數對方程進行處理。表2是隨著k值的不同，得到的不同回歸系數和R方的估計值。
表2 零回歸k值和系數估計
附圖
從表2可以看到當K=0.5時，各項系數相對穩定，由此得到新的回歸方程（方程中QYS=TFP）
附圖
從標準化方程可以看到，非國有化水平是引起TFP增長最為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對方程（2）與（4）進行對比，可以進一步得到非國有化水平不僅是TFP增長最為核心的因素之一，也是引起市場化和開放程度制度變化的原因之一。
二、TFP變動趨勢與所有制結構
如果將1978～2001年期間中國經濟增長速度與TFP增長率結合起來分析，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1）TFP增長率與GDP增長率呈現高度的正相關，TFP是決定經濟增長的核心因素之一；（2）中國工業經濟增長率和TFP增長率有兩個波動周期，第一個波動周期是1978～1990年，其最高點在1984年，最低點在1990年；第二個波動期是1990～2000年，最高點是1992年，最低點是1999年。這種經濟增長率和TFP增長率波動模式與我國工業制度改革的步伐是一致的：1984年工業體制改革在全國全面展開，承包制對于大中型企業資源配置效率的改善起到了核心作用。但是，承包制在制度上存在的先天性缺陷，使這種制度改革的邊際收益逐漸遞減，到1990年承包制的制度效應基本為負，使TFP轉入最低點。1991年社會主義市場體系目標的確定、1992年股份制企業改革全面推廣以及推動鄉鎮集體企業的政策大規模出臺等一系列制度改革提高了整體TFP增長率，其后，雖然國家在1995年出臺了一系列大中型國有企業改革措施，推行了“抓大放小”以及國有企業戰略性調整等措施，但是股份制改革的制度邊際效應遞減現象是十分明顯的，因此，自1996年后，整體工業TFP急劇下降，1999年到達谷底。
表3 國有工業和集體工業分階段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狀況
附圖
注：各種生產要素產出彈性都為0.5
工業企業的整體TFP增長率為什么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持續下降？制度變遷的邊際效應逐步下降呢？這種計量結果與人們一般的感覺有很大的差異。因為1995年以來對國有企業所進行的改革力度是前所未有的，“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抓大放小”以及其他國有企業戰略性調整措施應當大幅度提高國有企業的效率，繼而提高整體工業經濟效率。從表3的內容我們可以進一步看到工業企業整體TFP增長率20世紀90年代中期下降的最為直接的原因——TFP的所有制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1984年的改革使國有工業和集體工業的TFP增長率全面提升，到1988～1992年期間，國有企業的TFP卻大幅下降使整體TFP增長率到1990到達谷底。1992～1996年集體企業很高的TFP增長率使整體工業的TFP增長率保持較高水平，但是該期間國有企業與集體企業之間的效率差距卻已很大。1996～2001年，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TFP增長率同時急劇下降使整體TFP增長率到1999年陷入谷底。
三、產業結構、市場結構與財務績效
結合上述這些分析，我們可以看到適當發展非國有經濟是未來工業經濟增長的核心之一，其方法很多。一是大幅度提高非國有經濟的自我發展，推進各種非國有資本進入生產領域；二是加大“抓大放小”力度，強化中小國有企業改制，推進一部分國有企業民營化；三是強化國有股份制企業股權多元化，使非國有股權增加。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這些方法基本上是同時并舉的，但是非國有經濟比重的增加并沒有遏止TFP增長率下降的趨勢。其中的深層次原因需要我們進一步對中國不同產業的產權結構以及市場競爭等方面進行深入分析。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1》資料，用R代表重點企業年末生產能力與整個行業總產量之比，表示不同行業的市場結構。如果R＞1，表示重點企業的生產能力大于整個行業的產量，該行業產量過剩，其他企業的進入將使該行業的市場擁擠度以及過剩加劇。如果R＞1，表明該行業給小企業留有一定的空間，或者說市場的擁擠程度較弱。
從1998～2000年不同行業企業數量變化，我們可以看到，在R＞1的行業中，除食品加工、食品制造以及紡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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