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資本全球化是否歷史發展的必然[下]

金融資本全球化是否歷史發展的必然[下]

四、資本帳戶管理政策與資本流動全球化進程
隨著經濟全球化、金融自由化的不斷深化，國際資本需要自由地、迅速地流向全球回報率最高的地區，為此，取消外匯管制推動資本流動自由化的呼聲不斷高漲。事實上，經常帳戶和資本帳戶可兌換范圍的擴大成為促進私人資本流動快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大多數成員國在戰后初期對資本項目交易實行某種形式的限制。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之后，主要工業國家開始了資本帳戶可兌換的過程，到1994年，主要工業國基本實現了資本帳戶的開放。
相對于發達國家而言，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一直嚴格限制著資本外流。80年代初期以后，在國內金融體系逐步自由化的同時，發展中國家在資本帳戶可兌換方面開始取得進展。1991年到1993年，部分拉美和亞洲國家相繼實現完全的貨幣可兌換，而更多發展中國家正在逐步放松對長期和短期證券投資流入的限制，并對商業銀行和居民的外匯業務管制實行自由化。
目前，在資本交易控制方面，控制資本市場證券的成員國為133個，控制貨幣市場工具的國家為115個，控制共同投資證券的國家為103個，控制衍生和其他工具的國家為87個，控制商業信貸的國家為105個，控制金融信貸的國家為112個，控制擔保等備用金融工具的國家為88個，控制直接投資的國家為149個，控制直接投資清償的國家為52個，控制不動產交易的國家為134個，控制個人資本移動的國家為82個，針對商業銀行和其他信貸機構實行特別條款的國家為155個，對機構投資者實行特別條款的國家為82個。
此外，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的統計表明，許多原來對外資采取限制和管制政策的國家紛紛修改其外資法或頒布新的外資法，以更有利的條件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流入。1991-1998年間，修改外資法律法規的國家年平均超過50個，其中，94%的修改是為了加大對外資的吸引力度，只有6%的修改是加強了對外資的管制。
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相繼承諾實現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可兌換，國內和外部金融交易的各種限制等影響全球金融市場資本流動的樊籬逐步消除，大量的國際資本用于彌補工業化國家巨額的財政及經常帳戶不平衡所產生的融資需求，工業化國家之間資本流量的凈額得到迅速的增長，資本流量的增長同樣顯著。

五、國際貨幣體系與全球資本流動
國際貨幣體系穩定是全球宏觀經濟穩定的基礎。國際貨幣體系作為各國國際收支平衡、匯率調整、國際借貸安排等對外貨幣政策和法規的集合,構筑了維持自由貿易運轉所必需的法律框架和制度規范。
國際貨幣體系主要包括可供選擇的匯率機制、儲備資產和由其構成的國際清償能力，以及一個調整和籌措資金的機制。
過去200年間，從本位貨幣和匯率制度的選擇看，國際貨幣體系經歷了金本位時期、以美元為本位的固定匯率時期，和浮動匯率三個主要時期。
全球性金本位時期開始于1879年，其基本特征表現為：金幣可以自由鑄造或熔化，自發地滿足流通中的需要；金幣可自由兌換，以保證黃金與其他金屬鑄幣和銀行券之間比價的穩定；黃金可自由輸出入，以保證外匯市場的相對穩定與國際金融市場的統一。20世紀后，金本位制的運行規則受到嚴重挑戰，經濟危機的不斷發生使各國的商品輸出減少，出于保值目的資本外逃增加，各國紛紛限制黃金流動，黃金的自由輸出入受到嚴重制約。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各國實行黃金禁運和停止銀行券的兌現，古典的國際金本位制走向終結。
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前后漫長的國際貨幣混亂時期，1945年，建立了國際貨幣史上第一個帶有正式約束性的國際貨幣制度--布雷頓森林體系，即以美元為核心的固定匯率制。在前20年間，布雷頓森林體系運轉基本順利，匯率的基本穩定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國際貿易的擴大，而對資本跨國流動的控制，相應放松了成員國的政策約束，使政策制定者可以在保持匯率穩定的前提下追求國內經濟目標，從而促進了全球經濟的發展。
但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內在缺欠--"特里芬之迷"始終困擾其運行，而戰后國際經濟的重建和新興市場的發展，以及交易技術的提高，不斷侵蝕著各國控制資本流動政策的有效性。面對伴隨著資本流動性提高的國際金融市場交易規模的快速膨脹，官方儲備的相對規模持續下降，已不足以維持匯率釘住及釘住水平的有序調整。在外匯市場連續出現拋售美元，搶購黃金和其他硬通貨的美元危機后，1971年8月15日，美國總統尼克松宣布"新經濟政策"，美元停止兌換黃金，敲響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喪鐘。
自1976年國際貨幣基金臨時委員會達成"牙買加協議"起，國際貨幣體系進入"無體系"時代，其重要特點是匯率安排和儲備貨幣的多樣化。在匯率安排方面，協議規定，各國可以根據自身偏好獨立選擇匯率制度。實際運行結果是，從各國匯率制度名義安排上看，管理浮動及獨立浮動國家增多，實行釘住制國家減少，尤其是釘住美元的國家數目更是下降了半數左右，但是，從各國實際執行情況看，實行管理浮動的國家接近半數在具體操作中，自覺或不自覺地轉換成了變相地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而針對單一貨幣有限度浮動的國家事實上也在根據美元匯率變動調整其匯率水平，加上名義及實際均釘住美元的國家，在1997年7月初，至少有超過60個國家的貨幣與美元保持相當緊密的聯系，約占報告國家總數的三分之一強。顯然，以浮動匯率制為特征的"牙買加體系"，僅僅解決了部分發達國家對美元的過度依賴問題，對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說，其經濟政策的制定與執行效果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制于美元的匯率變動，匯率制度的不均衡程度日益嚴重。
上述三種不同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在各自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和發展的，因而帶有其各自鮮明的特色。同樣，在三種貨幣體系下，資本的跨國流動也表現出截然不同的特征。
首先從匯率的波動幅度看，金本位時期，西方主要貨幣匯率波動程度很低，英鎊對美元匯率高低限相對于平價波動幅度僅為-0.59%到 0.70%，美元對法郎匯率高低限相對于平價的波動幅度為-0.68%到-0.62%。在以美元為本位的固定匯率時期，英鎊對美元匯率的高低限相對與平價的變動幅度擴展到上下各1%，同樣美元對法郎匯率高低限相對于平價波動幅度擴展到上下各0.99%。而在浮動匯率制度下，主要貨幣匯率波動率大幅度提高。
其次，不同國際貨幣體系下，西方主要貨幣利率的波動也表現出不同的特征，基本規律是，長期債券利率波動率的歷史上最小值出現在金本位時期，美元本位時期居中，浮動時期最高；短期債券利率波動率則以美元本位時期為最低，金本位時期居中，而浮動匯率制時期最高。
第三，從資本跨國流動的相對量來看，在金本位制度下，金幣形式資本可以流向任何地區，資本跨國流動常常受到輸入國的鼓勵，外國證券在大多數股票交易所自由交換，利潤回流不受阻礙，資本跨國流動發展迅猛，以跨國資本流動總額相對于各國GDP的比例衡量，1880－1914年間平均為3.3％（Taylor,1996），其中，英國的年平均資本流出量占同期GDP的5%到9%，法國的資本流動占GDP的2%，德國為3%。而由于控制資本流動成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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