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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性教學古代文學論文
一、地域性教學的策略
文學即人學,古代文學教學目標從某種程度上說是挖掘傳統文化的底蘊,培養學生的民族自豪感。這既能提升思想道德修養水平,也增強了他們的愛國情懷。而地域文化的引入,一方面深化了教學改革的內容,拓展學生的視野,另則也培養了學生的鄉土意識,為地方文化的弘揚作出積極的貢獻。下面我們以安徽文化為例,談談古代文學地域性教學中的一些具體策略。首先,地域文化“小傳統”氛圍的營造。安徽文化歷史悠久,具有延續性、交融性及多樣性的特征。從夏商周一直到民國時期,皖地文化在哲學、史學、文學以及其他藝術領域皆是環環相扣、階段相接,形成完整的文化鏈。
在南北的文化交融中,安徽文化處于南北過渡地帶呈現出多元開放的特點,具有一種通變的精神。在古代文學的教與學的環節中,既要從宏觀整體的層面把握皖地文化發展的階段性,又不宜面面俱到,過于龐雜。應有所側重,以點帶面,通過專題的形式了解地域文化的發展過程及其體系。如對明清文學的講授可以適時增加桐城文化及徽文化的相關內容,將《桐城文學淵源考》《桐城耆舊傳》《新安文獻志》《新安名族志》等書籍介紹給學生,這既深化了教學內容,也能調動他們的學習興趣,對徽皖文化作全面地了解。其次,充分利用地域文獻,重點介紹皖地文學家及其作品。明清時期,安徽經濟發達,文化鼎盛一時,鄉邦文獻非常豐富,我們可以通過對相關典籍的整理學習作為了解地域文化的一個重要的切入點。如清代安徽地域詩歌集就有《龍眠風雅》《皖雅初集》《樅陽詩選》《合肥三家詩錄》《皖江三家詩鈔》等。這些詩集,在選錄標準上,以詩存人,以人存詩,保留了大量的詩歌文本,其中陳詩《皖雅初集》起順治迄宣統,共一千二百余家,分為四十卷,又近人詩二卷,名宦詩二卷。
這些詩歌文本為我們全面地梳理、分析明清時期皖地詩歌發展狀況提供了彌足珍貴的史料。另外,有的詩歌選本往往通過序跋、評點和詩話的形式,展現皖地的文學傳統,并形成批評的價值尺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當地的創作風氣和審美趣味。如光緒年間譚獻《合肥三家詩錄》評徐子苓曰:“學太白骨干甚堅”;評戴家麟曰“脫胎韋、柳,取材鮑、謝,名家品味,高步躋矣”;評王尚辰曰“又似坡公,賢者固不可測”,“沉郁源于杜陵”等[2]。這些評點言簡意賅,詩學祈向折中唐宋,與晚清詩學潮流相吻合。如果能引導學生接觸皖地詩學,將邊緣的文學現象納入主流的發展,并展現地域性的詩學傳統與特色,這不僅是教學相長,對明清詩文的地域研究也是一種促進。另外,地域文獻中尚有大量的方志與家譜,在這些鄉邦文獻中往往能鉤稽出皖地或宦游皖地文學家的生平事跡及其創作情況。對原始文史資料的發掘利用,一方面可培養學生的學術實踐能力,另一方面也為皖地傳統文化的弘揚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再者,地域文化內容復雜,覆蓋面廣,如何在教與學的過程中組織好地域文學的教學與研究?這涉及教學方法與途徑的改善。總體來看,學生知識面較單薄,問題意識不強,學習興趣的側重點因人而異,所以,教師在課堂的講授過程中,應區分好必修與選修的關系。古代文學的必修課,重點在于文學本位的研究,文學創作是文學史的主體,同時也兼及文學批評、鑒賞等內容。在保證全面地完成教學大綱所規定的教學內容之余,教師可以適當增補地域文學知識,而在專題選修課程的設置時,則可實現地域文學多元化的拓展,如桐城派專題研究分為桐城文化淵源論、桐城派詩歌研究、桐城派與中國近代文學關系探略以及方苞、姚鼐等著名文學家的專題研究等。這些課程的教學,既補充了文學史的內容,又從地域文化的角度整合學術資源,促進了學校的學科建設。當然,地域文學的教學屬于拓展性的方向,強調學生學習的主動性與實踐性,所以課外的實踐考察及讀書興趣小組的成立是非常有必要的。如講授《孔雀東南飛》時,可以組織學生前往潛山縣焦家畈考察孔雀臺、焦家園以孔雀墳等遺址,并進一步了解當地民俗文化中的愛情內涵等。講授近代文學中《桐城派的新趨向》的相關內容時,也可帶領同學參觀考察桐城六尺巷、方以智故居、姚瑩故居等。這些地方文化的遺址,往往能激發學生的文化自豪感及學習的熱情。除了實地考察外,教師也有必要帶領讀書興趣小組的成員前往安慶圖書館、桐城市圖書館查閱本地文學家的詩歌集或書信手札及家譜等文獻資料,并對其作初步的整理,這種學術鍛煉,加深了學生對本地傳統文化的認知,也大大地提升學生的科研能力。
二、地域性教學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高校古代文學教學過程中引入地域性的鄉土知識,具有一定的引領文化的功能,也是實施多元化教育的重要途徑之一,有利于增強古代文學當下性的人文關懷。但在具體的操作中,應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大文化與小傳統的辯證統一。如果說文學史中大文化的背景側重于整體或宏觀的考量,以經典的作家及文本形成的精英文學為其典型,那么,地域性的小傳統則多表現為鄉土化。僅就古代文學的教學而言,國家課程的設置注重主流知識傳承的體系,而地方性的鄉土文學多反映區域文學的發展嬗變,兩者是“整體”與“局部”的關系,是辯證統一的。因此,教師在講授鄉土文學的時候,不能以偏概全,過于強調或熱愛“局部”的內容,忽略了整體框架的完整性與多樣性,甚至顧此失彼,將兩者割裂開來。如明清時期,桐城派古文影響甚巨,但桐城詩學,雖以流派稱之,但若以“海峰出而大振,惜抱起而繼之,然后詩道大昌,蓋漢魏六朝三唐兩宋以及元明諸大家之美無一不備”,而認為“桐城詩派所取得的成就和所產生的影響是超過桐城文派的”[3]341。這是值得商榷的。另外,地域鄉土知識與主流文學是相輔相成,互為一體的。我們通過校本課程的開發傳承地域知識,保護傳統文化,但也要將其融入國家課程體系中來,在價值觀與審美情趣方面與國家主體精神保持一致。
第二,客觀性與層次性的結合。地域文學的教與學,必須重視對原始文獻資料的整理與解讀,特別是對一些方志、族譜、輿圖、地方詩文集等鄉邦文獻的考訂與分析,能將底層文學創作的生態真實地展現出來,這也往往會涉及評價的客觀性等問題。一些著述基于對鄉賢的尊崇而標榜文化的淵源,有時會失之公允。如王昶《湖海詩傳》論蕪湖韋謙恒詩云:“皖桐詩派,前推圣俞,后數愚山,以啴緩和平為主。約軒承其鄉先生之學,故不以馳騁見長。六一居士序《宛陵集》謂‘古雅純粹’,汪堯峰序愚山詩謂‘簡切淡遠’,舉似約軒,可謂得其法乳者!奔氉x韋謙恒詩作,與梅堯臣、施閏章相異甚遠。又李紱推崇傅占衡的古文為海內第一,這種過于褒揚的態度應源自鄉曲之私。另虞山二馮對錢謙益的失節之愆的回避辨析,則有為尊者諱的道德淵源。總體而言,通過對傳統的體認提升鄉邦文化在主流文化圈的地位,其情可以理解,但我們在整理鄉邦文獻時,對一些文學現象應予以客觀的、真實的辨析,對他們的價值判斷也應該有更為理性的認知。層次性是指對地域文學雅、俗不同層面的考察,其中雅文學多以士大夫、文人的創作為代表,反映的是地方精英階層的文化需求與審美情趣。而俗文學則集中地體現為民間歌謠、曲藝表演等方面,這些底層的群體創作雖然“鄙俗淺近”,但發之于性情,真實地展現了市井風情。以明清時期皖地文學為例,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既要指引學生關注復社、幾社中方以智、錢澄之及桐城諸大家的創作,也應留意桐城歌、黃梅戲、文南詞和岳西高腔等內容。前者體現了皖地詩文對主流文學的引導與附和,后者則側重于底層民眾的文化消費與藝術取向,所以,如果要全方位、多層次地了解皖地文學的多樣性,這兩者皆應予以更多的關注。
第三,多元化教學方法的完善。一般而言,地域鄉土性的教學多以課堂專題講授和課外實踐為主,其中課堂專題有必修與選修之分,而課外實踐則以興趣小組為基礎,內容豐富,教與學的形式更為自由。當然,這種興趣小組,可視為提升學生科研能力的一個切入點。教師可以帶領學生建立地方文化資源專題庫,對原始的地域文化資料進行積累,并分成年譜傳記類、輿地方志類、詩文詞集類等類型。對這些資料的匯編整理,其意義無疑是巨大的。而在具體的教學過程中,我們也應拓展途徑,實行多元化教學,如教學模式中圖文聲像的互補,地域文化有自然的因素,也受人文傳統的制約,一些圖表、輿志版圖及節日風俗的繪畫,皆能予以學生更直觀的印象,介紹民間曲藝的時候,也可以運用一些戲劇表演的影視資料來展現生、旦、凈、丑的角色形象以及劇情的發展變化。這既豐富了人物形象,又加深了學生對作品內容的理解。另外,地域鄉土知識的普及,課堂講授之余,也可以通過畫報、宣傳欄及主題沙龍的形式定期宣傳地域文化,展現了家鄉的人文風景,這不僅豐富大學校園的精神資源,形成良好的環境氛圍,也為學校校園文化的建設作出積極的貢獻。古代文學的教學,是教師、學生互動的過程,教師對鄉土知識的講授,既豐富了原有的教學模式,也能激發學生的鄉賢崇拜與地域自豪感。在具體的教學實踐中引入地方文化資源,也同樣具有當下關懷的時代意義,為地方文化建設提供強有力的精神指導。因此,古代文學教學的地域性策略,不僅是課程改革的新途徑,也符合精神文明建設的時代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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