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西晉寒族文學

試論西晉寒族文學

　　論文關鍵詞：寒族　士族　文學創作　依附　調整

　　論文摘要：在魏晉之際社會思想巨變的作用下，西晉寒族作家的創作受到了功利主義的強烈影響。為了獲得政治機會，寒族作家依附于權貴士族，這造成了他們的文學品格不高，混同于士族文學之中。但士族與寒族的階層區分，導致了寒族作家人生經歷的坎坷不平，改變了他們的創作動機，促使了寒族作家對自我內心世界的真實表現。這種調整，使混同于士族文學中的西晉寒族文學有了一些自我特征。

　　西晉時期，寒族作家大量涌現，傅玄、張華、左思、劉毅、劉棗據兄弟、王沉、魯褒、束哲、趙至、成公綏、郭泰機等人在思想與經歷上都有獨特之處，他們的文學也因而與當時的士族文學有所區別，產生了一些藝術成就較高、思想內容充實的佳作。但羅宗強先生認為晉人作品“總有一種平庸的感覺”，其主要原因“怕是這一代的文人缺乏激情，沒有激情的一代士人創造了缺乏激情的華美文學。”在我們的印象里，擁有眾多寒族作家的西晉文學本不該如此，深受士族壓制的寒族作家尤其不應缺乏激情。但確如羅先生所言，西晉文學整體缺乏應有的時代激情。那么，為什么寒族文學沒有從整體上提高西晉文學品格?寒族文學自身特性減弱的內在機制是什么?西晉寒族文學又有哪些特征?這些問題是理解寒族文學的關鍵，也是理解西晉文學的關鍵。

　　從思想上看，寒族作家都有強烈的功名意識。魏晉之際，天下趨于統一，士人面臨的社會表面上充滿了建功立業的可能性。然而，經歷了曹操、司馬鼓父子的嚴酷統治，魏晉之際的知識分子在思想上與漢代士人有了巨大差異。與漢代士人相似，晉初寒族作家也有強烈的政治追求，但急功近利的特征較明顯。為了獲得政治機會，多數寒族作家采取了依附權貴的方式，如傅玄、張華、棗據等人依附司馬昭兄弟，左思依附賈謐、垅西王司馬泰，潘岳依附賈充、楊駿、賈謐，張載依附司馬父，趙至依附稽康、史仲和、張嗣宗等等。這些權貴中，賈充父子、楊駿的社會聲譽并不是很好，也就是說，寒族作家并不是很在意被依附者的道德好壞。

　　漢末建安時期，寒族作家的文學創作以深沉強烈的情感與簡潔樸實的語言而著稱。但西晉寒族作家受到政治追求的驅動，將自我社會價值的實現與文學聯系起來，視文學為追求社會評賞、追求聲望地位的工具。如左思花十年工夫創作《三都賦》，賦成之后又找當時名流張華、皇甫謐為之延譽，追求名聲的目的十分明確。所以“追逐外在權威的承認和世俗的聲譽，支配了《三都賦》時期的思。與左思相似，西晉許多寒族作家都創作過大賦，鄉傅玄作《七誨》、成公綏作(七唱》、張協作《七命》等等。不僅僅是西晉的統一，激發了文人的盛世之夢而為之 喊，更重要的是，這類作品能體現作者的才華，從而容易手到社會認可。然而，新的士族文化在晉初已經初成規模占據統治中心的新士族有自己的審美標準與傾向。受功近利文學觀的影響，寒族作家逐漸有意識向士族文學周美標準靠近，他們在創作中對華艷文詞的熱衷以及玄虛咬境的偏好在某種程度上沖淡了寒族文學自身的特色。

　　劉招對西晉文學有一個準確的評價:“晉世群才，稍 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街，采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木片文以妙，或流靡以自妍。”實際上，魏晉尚文之廠 是漢代經學思維被打破后，文學自我探索的產物，只不交 它的興起與政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建安時期，曹不團確提出“詩賦欲麗’，的主張川，鄴下文人對此進行了積杠探索，騁詞與華靡之風大行。對此，錢志熙先生評價說“鄴下諸子……以學業優博和善于詩賦文章顯揚于世，習知曹氏，這自然刺激了他們好尚文藻的心理，而好尚文睿本是文士的本性，而文學的由質趨文也是文學的自身劫律。另外，文人地位的提高與生活的安逸，導致了情痕強度的減弱，也使他們有機會從容修飾自己的文學作品在文辭與技巧上下功夫。應當注意的是，這種尚文之風提由統治者發起，士人在政治向心力作用下自覺向其靠近從而從小范圍的文學活動變成了一種文學思潮。受到主流文學思想的影響，西晉寒族作家的許多作品表現出講笑詞藻技巧、用辭工穩的特征。如張華，他的詩“華艷，興打不奇，巧用文字，務為妍冶”。其“華艷”、“妍冶”突出翅表現為文辭的鋪排華麗，如《博陵王宮俠曲》(二)寫雄兒:“吳刀鳴手中，利劍嚴秋霜。腰間叉素戟，手持白頭鑲。騰超如激電，迥旋如流光。”《輕薄篇》寫豪家盛貴:“被服極纖麗，肴膳盡柔嘉。童仆徐梁肉，嬸妾蹈續羅。文軒樹平蓋，乘馬鳴玉坷。……酣飲終日夜，明燈繼朝霞。”當然，這些作品雖然華麗鋪排，氣勢卻很活潑，感情也較為豐富。但他的另一些作品，如《勵志詩》、《太康六年三月三日后園會》等，華美之余卻顯得呆板，僅僅是“巧用文字”而已。除張華外，其他寒族作家的作品也多有這一特征，如傅玄，其詩“繁富”川，若其《歷九秋篇董逃行》:“窮八音兮異倫，奇聲靡靡每新。微披素齒丹唇，逸響飛薄梁塵”;左思《招隱》:“白云停陰崗，丹葩耀陽林。石泉漱瓊瑤，纖鱗或浮沉”;成公綏(嘯賦》:“發妙聲于丹唇，激哀音于皓齒，響抑揚而潛轉，氣衡郁而漂起，協黃宮于清角，雜商羽于流微。”等等。這些作品用辭講究，但是在情感上，總讓人感到平淡無味。熱衷于華美文風的背后，體現了寒族作家在表現自我精神與獲得聲譽之間的矛盾，但他們選擇了追隨統治核心群體的審美傾向，重視文辭，讓情感服從于目的，直接導致寒族文學自我特征的裂變。

　　寒族文學中的玄虛傾向則在士族文化和玄學思潮的共同作用下產生。正始以來，玄風漸興，帶動了社會思維的進步，寒族作家也開始以本體化思維觀照方法進行思考，如張華《相風賦》:“蓋在先圣，道濟生人，擬議天地，錯綜明神，在豫鞏以齊七政，象渾儀于陶鈞，考古旁于六氣，仰貞觀于三辰。”張載《鄙酒賦》:“嘉康狄之先識，亦應天 而順人，擬酒旗與玄象，造甘酸以頤神。”這些例子體現了 寒族作家在思維上的進步與積極的文學實踐。但寒族作家在創作中卻不時表現出與其進取思想相對立的沉退玄虛觀念。如左思《招隱》作于入洛不久，此時政治進取精神最盛，他卻在詩中表達退隱觀念，殊難讓人理解。而且，寒族作家在這類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都有沉退、高潔、玄遠的特征，與作家在現實生活中的表現存在差距。如張華《答何勁》(一):“吏道何由迫，窘然坐自拘。”《贈摯仲治詩》:“君子有逸志，棲遲于一丘。……恬淡養玄虛，沈精研圣酞。”明顯表現出了對官場的厭倦和對自由高潔的向往。這種真實心理與文學表現的矛盾，實際上是寒族作家精神在自我追求與時代風氣作用下的壓抑與扭曲。

　　晉初玄風已熾，而引領這種風潮的是士族。玄學不僅僅是學術，也是漢代儒家人格被打破后，士人用其它思想(主要是道家，也有名、法諸家)來重建人格的努力與嘗試。竹林名士超逸、曠達的人格表現，構成魏晉風度的精神主體。但在西晉，士族接受了竹林玄學破壞禮教、張揚個性的一面，放棄了竹林玄學的斗爭性與超越性。那種任性自然、宅心玄遠的人格要求逐漸成了貴勢子弟不拘禮法的理論依據。加之玄學思維的高度抽象性，使之容易被生活安逸、文化修養較高的士人群體所接受，士族迅速成為玄學探索的主體。而玄學高深的思辯性使士族體驗到了理性的樂趣與超越的快感，此時的玄談“不是原創性的思想，毋寧說它們常常是玄言的游戲或演練”。玄談的變化深刻影響了士族對群體人格的認識，進而通過對自然、玄遠人格要素的認可影響到社會審美思潮。當寒族作家試圖用文學取得上層認可的時候，發現玄學人格中的高蹈與自己的功業觀念是對立的，他們主動將自己的情感隱藏起來，而去表達高蹈、沉寂的觀念�？梢哉f，寒族作家在社會中的劣勢造成了他們心理的自我弱化，并在某些方面存在盲目模仿，這促使了他們逐漸靠近強勢群體的審美觀念。

　　從上面的論述中可以看出，寒族作家在強烈的功業心態下，走向依附權貴士族的道路。為了取得士族的認同，他們主動地改造自我人格與文學。在某種意義上他們取得了成功，因為他們的文學的確華美雅致，并且得到了社會尤其是士族的認可。但是他們迷失了，喪失了自我本真面目，也使自己的文學在功利目的性下變得面目全非，在精神上、格調上、品格上都鮮有可稱道之處。同時，在寒族作家的創作實踐中，追求仕進的階段占有很大比重，造成了帶有依附功利性的作品在寒族文學中的優勢存在。這勢必會導致寒族文學自我特征的減弱或消失，也致使讀者在閱讀的時候，容易忽視這一特殊群體文學創作的獨特內質。迷失中的寒族作家使自己本應有特色的文學混同于士族文學之中。

　　然而，寒族作家的政治生涯都不太順利。權勢的重要，促使有政治優先權的士族在較短時間內將權力分割完畢，政治成為服務士族的工具。在某些重要位置上，門第成了遴選的決定因素，如“國子祭酒鄒湛以(閻)績才堪佐著作，薦于秘書監華嬌，嬌曰:‘此職閑秉重，貴勢多爭之，不暇求其才。’遂不能用。”另一方面，魏晉新士族在演變過程中沒有繼承漢代儒家世族的社會責任意識，而延續了士人在漢末清濁斗爭中形成的自我區別性，鄙視在門第、政治上不如自己的階層。如夏侯玄嘗與皇后之弟毛曾并坐，“玄恥之，不悅形之于色。”原因就是毛后之父本“典輿車工”。這種例子在晉代更是不勝枚舉。而且，士族看重自身的社會聲譽，鄙視俗務，他們也許能夠允許寒族士人在功業上有所成就，但自我的優越感使他們不能容忍寒族階層在社會聲望上超過自己。如滅吳之后，張華名重一時，“聲譽益盛，有臺輔之望焉。而荀顫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每伺間隙，欲出華外鎮。”這種偏見使寒族士人在政治_L步履維艱。雖然也有士族為顯示自己好才愛士而引進一些寒族士人，但大部分情況下，僅是裝點門面而已。如以賈謐為首的“二十四友”文人集團，屬于當時最高級的文人沙龍，寒族作家左思、潘岳也名列其中。但是賈謐不可能用平等態度去對待這些寒族士人，對他而言，這些文人僅僅是他生活的點綴，他可以施舍給他們一點好處，但絕不可能給他們很高的政治待遇。所以，寒族作家雖輾轉依附，卻大多沉淪下僚。即便是抓住機會而得以顯赫一時的傅玄、張華，也多受士族打擊。寒族作家對權貴的依附只能是一廂情愿，這種結果直接影響了他們的創作心態。

　　當寒族作家付出自尊依附他人的時候，強烈的人生自信與功名渴望衍化成一種期待，他們在沉默中努力、等待。然而漫長的時間漸漸消磨了他們的意志，他們失落、失望，最后變成一種沉郁的悲劇情懷。當然，寒族作家依附權貴以及依附失敗后的兩種創作心態，并非截然分開的兩個單獨的時間段，而是交叉出現的。這正如他們不斷地更換依附對象一樣，在經歷尋求依附—依附—失望—再依附的同時，他們的心理也在期望—迎合—失望怨憤的過程中不斷反復。兩種不同的創作心態不斷地換位，造成了寒族文學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學表現。

　　對自我才華過于自信的寒族作家在心理上缺少自我調適的彈性，所以當他們面對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反差時，會產生強烈的被遺棄、被孤立的感覺，“君不一顧，仰天太息”，“雖懷千里之逸志，當時一得施?”(傅玄《白楊行》)“高志局四海，瑰然守空堂。”(左思《雜詩》)“寒女雖妙巧，不得秉桿機。……衣工秉刀尺，棄我忽若遺。”(郭泰機《答傅咸》)然而，挫折使他們從迷失的精神狀態下變得冷靜，開始用反思眼光去思考自我悲劇的成因。他們逐漸認識到自己所處的社會中，存在階層高下之分，而自己恰恰處于社會中下層，優勢者對自己的壓制根源在于門第，而不是才學，他們以自尊為代價換來的依然是優勢階層的蔑視與壓制。而且，他們清醒地看到兩者之間的鴻溝根本無法消除:“(今之士人)積階級，累閥閱，碌碌然以取世資，若夫槐梧雋杰，卓礫椒悅之徒，直將伏死埃岑之下，安能與步驟共爭道里乎?”(張載《榷論》)“錢多者前，錢少者居后，處前者為君長，在后者為臣仆。”(魯褒《錢神論》)“人煌煌之堂者，必有赫赫之光。”(王沉《釋時論》)“郁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胃踢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藉舊業，七葉洱漢貂。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左思《詠史》二)清醒的認識并不意味著他們不再憤激痛苦，強烈的渴望、漫長的等待與最終的失落及心靈空白無法用這種解釋消除。這使他們即使清醒也無法撫平靈魂上的創傷，他們憤恨給自己帶來悲劇的社會，憤恨那些占據高位并排斥自己的豪族。為了保護受傷的心靈，寒族作家需要找回失去的自尊，他們開始激烈批判社會與世俗:“觀世之途，靡不追榮，貴華賤枯。”(左思《白發賦》)“(世俗之人)莫不飾小辯、立小善以偶時，結朋黨、聚虛譽以驅俗。”“今士循常習故，規行矩步，積階級累閥閱，碌碌然以取世資。…茍不能匡化輔政，佐時益世，而徒俯仰取容，要榮求利，厚自封之資，豐私家之積，此沐猴而冠耳，尚焉足道哉”。(張載《榷論》)“古今異俗，富者榮貴，貧者賤辱。”(魯褒《錢神論》)“談名位者，以餡媚附勢，舉高譽者，因資而隨行，至乃空囂者以亂嘈為雅量。……(世俗之人)忌惡君子，悅媚小人，敖蔑道素，懾吁權門。”(王沈《釋時論》)然而，在對社會的批判中，寒族作家最為關注的還是社會與人才的問題，這實際是他們對自我不遇的解釋。在對社會惡的認識基礎上，他們發現，這個社會不僅讓人難以立足，而月_它已經失去了評判人才、任用人才的正確標準，那種“宗廟之器，不要華林之木;四門之賓，何必冠蓋之族”(王沉《釋時論》)的時代已經過去，才華為門第、金錢所取代。而寒族作家所有者為才華，所乏者為門第、金錢。他們無法理解這種庸俗不堪、本末倒置的社會對人才的廢棄，只好用一種帶有悖論色彩的“盛世”理論來解釋:“夫賢人君子，……非遇其時，易由致之哉?”“時平則才伏，世亂則奇用，豈不信欽!”“及其無事也，則牛驥共牢，利鈍齊利，……處守平之世，而欲建殊常之勛，一此猶卻步而登山，弩章甫于越也”(張載《榷論》)在這種荒唐的解釋中，難以抑制的是寒族作家的辛酸與痛苦以及對社會的強烈批判。

　　顯然，寒族作家在對社會的批判中，將自我與社會置于一個對立場中，通過對社會的否定完成自我悲劇的部分解脫。但是，社會的拋棄對寒族作家的自我尊嚴的打擊極為強烈，要讓破碎的自尊重新恢復，則需要進一步的調整，重新找到精神優勢。當寒族作家認清了社會的污濁與丑惡，他們開始用批判的眼光，去審視那些憑借門第與金錢高高在上、壓制人才的權貴勢要，視之為“沐猴而冠”(張載《榷論》)，不足為道，并開始以獨立、自尊的態度看待自己與士族的關系，“高阿邀四海，豪右何足陳。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左思《詠史》六);“吾子根植芳苑，摧秀清流··。…綽有余裕，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趙至《與稽茂齊書》)。這種大膽的張揚，讓讀者明顯感到他們雖然孤獨卻富于悲壯與崇高。寒族作家對士族的鄙棄與自我人格的高揚使他們在社會劣勢狀態下獲得了一些精神優勢。在強烈的批判意識作用下，寒族作家由社會的積極參與者變成了置身于社會之外的批判者，在他們的眼中社會已經完全喪失了一個正常社會所具有的秩序特征，而且成為阻撓寒族士人實現理想的主要障礙。

　　通過對依附者與社會的否定，寒族作家潛在地否定自己的依附行為，并通過這一明一暗雙重的否定，來肯定自己本身的道德價值。在理念世界或者說在文學世界中，這就變成了“我”拋棄社會而非社會拋棄“我”，在道義上與精神上，是自己戰勝了惡俗的社會。寒族作家用這種帶有應激色彩的情緒，保護了自我人格，平衡了自我心理。他們在否定性思考中將自我與社會劃開界限，帶著一顆傷感的心，走向孤獨與自尊。經歷挫折之后的寒族文人終于從迷失中走了出來，久已失去的自我意識回歸了，他們以一種新的目光看待自己與文學。在新的創作心態下，我們發現，他們不再講求文采的華美，強烈的情感使他們用一種相對質樸的語言直接地表達自己的孤憤，情感深沉濃烈。這類作品的典型代表就是左思的《詠史》，它標志著寒族作家在創作中由虛假的自我向真實的情感自我回歸。雖然這類作品在整個寒族文學中所占的比重遠遠不及在依附心態下的作品，但畢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寒族文學的品格與成就。

　　從上文的論述中可以看出，在時代環境的刺激下，寒族作家強烈的政治追求深刻影響了他們的創作，他們主動而積極地向士族審美觀念靠近，改造自我，改造文學，造成了依附狀態下的寒族文學單調而華美，玄虛而做作。這不僅使西晉寒族文學品格低下，也削弱了寒族文學自身的特性，無法從整體上提高西晉文學的成就。但是士族對政治的獨占以及在心理上對寒族的蔑視，導致寒族作家政治生涯的失敗，在痛苦與失落中，他們重新探索自我悲劇的原因，重新認識社會，并最終拋棄依附，向獨立精神回歸。這也引導他們的文學開始具有了獨特的群體特征，具有了某些迥異于士族文學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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