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西晉初期儒學對文學的影響

分析西晉初期儒學對文學的影響

　　論文關鍵詞：晉初;儒學;文人心態;文學創作

　　論文摘要：西晉初期，儒學重新成為社會的主導思想。儒學的積極影響和晉初的社會環境，形成了士人“立功立言”以求不朽的心態。這種心態反映在文學創作上，就是恢復了儒家傳統的詩教精神，繼承了“美刺”的文學觀念;在作品中，流露出積極進取的用世精神，以“兼濟天下”作為創作主題。

　　西晉是中國古代文學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關于西晉文學的成就，劉冊《文心雕龍》云:“晉室群才，稍人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衙;才褥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鐘嶸《詩品序》在描述了建安文學的“彬彬之盛”后，接著指出:“爾后凌遲衰微，迄于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而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劉、鐘二人都熱情洋溢地描繪出了西晉文學的繁榮景象。

　　一個時代之文學，其思想內容、形式、風格及發展變化不可避免要受到這個時代的思想意識的影響。西晉文學的發展，同西晉的思想文化環境密不可分。玄學的興盛，是西晉文化學術領域中最引人注目的現象。西晉玄學崇尚清談，標榜任達，西晉士人的心態與士風的形成均與其密不可分，對文學創作的影響亦不可忽視。由于玄學的興盛，其被視為此時期的主流思想，就連很多以儒學立身的士人都沾染了玄風的余緒，似乎儒學在西晉走向衰微。事實上，儒學在西晉衰微，只是從嚴格經學意義的角度而言，尤其是相對于儒學在兩漢的地位而言。西晉實質上常被以后的士人譽為儒禮之學的盛世。

　　晉武帝登基后多次下詔倡導儒學，“……敦喻五教，勸務農功，勉勵學者，思勤正典，無為百家庸末，致遠必泥”《(泰始四年詔》)。他還采取擴建太學、封崇孔子后裔等措施，復興儒學，“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猶選張華、劉皇居太常之官，以重儒學”。處于低潮的儒學在西晉之初逐漸顯露出撅而復振的局面。在西晉初期，士人尤其是那些出身寒素的士人又重新回歸“學而優則仕”的傳統人生軌跡，掌握儒家的禮儀知識和具備儒家倫理道德成為士人人仕的重要工具。儒學思想在普初重新上升到主流意識形態的地位，作為一種為皇權所推崇的思想，儒學的政治思想和處世原則不可能不對百姓產生影響，也不可能不對晉初士人的心態產生影響，并影響他們的文學創作。

　　一、儒家思想有很強烈的政治追求，儒學本就是積極入世的學說�？鬃佑兄问乐�心，“三月無君，則惶惶如也，出疆必載質”《(孟子·膝文公下》)。孟子與孔子一樣，大部分時間都在尋求政治上的突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孟子·公孫丑下)})在孔孟的影響下，儒家后學都有一種自覺的政治要求，都有學而為民生政治的信念。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官方的形式強化了儒學與政治的關系，儒學及儒學引發的自覺的政治參與意識逐漸成為一種民族性的精神存在。西晉去漢不遠，儒家士族在社會上還普遍存在，再加上統治者的提倡，儒學在西晉的影響力依然極大，在儒家建功立業、追求不朽的思想指導下，晉初士人亦表現出積極進取的意識。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為不朽。”從此，追求“不朽”成為士人們為之奮斗的目標，成為一種人生觀。據《晉書》記載，“預好為后世名，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二碑，紀其勛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現山之上，曰:‘焉知此后不為陵谷乎?，”‘杜預好為后世之名，追求不朽的心態可見一斑。而“立德”既為“太上”，唯圣人所能，一般士人莫能當之，況且西晉的政治環境亦無道德可言，所以西晉士人往往把自己的追求目標放在“立功”“立言”上，猶以“立功”為要。

　　西晉初期，南有東吳，北有戎狄，與晉相攻伐，統一大業尚未完成，士人面臨的依然是一個充滿機遇的時代，他們渴望能以自己的才華抓住機遇，建功立業，留名青史。建安時期的英雄主義精神尚未消失殆盡，對西晉士人的思想仍然有著或隱或現的影響，晉初士人渴望能在政治中一顯身手，這與儒家積極進取的意識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士人強烈的功名意識。左思在《詠史》(其一)中高唱:

　　弱冠弄柔翰，卓葷觀群書。著論準《過秦》，作賦擬《子虛》。邊城苦鳴摘，羽檄飛京都。雖非甲胃士，疇昔覽《攘直》。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左曬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

　　咸寧五年(公元279年)，晉武帝司馬炎終于下定決心征討東吳。已近而立之年的左思熱血沸騰，他決心投筆從戎，在統一東吳的大業中建功立業。為此，他主動請纓。在詩歌中，左思用自敘的方式塑造了一個文武兼備的愛國志士的形象。他發奮攻讀，才華橫溢，當國家利益面臨威脅時，毅然投筆從戎。“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可說是詩人此時心聲的真實寫照，顯示出詩人強烈的自信心和急切的用世精神。

　　潘岳在《閑居賦》中亦寫道:“顧常以為士之生也，非至圣無軌，微妙玄通者，則比立功立事，效當年之用。太康元年(公元2g}年)，隨著東吳的滅亡，西晉社會初步實現統一與穩定，出現了短暫的太康繁榮。晉初的繁榮和統一之勢，刺激了士人的盛世夢想，士階層普遍表現出一種進取的姿態。這種態度代表了晉初士人對建立功業的希冀，他們希望能在政治上一展身手，有所作為，得到社會的承認。

　　晉初士人不僅追求“立功”，亦追求“立言”。杜預就自稱:“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而且他身體力行，“既立功之后，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眾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又撰《女記贊》。杜預是“立功”之后再“立言”，晉初不少士人是把“立言”作為追求“立功”的一種手段。太康時期，是魏晉之際少有的“中興之世”。短暫的統一局面，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帶來了短暫的經濟繁榮。干寶《晉紀·總論》記載:當時社會上“牛馬被野，余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間不閉……其匱乏者，取資于道路，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和平、穩定的社會環境激發了文人的創作熱情，也給某些文人帶來幻想，認為富強的大一統的大漢帝國時代即將重現，這使他們有興趣從事文學創作，用自己的作品表達對升平社會的歌頌，對理想的追求，尤其一些出身寒素之士更把文學作為表現自己才華、以求仕進的晉身之階。史載張華“性好人物，誘進不倦，至于窮賤侯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磋稱詠，為之延譽”。如成公綏出身寒門，無仕進之機，張華“每見其文，嘆服以為絕倫。薦之太常，征為博士”。這是典型的以文采得仕進的例子。其他如束哲、陳籌等，也是因才華知名而步入仕途，所以“立言”是晉初士人重要的人生追求，并且往往與“立功”結合在一起。

　　二、儒家思想在造就晉初士人“立功洲立言”的創作心態的同時，對文學創作亦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一)“美刺”詩教傳統的繼承

　　《毛詩序》中說:“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并提出“美刺”原則，這是典型的儒家詩教理論。所以清人程庭柞指出:“漢儒言詩，不過美刺兩端。”漢末建安直至正始以來，隨著儒學統治地位的下降，儒家詩教傳統也不再是文學創作的唯一法則，但仍對文學有一定的影響力。

　　晉初文人繼承了儒家“美刺”詩教傳統。武帝初，提倡節儉，勵精圖治，采取了一些進步的政治措施，社會經濟得到一定的恢復，西晉的統一也改變了分裂時期的凋敝景象，出現了短暫的太康中興局面。社會的安定與統一激發了文人的盛世夢想，從而為之搖旗吶喊。摯虞作《太康頌》，張載作《平吳頌》《檬祀賦》《劍閣銘》為晉室張皇聲勢�！睹熟胭x》作于咸寧年間，著力鋪寫檬祀池水的壯觀，寫出了它激通渠、承長川，仰承河漢、吐納云霧的氣勢，這不僅是作家才華的展示，更表現了作家的社會理想。在這幅圖畫中出現的玉輩天子，是“一種有意味的代表與象征，因為時遨游、鏡清流、可逍遙、以忘憂，乃人人憧憬向往的美好境界。這不同于平庸的歌功頌德，乃能于恰到好處的歌功頌德之外，融人主體的理想情懷，很巧妙地表現出了西晉武帝之初，社會穩定繁榮，熙然而樂的社會景象”叫。作于太康年間的《劍閣銘》，極力描述劍閣形勢的險要，總結歷史教訓，歌頌國家統一，為晉室張揚聲威:“世濁則逆，道清斯頓。閉由往漢，開自有晉”，“興實由德，險亦難恃。自古及今，天命不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公孫既沒，劉氏銜璧。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阿，敢告梁益”。正因為這篇銘文的主旨在于歌頌西晉王朝，所以博得武帝的青睞，遣使鐫刻于劍閣山崖。晉初還出現了大量應制而作的、歌功頌德的作品。傅玄曾作《晉葷舞歌五首》，其中《明君篇》一首描繪出一幅“忠臣遇明君，乾乾惟日新”的朝政清明繁榮的畫面，反映了西晉王朝建立之初萬象更新、欣欣向榮的景象，表達了作者對西晉社會的理想，這也代表了大部分晉初士人的心聲。潘岳也作《藉田賦》熱情歌頌晉武帝藉田“能本而孝”的功德，贊美一個歷經百年浩劫而建立起來的新興王朝，通篇洋溢著對這個新興王朝的信心與熱情。

　　在晉初短暫的繁榮穩定的局勢下，也有不少人看出了蘊含的社會隱憂:趨利忘義、耽于逸樂、縱欲奢糜。潘尼在《安身論》中這樣描述當時的世風:

　　然棄本要末之徒，戀進忘退之士，莫不飾才銳智，抽鋒耀穎。傾側乎勢利之交，馳騁乎當途之務。朝有彈冠之朋，野有結緩之友。黨與熾于前，榮名扇其后。握權則赴者鱗集，失寵則散者瓦解。求利則托勿V頸之歡，爭路則構刻骨之隙。于是浮偽波騰，曲辯云沸。寒暑殊聲，朝夕異價。弩驀思奔放之跡，鉛刀競一割之用。至于愛惡相攻，與奪交戰……君子務能，小人伐枝，風頹于上，俗弊于下。

　　曾為“竹林七賢”之一的王戎，愛財吝音，雖貴且富，然“翁摳二人，常以象牙籌晝夜算計家資”王戎愛財，后人或以為“戎晦默于危亂之際，獲免憂禍既明且哲，于是在矣”。但追求金錢卻是當時的一種社會風氣，因此成公綏寫有《錢神論》，其中寫道:“路中紛紛，行人悠悠，載馳載驅，唯錢是求。朱衣素帶，當墊之士，愛我家兄，皆無能己。執我之手，托分終始，不計優劣，不計能否。賓客輔湊，門常如市。諺言曰:‘錢無耳，何可周使?’豈虛也哉!”世人對錢的祟拜，得到充分描述。伴隨著對金錢崇拜而來的是奢侈享樂思想的蔓延。如何曾、何韻父子，食必盡四方珍鑊;任愷“一食萬錢，猶曰無下著處”;王濟“以人乳飲豚，以求味美”;石崇、王愷爭富，更是人所周知。張華《輕薄篇》就對西晉初年王公貴族驕奢淫逸、醉生夢死的生活進行了諷諫。該詩繼承了“緣事而發”的樂府精神和漢大賦“勸百諷一”的文學傳統，詩歌開頭以“末世多輕薄，驕代好浮華。志意既放逸，貨財亦豐奢”總結了當時輕薄浮華的世風，繼而，作者圍繞“放逸”“浮華”鋪排開來，從衣食住行四個方面，截取宴飲、歌舞的歡宴場面展現貴族子弟生活的浮靡:“酣宴終日夜，明燈繼朝霞，絕纓尚不尤，安能復顧他。流連彌信宿，此歡難可過。”在對奢糜的生活場面進行淋漓盡致的描寫后，詩人感慨道:“人生若浮寄，年時忽蹬蹌。促促朝露期，榮樂邃幾何。念此腸中悲，涕下自謗沱。但畏執法吏，禮防且切磋。”在這縱情聲色的生活背后，卻有著人生苦短、歲月易逝的悲傷，因此張華提出了“禮防且切磋”的諷諫，要用“禮防”，即以儒家倫理道德進行約束。

　　(二)“達則兼濟天下”的創作主題

　　積極人世與博施濟眾是儒家的主體精神，儒家士人從來都是政治舞臺上的活躍分子。傅玄、張華是西晉士人中少有的正統儒者。傅玄出生寒素，年少孤貧，家道中落，青年時又避難河內，生活的窘況可想而知，這使他對社會生活的黑暗有所揭露，對人民的苦難生活表示同情。傅玄的《苦雨》《雨詩》《炎旱》等詩描寫了自然災害給人民帶來的深重苦難，全詩浸透著一種悲天憫人的仁者情懷。傅玄早年所作的《放歌行》就反映了魏晉之際真實而悲慘的現實生活，其中的“丘家如履聶，不識故與新”與曹操的“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及王粟的“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一樣使人觸目驚心，既具有深刻的社會批判性，字里行間又包含著詩人對身處慘境的百姓的無限同情。傅玄還有為數眾多的反映婦女悲慘命運的作品，如《董桃行·歷九秋篇》《明月篇》《青青河邊草》，尤其是《苦相篇》描寫女子自出生到衰老的悲苦命運:“女育無欣愛，不為家所珍。長大逃深室，藏頭羞見人。垂淚適他鄉，忽如雨絕云……玉顏隨年變，丈夫多好新。昔為形與影，今為胡與秦。胡秦時相見，一絕逾參辰。”幾乎寫完了身為女性的種種不幸。傅玄身為一個處于封建社會的文人士子，卻能為婦女這一弱勢群體鳴不平，表現出他博施濟眾、兼濟天下的仁者胸懷。

　　張華“少自修謹，造次必以禮度”，深受儒家忠孝仁義思想的熏染。從張華一生行徑看，無論在武帝朝，還是在惠帝朝，他都表現出積極用世的精神:武帝朝出謀劃策，力主用兵，平吳大捷，張華功不可沒;惠帝朝“盡忠匡輔，彌縫補胭，雖當閣主虐后之朝，而海內晏然，華之功也”。縱觀張華的一生，儒家積極人世的進取精神始終是他生命的主旋律。與這種積極人世思想相一致的，是他作品中時而流露出的一腔慷慨豪邁之氣。其《壯士篇》《游俠篇》《博陵王宮俠曲二首》《勵志詩》都抒發了作者的“風云之氣”，《上已篇》中表達了一種珍惜時光、及時努力的思想。在《壯士篇》中，張華塑造了一位勇于建功立業的英雄形象:

　　天地相振蕩，回薄不知窮。人物察常格，有始必有終。年時俯仰過，功名宜速崇。壯士懷憤激，安能守虛沖?乘我大苑馬，撫我繁弱弓。長劍橫九野，高冠拂玄彎�？犊�成素霓，嘯托起清風。震響駭八荒，奮威哩四戎。灌鱗滄海畔，馳騁大漠中。獨步圣明世，四海稱英雄該詩繼承了建安慷慨之音，借詩中壯士形象抒發了追求功名的熱望和建功立業的豪情。

　　儒家思想對士人的影響是普遍性的，尤其是晉初的社會現實，使潛藏在士人心中的用世思想也蓬勃起來。潘岳是比較典型的代表。由于潘岳晚年“望塵而拜”為人不恥，故史傳說他“性輕躁，趨勢利”，這主要是指潘岳永熙元年(公元290年)以后的表現。在永熙元年以前，潘岳并無太大劣跡，反而“是一位富有才華和進取精神，但因不諳沉穩練達的處世之道而長期沉淪下僚的青年才士”潘岳在做河陽令期間，“勤于政績”;任尚書度支郎時，與摯虞反復討論古尺今用問題;還曾上《九品議》，反對“爭競”之弊。潘岳在《家風詩》《河陽縣作詩二首》《在懷縣作詩二首》中都表現出強烈的功名欲念。不可否認，潘岳的進取精神主要是謀求個人功名，但同時也包含著謀求王朝興盛的一面。在《河陽縣作詩二首》中詩人描寫了河陽縣的美好景色與生活:“長嘯歸東山，擁來褥時苗。幽谷茂纖葛，峻嚴敷榮條。落英隕林趾，飛莖秀陵喬”，但詩人仍胸懷強烈的責任感:“誰謂邑宰輕，令名患不勁。人生天地間，百年孰能要”，“福謙在純約，害盈由矜驕。雖無君人德，視民庶不恌”，“豈敢陋微官，但恐泰所荷”，渴望作出一番成就，建功立業。性格閑靜儒雅的張載，在咸寧、太康年間，受時代精神的感召，也有過壯懷激烈、慷慨激昂的表現。其《榷論》開篇便曰:“夫賢人君子將立天下之功，成天下之名，非遇其時，易由致之哉?”作者開門見山，提出“功”“名”二字，并冠以“天下”之飾，顯示出強烈的功名心。接著征引史事，列舉大量因遇其時而立功揚名的事例，說明一種常見的社會歷史現象:“時平則才伏，世亂則奇用。”這篇政論寫于咸寧元年(公元275年)，作家出仕之前，表現出欲立功有為、獲得用武之地的迫切心情，這正是晉初大部分士人的政治理想。

　　綜上所述，儒學在西晉的地位雖不如兩漢時期那樣達到鼎盛，并受到玄學沖擊，但儒學亦受到統治者的正面提倡，仍占據顯要地位，并保持了儒家原有的以道自任、經世治國的精神品格，對晉初士人和文學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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