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朝時期江南大族形成過程及其原因探析
魏晉南朝時期,中原地區戰亂迭起,大批移民南下,促進了南方經濟的發展。南方政權從本身需要出發,加強對外聯系。由于這時印度高僧絡繹前來廣州,為廣州和印度的文化交流打開了局面。
孫吳黃武五年(公元226年),廣州刺史呂岱平定了士徽的反抗,鞏固了在嶺南地區統治后,派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等人前往林邑(又名占婆,在今越南中部)、扶南(今柬埔寨)、堂明(今老撾中部、泰國東北部)等地訪問,并在扶南和天竺(今印度)的使者有所接觸。他們經歷和傳聞的國家有一百數十個之多;貒,朱應撰寫《扶南異物志》,康泰撰寫《外國傳》,這使我國對東南亞有進一步的了解,彼此之間建立了良好關系。孫吳赤烏六年(公元243年),扶南遣使來贈樂人及土特產,此后來往密切。據古籍記載,自孫吳至南朝,林邑來使達20多次,扶南來使達30多次。我國文化傳入林邑、扶南、堂明。堂明的制酒、養蠶技術就是從我國傳去的。林邑、扶南所產的吉貝(棉布)、金屬品、玳瑁、沉木香、貝齒、象牙、翡翠等經常傳入我國,我國則回贈以珍貴的絲織品。埃及制造玻璃的技術,也在這時通過印度傳入廣州。按照我國器物的形制、種類和裝飾圖樣,采用本地原料,廣州生產出單色或多色的玻璃碗,后因銷路不暢而工藝失傳。
晉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大秦國曾派遣使者前來廣州,轉往京都洛陽,贈送火浣布等禮物。晉穆帝升平四年(公元360年),我國商品已出現在幼發拉底河沿岸巴達尼亞地方的市集上。晉安帝義熙五年(公元409年),我國僧人法顯在獅子國(今錫蘭島)看見當地用我國白絹麻供佛。我國南方鍍制金銀的工藝,也在這時傳入埃及。
南朝時候,據李廷壽《南史》記載:林邑、扶南以及在今泰國境內的金鄰國(又名金陳,位于暹羅灣一帶)、頓遜國(位于萬倫灣一帶)、狼牙修國(位于北大年一帶),在今馬來半島的盤皇國(位于彭亨)、丹丹國(位于吉蘭丹),在今加里曼丹島北部的盤盤國,在今爪哇島的訶羅單國(又名阇婆)、阇婆婆達國,在今蘇門答臘島的干陀利國,在今巴厘島的婆利國,以及獅子國、天竺國、波斯國(今伊朗)、大秦國等,都先后備禮前來我國訪問,我國也回贈以厚禮。他們很多從海道來到廣州,然后轉往京都建康(今江蘇南京),從而促進了廣州和這些國家的文化交流。在廣東英德縣浛洸石墩嶺和曲江縣南華寺附近的南朝墓葬中,曾先后出土波斯薩珊王朝(公元226~651年)的銀幣,可知當時廣州已有波斯或阿拉伯商人前來貿易或居留。這時我國海船通過波斯灣到達幼發拉底河口,并來到阿拉伯半島西南部的亞丁。隨著貿易的開展,波斯藝術也由海道傳入我國南方后再傳入內地,F在仍能看到的著名文物,是江蘇南京、丹陽等地南朝陵墓前的希臘式石柱和有翼獸的立體雕象。它具有我國風格,是中外文化融合的產物。
對于當時廣州的盛況,蕭子顯《南齊書》的描述是:“四方珍怪,莫此為先。藏山隱海,瑰寶溢目。商舶遠屆,委輸南州。故交(州)、廣(州)富實,牣積王府。”作者認為這是我國政治影響和對外文化交流的結果。
這期間,除使者和商人外,不少印度僧侶來到廣州。晉惠帝時,天竺名僧耆域來到廣州傳播佛教,并為人治病,很有效驗,至惠帝光熙六年(公元306年)前往京都洛陽,后因中原戰亂,返回天竺。他是由海道前來我國的第一個佛教徒。從此印度等地名僧絡繹前來廣州,再轉往我國各地傳教。例如,晉安帝隆安三年至五年(公元397~401年),罽賓國(今克什米爾)名僧曇摩耶舍在廣州王園寺(今光孝寺)譯經傳教,譯出《差摩經》一卷,至安帝義熙年間(公元405~418年)前往長安、江陵(在今湖北)等地,以后前往西域。宋文帝時,罽賓國名僧求那跋摩取道獅子國、阇婆國來到廣州,至文帝元嘉八年(公元431年)前往京都建業(今南京)譯經傳教。元嘉十二年(公元435年),中天竺名僧求那跋陀羅來到廣州,后為朝廷遣使迎至京都譯經傳教。齊高帝建元初年(公元479 年),中天竺名僧求那毗地來到廣州,后往京都建康(今南京)。建元三年(公元481年),中天竺名僧曇摩伽陀耶舍在廣州朝定寺譯出《無量義經》,此經傳至京都,廣泛繕抄流傳。梁武帝普通元年(公元520年)、一說在大通元年(公元527年),南天竺香至王第三子菩提達摩(簡稱達摩)來到廣州,在西來庵(今華林寺)傳教,以后前往建康、洛陽、少林寺,他是我國禪宗的始祖。禪宗提出獨立思考、大膽懷疑的精神,對我國思想界有很大影響。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史》說:“歷史事實表明,有許多進步思想家受過禪宗打破權威的思想的影響,產生了批判封建傳統權威的.積極的作用。”武帝大同十二年(公元546年),西天竺名僧波羅末陀(又名真諦)來到廣州,至武帝太清二年(公元548年)到達京城建康,后又回到廣州,前后翻譯了佛教經論紀傳64部,278卷,其中很多是印度法相唯識學的重要論著,他是我國佛教四大譯經家之一,(其余為鳩摩羅什、玄奘、義凈)。上述僧人在傳教的同時,還傳入了印度的哲學、文學、醫藥、天文學、音樂、繪畫、雕塑和建筑藝術,對我國文化有深刻和廣泛的影響。趙樸初著《佛教與中國文化的關系》說:“佛教哲學本身蘊藏著極深的智慧,它對宇宙人生的洞察,對人類理性的反省,對概念的分析,有著深刻獨到的見解。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稱譽佛教徒處在人類辯證思維的較高發展階段上。”“佛教還為中國的文學帶來了新的意境,新的文體,新的命意遣詞方法。”“在音韻學方面,如過去中國字典上通行的反切,就是受梵文拼音的影響而發展起來的。”至于我國佛廟建塔塑象、繪制壁畫,舉行宗教儀式時行禮奏樂,這都和印度文化傳入有關,F在,廣州古代建筑保存最多的是佛教寺塔,它為古老文明的廣州增添了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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