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義利觀”與現代商業倫理的構建

先秦儒家“義利觀”與現代商業倫理的構建

【摘 要 題】商貿論壇·商業文化
【 正 文】
　　義利觀是商業活動的價值論，是商業活動的指導思想和根本原則。先秦經典儒家“義以生利”和“以義制利”的思想，是儒家義利觀的核心，由此所派生出來的“見利思義”、“取之有義”、“先義后利”、“重義輕利”等思想便構成了儒家“義利觀”的基本內容。這些“義利觀”同商業公平交易、等價有償、互惠互利等原則相融會，逐步成為傳統商業經營的指導思想并貫徹到商業活動的全過程。在提倡誠信經營，重構信用體系的今天，儒家“義利觀”思想對構建我國商業倫理價值體系具有很高的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義以生利、以義制利
　　商業活動的價值論是對人生理想和商業實踐本身存在的意義的認識，先秦儒家對體現商業經營指導思想和根本原則的“義利之辨”十分重視�？鬃诱f：“富與資，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币环矫妫�承認對物質利益的追求是合乎人情的；另一方面，又認為這一追求必須符合社會道德準則，做到“取之有道”，既合情又合理。因此，在儒家看來，商人要實現組織商品流通、媒介商品交易的社會職責，就要正確處理好“義”與“利”的關系。這里的“義”是指道德追求，“利”是指物質利益。
　　首先，我們來看“義以生利”。這是孔子提出來的命題。據《左傳·成公二年》記載：衛國派孫良夫等人攻打齊國失敗，得到新筑大夫仲叔于奚的援救，孫良夫才幸免于難。為此，衛侯打算贈給仲叔于奚一些城邑，仲叔于奚辭謝，轉而請求得到諸侯才能使用的三面懸掛的樂器，并希望能夠像諸侯那樣用繁纓裝飾馬匹以朝見，衛侯答應了。孔子聽了這件事，便發表議論說：“這樣做真可惜啊，還不如多給他一些城邑呢！”接著孔子進一步論述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致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笨鬃拥纳鲜稣撌觯�集中體現了他的“義利觀”的系統思想�？鬃印傲x以生利”即道義用來產生利益，或者說道德追求產生物質利益的思想，從淵源上看，在孔子之前，就已經流行。據《國語·周語中》記載：周襄王十三年（公元前639年）， 周大夫富辰說過：“夫義所以生利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不義則利不阜，不祥則福不降，不仁則民不至�！薄秶�語·晉語一》也記載，晉獻公時大夫丕鄭說過：“民之有君，以治義也。義以生利，利以豐民�！�
　　其次，我們來考察“以義制利”。這是荀子明確提出來的命題。荀子說：“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薄袄�”是人們不可缺少的物質需要，“義”也是人們不可缺少的精神追求，義與利具有客觀存在的必然性。但義與利之間，也客觀地存在著誰制約誰，誰戰勝誰的。只有“以義制事，則知所利矣”，即只有“以義制利”，使人人向善的方向，才能保證國家和社會的穩定，從而使整個社會、各行各業（包括商業）、個人都得到真正的利益。
　　總之，先秦儒家“義以生利”和“以義制利”的思想，明確表達了道德追求對物質利益的生成與制約作用，是儒家義利觀的核心。先秦儒家“義以生利”、“以義制利”的“義利觀”思想內核，貫徹到中國傳統商業經營實踐中，具體表現在四個方面內容：一是商業經營理念上的“見利思義”；二是商業行為準則上的“取之有義”；三是商業經營效果上的“先義后利”；四是商業價值判斷上的“重義輕利”。
　　　　　　二、見利思義
　　孔子指出：“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而不忘乎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边@里的“成人”是指道德完善的人。在孔子看來，一個道德完善的人，最起碼的要求就是“見利思義”�！耙娎�思義”又叫“見得思義”，是孔子要求統治者必須考慮的“九思”之一。他說：“君子有九思：視思明，所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患難，見得思義”。所謂“得”就是個人所得到的物質利益，在商業經營中可以理解為商業利潤。儒家認為，品行高尚的人在個人利益面前，首先要考慮這種利益是否符合全社會公眾的道德準則。因此，所謂“見得思義”（“見利思義”），在商業經營中實際上是對高尚的商業倫理價值的確認，是儒家商人必須遵循的商業經營理念。
　　要成功地經營商業，最重要的是確立體現商業經營指導思想的商業經營理念，而商業經營理念中最主要的是如何處理好義與利的關系。經商賺錢，“見利思義”則成功，“見利忘義”則失敗。春秋戰國時期的范蠡“治產業，積居，與時逐”，“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其家富“巨萬”的秘訣就在于不貪利，薄利而多銷，僅取“什一之利”。白圭經營農副產品，審時度勢，以“智、勇、仁、強”的經營之道，講求商業倫理價值對商業經營的反作用，被后人崇奉為“治生”祖師。明清時期的徽州商業和商人贏得了“無徽不成鎮”，中國商界“遍地徽”的美名，其重要特色是“賈而好儒”，他們不管是“先儒后賈”，還是“先賈后儒”，或是“亦賈亦儒”，都強調商賈的儒家道德觀，主張“博施于民而能濟眾”、“見利思義”、“見得思義”用義來指導商業經營活動，給百姓帶來便利。
　　先秦儒家“見利思義”的思想，現在來看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鑒意義，它可以促進和完善我國市場體制，幫助工商建立正確的商業倫理道德。比如，在商業交易中要處理好交易主體雙方的利益關系，注重互利互惠，公平交易。近幾年大型連鎖超市和專業連鎖企業已經成為新的零售業態，其在商業零售領域的地位越來越強大，但是隨之出現了廠商關系不平等地現象。由于市場商品嚴重供過于求，生產廠家急于推銷產品，掌握零售終端渠道的大型企業便頻頻逼迫廠家降價，不但實行代銷制，還對廠家收取名目繁多的費用而且長期拖欠貨款。這就是見利不思義，沒有注重互惠互利原則，是典型的不公平交易。表面看來這些企業獲得了利益。但這是建立在損害對方利益之上的，是不可能持久的。天津、福建、北京等城市不斷有大型超市由于拖欠貨款而倒閉的事實，就是很好的例證。

　　　　　　三、取之有義
　　孔子贊賞“義然后取，人不厭其取”這一行為準則。他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薄安涣x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薄鞍钣械�，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這些話，說的就是“義然后取”或“取之有義”的行為準則。孟子也自覺地把“取之有義”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他在《孟子·滕文公下》說，如果不合理，就是一筐飯也不能接受；如果合理，舜接受了堯的天下，都不認為是過分的。在儒家看來，“取之有義”還是治國的基本原則，孟子對伊尹幫助商湯取天下的行為頗為贊賞，認為伊尹的行為完全是以道義而不是以金錢為取舍原則的：“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系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狈催^來說，如果符合道義，則應該“義”不容辭，這就是所謂的“取之有義”。
　　“義然后取”或“取之有義”的行為準則，在商業經營活動中，便表現為商業經營行為準則，“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便是其生動的表述。這里所說的“道”主要是指商業行為的根本法則，即道德追求和精神價值。依儒家的觀點看，是說做一名儒家商人，經商辦，要遵循商業道德規范，要光明正大地賺錢，不發不義之財，不做傷天害理的生意。東漢時的王符說“商賈者以通貨為本，以鬻奇為末�！闭J為經商與務農、教書一樣都應該以正業為根本，以邪辟為異端，不準販淫奇，攫取暴利，這樣才能使商業健康�！吨x家書》記載：東漢時公沙穆派人到市場代賣病豬，事先交代說：“如售，當對買者言病，賤取其值，不可言無病，欺取其價也�！贝�賣者到市場后不說是病豬，高價賣出。公沙穆知道后，立即追上買主，退還多收的錢，并據實相告。買者說既已成交就不必退款，公沙穆堅決要退，“終不收錢而去”。公沙穆經商“取之有義”成為四方美談，因而大富。而令人沉思的是，據《郁離子》記載：趙國商人虞孚在吳國賣漆，本來可以穩獲厚利，但因滲雜使假，失信于民，結果商品變質，本錢虧光，淪為乞丐，餓死他鄉，這就是“取之不義”的應有下場。
　　，企業“取之無義”的經營行為大量存在，制假販假、以次充好、坑蒙拐騙等等現象令人觸目驚心，有的經營者的行為違背了做人最基本的良心和道義。所以，儒家“取之有義”的商業行為準則，對市場條件下的企業經營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企業應以自己優質價廉、能夠真正滿足消費者需求的產品或服務來占領市場，講求誠實信用，童叟無欺；尊重顧客的權益，“推己及人”、“將心比心”，設身處地為顧客著想，尊重顧客的意愿和自由買賣的權利；在“價實、貨真、量足、守義”的前提下，即在有利于滿足顧客需求和欲望的前提下，獲得合理的利潤；遵紀守法，不做違背公德和有損于公共利益的經營，以增進社會福利和保護環境為己任，講求利國、利民等等。只有如此，才能贏得社會大眾的信賴，獲得合理的利潤。企業賺了錢，獲了利，才可以擴大再生產，更新設備，不斷開發出新產品，更好地為消費者服務。結果是人我兩利，即有利于消費者，又有利于企業，這就是遵循“取之有義”商業經營準則的必然結果。
　　　　　　四、先義后利
　　孟子說：“茍為后義而失利，不奪不厭，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如果先講利而后講義，人們的貪欲就永遠也不能滿足；如果先講義而后講利，人人得到滿足，統治者也會得到最終的利益。因為從來沒有講仁的人會遺棄他的父母，講義的人會怠慢他的君主。由此可見，孟子所謂“王何必曰利”，并非真的不要利，而是從統治者根本利益出發，強調統治者要帶頭講義，從而取得先義后利的實際效果。荀子把義與利誰先誰后的提高到統治者個人榮辱和國家強弱的高度，他說：“先義而后利者榮，先利而后義者辱�！庇终f：“國者，巨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巨用之者，先義而后利”，“小用之者，先利而后義”。所謂“巨用之”，就是立足于大處，也就是“先義而后利”；所謂“小用之”，就是立足于小處，也就是“先利而后義”。做法不同，取得的治國效果就大不一樣。
　　儒家“先義后利”的思想運用于商業經營領域，強調的是商人在考慮商業利益的時候，必須重視商業道德境界高低的問題。商業道德境界低，則“先利后義”，只注重眼前利益，目光短淺，必定沒有一個發展的前景，甚至走向欺詐、坑蒙拐騙的末路；商業道德境界高遠，“先義后利”，以國家、民眾利益為上，胸懷寬廣，高瞻遠矚，得道多助，必定會取得理想的商業經營效果，既利國、利民又利己。《戰國策·齊策》記載的“馮諼焚券”的故事，正是商業經營中“先義后利”的典型例子，對今天的企業經營者仍具有很大的啟示。有一次孟嘗君派門客馮諼到封地薛邑去收債，說是收回債買些家里所缺的東西，結果馮諼到了薛邑便假傳孟嘗君的命令，把債券賜給老百姓，并燒了那些債券。馮諼返回后，孟嘗君問收債后買了什么，他說買回了孟嘗君家里所缺少的“義”。過了一年，孟嘗君不被重用，只好前往薛邑，老百姓扶老攜幼步行百里來迎接孟嘗君。這時孟嘗君對馮諼說：“先生所給我買的‘義’，今天才看到！”在這個例子中，孟嘗君開頭確實損失了“利”（債券），最終卻得到了“義”（老百姓的擁護與尊敬），對孟嘗君來說這是最大的利了。
　　上許多商人立足于國家、民族利益的大處，在保家衛國、反對侵略戰爭的“巨用之”上，表現出“先義后利”的遠見卓識�！妒酚洝酚涊d：“穆公元年春，秦穆公使三將兵欲襲鄭，至滑，逢鄭賈人弦高詐以十二牛勞軍，故秦兵不至而還。”鄭國商人弦高的機智和義舉，挽救了鄭國。西漢時，國家常受到北方游牧民族匈奴的騷擾，商人卜式提出愿把自己的一半家產獻給國家作防務費用。當人問他為何這樣做時，他說：“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于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匈奴可滅也”。徽商捐資修路、救濟災民等“義行”、“義舉”，也體現了“先義后利”的思想，收到商業經營效益日益增長的長遠效果。
　　企業經營者要發揮儒家商人“先義后利”的理念，從建設高度民主、富強、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高度出發，正確處理好企業利益（“利”）與社會道德要求（“義”）的先后關系，做到“先義后利”。在追求企業自身經濟效益的時候，首先必須考慮國家、社會和消費者利益，樹立全心全意為消費者服務的理念，做到守法、守紀、守信，以自己現代新商人的文明形象，取信于民，先人后己，在獲取最大的社會效益的同時，獲得更大的企業經濟效益。
　　　　　　五、重義輕利
　　荀子說：“請成相，道圣王，堯、舜尚賢身辭讓，許由、卷善重義輕利，行顯明。”傳說堯要把天下讓給許由，舜要把天下讓給卷善，他們都不肯接受。荀子認為，這表明了他們的行為是“重義輕利”，光明正大。孔子指出：“君子義以為上”，這里的“上”是崇尚、尊貴的意思，“上義”也就是重義。孟子說：“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行兼，舍生而取義者也�！毙悦�和道義都是人生的最大利益，二者都是健全的人生所必需的，但二者發生矛盾、不可兼得的時候，孟子主張犧牲生命而保存道義，可見孟子也是“重義”的。至于輕利，孔、孟、荀雖然沒有明確提出，但從孔子主張的“罕言利”、孟子主張的“何必曰利”、荀子主張的“羞利”等觀點來看，先秦儒家在權衡“義”與“利”的輕重時，常常體現出“輕利”的思想傾向。
　　先秦儒家“重義輕利”的思想，承認“義”、“利”存在的客觀必然性，承認物質利益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和必要條件，作為一般意義上的價值評判標準，也成了商業價值的評判標準。這種“重義輕利”的商業價值評判標準，在歷史上產生了積極的。太史公司馬遷重視商業經營，作《貨殖列傳》，為商人立傳。司馬遷強調，“致富”必須依靠“誠一”，所謂“誠一”即“重義”。只要能做到“誠一”，不管從事煮鹽，冶鐵等壟斷性行業，還是從事“賣漿”（賣茶水），“酒削”（磨刀剪）等“小業”和“薄技”，都能致富。徽州商人吳鵬翔“重義輕利”，在商業經營中重視商品質量，不售偽劣商品。有一次他與人簽約購進300斛胡椒，有人發現這批胡椒有毒，賣主唯恐惹禍，找到吳鵬翔要求收回胡椒，中止契約。而吳鵬翔既不售貨，也不退貨，竟不惜血本，將800斛胡椒全部付之一炬， 以防退貨后賣主再行“他售而害人。”
　　不可否認的是，先秦儒家“重義輕利”的思想傾向，也給后人帶來某些不好影響。董仲舒、程頤等片面強調“重義”的一面，把以義克利的道德要求不加限制地強加到普通老百姓身上，否認物質利益存在的客觀必然性，違反了先秦儒家“重義輕利”所規定的前提和范圍。明代思想家高拱也認為，程、朱之流的“天理人欲之辨”，抽掉了義（天理）所賴以存在的物質基礎，是違背孔、孟本意的。目前，我國面臨著從文明社會向后工業文明社會過渡時期的許多問題，面臨著知識經濟的嚴峻挑戰，先秦儒家承認物質利益，講求富國富民前提下的“重義輕利”的價值評判標準，仍然可以成為對企業經營者進行商業道德的良好教材。
【】
　�。�1］朱熹.〈四書集注〉［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2。
　　［2］〈左傳〉［M］.長沙：岳麓書社，1988。
　�。�3］李維奇（譯）.白話國語［M］.長沙：岳麓書社，1994。
　�。�4］白話荀子［M］.長沙：岳麓書社，1991。
　�。�5］黎紅富.儒家管［M］.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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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清.嘉慶.休寧縣志（卷15），人物，鄉普。
　�。�8］李瑞華.中國商業文化概論［M］. 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91.128。
　�。�9］姚會元.徽商的啟示：商亦不必奸［J］.福建論壇，1997，（4）。
　�。�10］松下幸之助.實踐經營［M］. 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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