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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研究者的立場問題-一個知識社會學的視角
論文關鍵詞：研究者 立場 知識社會學 視角
論文摘要：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分析了實施研究中存在的兩種不同的研究立場，以及實地研究中理論的生成過程，目的在于提高研究者對自身研究行為的自覺，避免在研究活動中人為制造的不平等和新的話語霸權的產生。
在從事教育社會學的學習與研究過程中，我日益感覺到，對于文本和話語的偏愛正逐漸取代了對生活本身的關注，研究者離生活的真實已愈來愈遠，學者的清高正逐漸取代了研究者的實踐。我們生活在語言為我們所構筑的幻象中，不知道何者為真，何者為假，或許世界本無真假，全憑個人的主觀感知。認知的過程變成了人與世界之間的單方面的行為，每個人的研究都變成了自說自話。世界變成一片空寂，每個人都變成了獨行者。我們變得不再有自己的語言，離開了權力、話語、文本、場域，我們便無法說話，話語的霸權使我們每一個人都變成了失語者，每個人既是受害者，同時也共同構筑了這種語言的事實。伴隨著失語現象出現的，是人類失去了自己精神的家園，人的現實存在與人的精神存在的隔離。話語變成了一種符號，甚至是一種身份的象征。運用話語的過程成為學術場域中每個人的生存需要，而全然不顧話語本身的特殊語境，以及活語產生的問題域是什么。這是一個制造話語，生產話語的時代，學人們被淹沒在話語的海洋里，人類在自己創造的語言世界中失落了自身，無疑成為人類的大悲哀�；氐缴畋旧�，將人類的一切活動奠基在生活的土壤之上，無疑是人類自救的唯一途徑。除了生活本身，人類本無實體性的存在。
對于教育社會學研究的困惑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來自教育社會學研討班上大家的發言，一方面來自中小學教育實踐的現場。一個是大學的研究場所，所謂的“學術場域”(什么是學術，“誰的學術”?)一個是實地研究的現場。即教育社會學研究場域的轉換，兩種不同研究范式之間經常處于矛盾沖突之中。
最感困惑的是我的中間人的立場，在實踐工作者面前我被當作搞“理論”(什么是理論，什么樣的理論)的，而在研究者的行列里，我又感到自己沒有“理論”，甚至操縱和駕御不了任何的理論話語方式，幾乎成為“失語者”。為了表示自己也讀過一些理論著作，也不得不“拉大旗，做虎皮”，“發表一些所謂的自己的看法”，其實更多時候，我們被淹沒在人類自己制造的話語的世界里，不知道是我們在操縱話語，還是話語在操縱著我們。話語變成了游離于人類的異己的存在。話語比思想，比現實更重要。語言的幻象遮蔽了生活的真實。我們在模仿著別人的語言，而忘記了語言所特有的語境和文化的脈絡。更多的時候是感到一種話語的壓迫，似乎離了“話語”、“場域”等術語就不能開口講話。任何發言都有被別人恥笑為“沒有理論，不上檔次”之嫌。于是乎，理論，論文越是別人讀不懂的越好。大家似乎都在玩一場“皇帝的新裝”的游戲，為了個人所謂的學術圈的地位(少數權威人士的認可)而達成了一種默契。其實生活中更多的是“沉默的大多數”，以及“緘默的知識”，純理論的知識只是整個人類知識體系中的一個很小的組成部分，而社會現實主要是由“緘默的知識”和日常生活中的知識構成的。我選擇不言說作為自己的言說方式，我相信活生生的現實，而不相信虛妄的理論。我們的理論如果不希望對于現實有所改變，起碼對現實要有所反映和透視，最終關注的問題是，什么是理論?不同的“理論”是怎樣被生產出來的?現場需要什么樣的理論?甚至就是這樣的發問方式本身也會成為社會建構的結果。
其實在任何發言的背后，我總是不由自主地發間:“你是誰?你在替誰說話?是維護自身的所謂學術地位，還是真正站在沉默的大多數的立場上，替中小學教師講話?作為中小學教師的代言人如何可能?”曾經是一名中學教師，并以認識和變革實踐作為理論訴求的我，自覺地把自己當作中小學教師的代言人，站在他們的立場上，替他們講話。像“中小學教師要搞科研，要成為研究型、反思型的教師”等等口號式的話語，首先是理論工作者自身的溯求和研究的喜好，而不是發自中小學教師自身的需要。我們總是喜歡扮演救世主的身份，要把中小學教師從忙亂而繁瑣的事務性工作中解放出來，其實，這也不過是理論工作者的一廂情愿。站在中小學教師的角度分析，如果你是一周三十學時的工作量，讓你去做研究型、反思型的教師，如何可能?作為教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教育社會學如果放棄了教育應有的價值的追求和人文關懷，不從事任何改變現實的工作，僅僅是做一種學理上的追求，那么，這種研究除了自說自話，就只能是玩文字游戲。它會離真正的生活越來越遠。
也許是長期沉浸在中小學教育現場的研究，使我的研究活動總帶上鮮明的現實取向。我會自覺不自覺地站在中小學教師的角度來思考，這樣的研究是給誰看的，他們能不能理解?研究是一種研究者的自娛自樂，還是有更高的價值追求?研究者的研究行為的最終評判者是誰?是實踐還是學人的自我認可?“搞教育社會學的人，每個人都在操縱著自己的話語方式，構建著自己所謂的理論體系。其實這種話語方式都是套用別人的，真是言必稱�？�。”教育社會學研究是不是只能如此?面對所謂的“圈外人”的發難，對于從事社會學研究的人，難道一句“他不懂教育社會學”就能了得?對于我們目前這樣一種研究的價值取向，是否也應做一些自我的反思和批判?
前不久，我曾經寫了一篇《以語文的方式學習語文—對一個教學文本的解讀》的文章，這是對自己在小學長期從事實地研究過程的一個總結與反思，也是作為高校教師在小學同廣大小學教師一起從事行動研究過程中的一項發現。即對于當前語文教學中存在的問題，從教師的話語方式的角度作為突破口，提出語文教學中存在著兩種范式:基于規訓的教學與基于靈性的教學。前者以對學生進行基礎知識的訓練以及行為習慣的訓練為主，教師的語言是分析性的書面語言;而后者則以貼近兒童年齡特征的生活化、敘述性的語言為主，為學生創設教材文本所需要的情境，以達到兒童生活世界與教材文本世界的對話與交流。而這一教學思想與理念無疑是新課程標準所要求的，對于當前的語文課改是有所幫助的。因此，在小學教師中引起了一定的反響。這一觀點的提出是自己長期與小學教師共同研究，共同成長的結果。因此，對于小學教師，特別是授課教師是一個巨大的鼓勵，對其他教師也不無啟發作用。那就是，在教學中研究教學，是一個發現自己，研究自己，在研究中學習，在研究中成長的過程。而這樣一項在實踐中取得明顯效果的研究，在教育社會學的討論班上得到了卻是不同的反映。同一個文本，在研究者和實踐者中得到的卻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解讀。從而激發起我對教育社會學研究的以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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