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知識社會學語境下知識分子的困境及解構

試論知識社會學語境下知識分子的困境及解構

　　【論文關鍵詞】知識分子　倫理道德　社會建構　社會公正

【論文摘要】知識和真理的形成過程離不開社會因素的干預和建構，所謂知識受到客觀主義和科學主義的絕對支配并不存在。當知識世界受到金錢和權力的侵獨和殖民時，知識分子要保持傳統(tǒng)的精神氣質(zhì)也就相當困難。在困惑面前，知識分子始終面臨著道德與利益的艱難選擇與激烈的思想斗爭。參與而不是背離，建設而不是批判，勸諫而不是斥責，必然成為眾多知識分子的選擇

知識分子一直以來是社會的中流砒柱，對知識分子的專門研究始創(chuàng)于德國社會學家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學術體系當中。而舍勒是另一位專門研究知識社會學的思想家，他在研究中同樣涉及到知識分子的問題。20世紀在法國，知識分子問題成為學者們爭相探討的話題，到了20世紀60年代以后，知識分子問題研究已經(jīng)開辟成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在美國、英國、德國等西方國家都成為研究的熱點。對知識分子的研究不僅因為知識分子有著強大的社會功能，也與知識分子具有積極探求自身群體意涵的批判性反思意識密切相關。在中國，社會轉(zhuǎn)型帶來的利益群體之間的矛盾與沖突遠遠沒有平息下來，而全球化帶來的科技、經(jīng)濟、貿(mào)易、政治以及文化的困惑乃至意識形態(tài)所面臨的挑戰(zhàn)使得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價值與使命在時代大潮中尤其凸顯出來。如何看待社會?如何面對現(xiàn)實?為什么知識分子的價值判斷是這樣而不是那樣?應如何看待知識分子內(nèi)在的精神內(nèi)核與現(xiàn)實社會環(huán)境和利益的沖突與協(xié)調(diào)?在錯綜復雜的矛盾網(wǎng)絡中知識分子應如何保持自立與尊嚴?這不僅牽涉到知識分子對社會的貢獻與責任問題，也牽涉到知識分子如何通過反思與透視解決自身群體的建設與完善問題，學界對此仍然處在不斷的熱烈探討當中。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涉及到的“知識分子”，主要是指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

一、從實證主義到社會建構:有關對知識和真理陷阱的揭示

知識是對真理的揭示與闡釋，而知識分子是真理與正義的守護者。這是一般人都了解的常識。但問題并沒有這么簡單。從哈貝馬斯對實證主義的批判中我們就可以看出其危機的事實:實證主義以自然科學作為社會研究的典范，認為外界的客觀事實通過純感官的客觀認識可以達到，而獲取的理論和認識是否為真理取決于該理論是否與外界世界相吻合。很明顯，這里預設了知識的客觀性以及與價值判斷的分離，只有保持價值中立的態(tài)度才可以獲得真確的知識。法國的徐爾干認為科學研究必須排除所有成見，特別要排除個人感情的因素，“感情是科學研究的對象而不是科學研究的標準”。最著名的當數(shù)韋伯提出的“價值中立”原則，他力求尋求事實與價值分離與平衡。特別在獲得科學結論的時候更要嚴格遵循“價值中立”。作為一個非實證主義者，哈貝馬斯提出“共識真理論”這一理論觀點與實證主義相抗衡，認為任何對外界世界的真理性認識是由具有理性探討能力的人通過在沒有外力和內(nèi)在的壓力和制約下并且遵循相關的社群規(guī)范進行理性溝通所達到的。而真理性的情境是通過真誠溝通，在“更佳論據(jù)性力量”的指引下實現(xiàn)的。而法國的布迪厄則強調(diào)從實體論到關系論是當代社會思想的一個重要特征，他認為，社會科學根本沒有必要作出非此即彼的選擇，社會科學的內(nèi)容存在于社會行動與社會結構的關系當中，這種關系是“獨立于個人意識和個人意愿”而存在的客觀關系。這種體現(xiàn)在抽象認識論基礎上的關系社會學使得我們對社會科學的內(nèi)容或者真理性認識獲得前所未有的視野。布迪厄的社會學思想并不是要削弱社會學的認識論保障，而是旨在擴大社會科學知識的范圍，增強它的可靠性，這種理性認識對知識分子來說無疑具有普醒性，他讓知識分子認識到社會科學的內(nèi)容更多地來自社會因素的干擾。當然，韋伯對價值判斷也給予了足夠的重視，對價值中立的應用也給予限定的范圍，什么問題可以成為我感興趣的問題，什么問題可以成為我考慮的焦點和主題，這就不能不涉及到價值判斷問題。他提出的“價值關聯(lián)”原則后來在舒茨那里得到了延伸，并且成為舒茨所提出的“生活世界”的重要行動機制。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知識和真理的獲得并不能僅靠實證方法就可以達到我們探索的目標，而是應該這樣認為，知識實際上是對社會現(xiàn)實的“社會建構過程”。對知識 以及真理的社會建構研究當數(shù)法國的福柯最為細致和認真。�？绿岢龅摹罢胬眢w制”實際上就是真理或者科學知識得以成立的條件，他后來建立的知識考古學就是對知識條件的歷史分析，他希望通過這種考古學分析來展示，在歷史上，為了構成可能的知識，一個社會需要形成或者改變怎樣的社會條件，分析一個社會的運行在何種程度上和這個社會的“真理體制”密切相關。特別要揭示這個社會的“真理體制”得以建立的各種社會條件以及各種實踐過程，使得我們能夠更加清醒和具有批判性的態(tài)度來對待知識和真理。

通過上述的批判分析，我們得知，如果我們想當然地認為無論知識領域還是知識分子場域應該是一個“純潔”的世界，與其他任何社會環(huán)節(jié)無關，真理是通過話語的論辯驅(qū)逐各種錯誤意見的“理想國”，無疑將變得幼稚和可笑。布迪厄曾經(jīng)通過對學術場域的探討對知識分子與權力的關系進行淋漓盡致的分析。對知識場域的“純潔”認知無疑將知識神圣化，而把知識分子的觀念以及對知識和真理的構造認定為無非是其階級出身或社會位置的特定表現(xiàn)，這又是另一個極端。布迪厄認為學術世界有其自身獨特邏輯的社會空間，盡管知識分子在這樣的社會空間中爭奪自身的利益，但與整個社會世界的利益體系相比卻處于從屬地位。學術世界中的權威是通過對文化資本的占有而形成的。學術世界中的分化中產(chǎn)生兩類行動者，一類是關注學術研究本身，追求的是對社會和自然的真知，而另一類是關注現(xiàn)時權力的利益，為秩序和權力提供可服務的知識。他認為知識分子只有認識到這一點才能有所作為，布迪厄反對學術霸權，反對科學和知識的政治利用，捍衛(wèi)學術場域的自主性和獨立性。如果回避知識分子與他所研究對象的真實關系，將對科學實踐產(chǎn)生決定性的影響。

�？聦χ�識與權力關系的分析最能體現(xiàn)他的思想。在以往的認知中，真理與權力是水火不相容的，真理是權力的敵人，是通向自由的必經(jīng)之路，學者可以通過揭示權力的奧秘，展現(xiàn)社會支配的真相。然而福柯認為，知識的積累與權力的運作是密切相關的，真理體制恰恰是權力運作的一個前提條件和重要產(chǎn)物。一方面，真理體制為權力的運作提供了必要的知識，另一方面，真理體制也是權力在現(xiàn)代社會得以運作的一個基礎，是權力合法性的根源。我們從哈貝馬斯那里可以找到真理被“殖民化”的扭曲進路。在哈貝馬斯看來，真理的獲取是通過真誠和自由理性的溝通而達到的，其結果應該是人們理性認知能力的增加。但理性認知和自主性的增加必然能導致社會系統(tǒng)日益復雜和擴張，結構的復雜使得在方法論意義上無法使得認知主體從個人的直覺層面去了解系統(tǒng)層次的現(xiàn)象，而必須用系統(tǒng)的方法并且以觀察者的身份從事理解和分析。如果權威的形成是以在相關領域內(nèi)通過理性討論的方法所達到，那么我們說真理的認定仍然是理性的，但如果是金錢或者權力或者其他制度場景干預了理性的討論，那么這種“真理”機制所達致的真理或知識是被系統(tǒng)殖民化了。哈貝馬斯的論述給我們的啟發(fā)就是:他討論了生活世界是如何被系統(tǒng)殖民化的問題，并沒有直接涉及到知識分子問題，但我們 卻可能從他那里對現(xiàn)代社會結構的批判引申到知識或知識分子領域，實際上，生活世界本身就是一個多重現(xiàn)實的世界，科學世界不過是生活世界中的一個“有限意義域”而已。從上述 的論證中我們可以得到兩個結論:一是真理的相對主觀性，真理是可以通過真誠的主觀意義的互動把握的。二就是對真理的社會干預，特別是權力的影響。無論如何，這兩點都排除了 知識和真理的絕對客觀性和所謂科學主義的絕對支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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