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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當前道德建設境遇的幾點思考
論文關鍵詞:“經濟決定論”;唯物史觀;公共理性;文化批判
論文摘要:在現代性不斷增強而精神倫理家園13漸衰落的嚴峻形勢下,深化當代社會道德建設問題研究具有極為重要而又深遠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探討了生產力范疇與道德范疇間存在邏輯聯系,但并非簡單式、機械式的決定與被決定關系;傳統威權宣諭式倫理道德教化模式已難以適應現代社會發展需要,制度倫理建設在當前道德建設領域中的地位日漸突顯;社會道德建設應提升至文化哲學批判高度,自覺實現對傳統小農意識和市場經濟物化與功利意識的理性批判,促進傳統美德與現代道德的和諧共生。
道德建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偉大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歷史進程中人的全面發展的客觀要求。在現代性不斷增強而精神倫理家園日漸衰落的嚴峻形勢下,必須積極審視與深人反思當代社會道德建設面臨的主要問題,并探索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案。
一、經濟建設“遮蔽”道德建設:如何走出邊緣化困境?
“經濟決定論”認識誤區導致經濟建設“遮蔽”道德建設!敖洕鷽Q定論”認為:道德倫理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只要經濟發展了,人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社會道德水準自然會提高!敖洕鷽Q定論”的實質是試圖憑借“物”的方式與手段去解決社會所面臨的種種問題。這種目光上的短視,不僅導致“一手硬、一手軟”,道德建設在實際工作中被邊緣化或形式化,而且最終造成社會畸形發展,并累積和誘發一系列的社會病癥和危機。要走出這種認識誤區,必須科學、正確、全面把握生產力范疇與道德范疇間的內在邏輯關系,認清道德建設工作的重要意義和特殊規律,糾正實際工作中的種種偏差。
必須深人研究生產力范疇與道德范疇兩者間的辯證聯系,防止把兩者間的關系簡單化、絕對化。生產力是社會道德產生發展的物質基礎,道德是生產力基礎之上的抽象與升華,兩者分別屬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不同層次的社會范疇。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基礎,人們的國家設施、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觀深刻揭示了經濟活動與人類哲學、道德、宗教、藝術等上層建筑間的一般關系,肯定了生產力的普遍發展為推動人類社會文明進步提供了可能:一方面,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輕或抑制人們因物質匾乏而引發的野蠻爭斗;另一方面,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可以為人類文明的交流創造有利條件:“生產力的這種發展之所以是必需的實際前提,還因為只有隨著生產力的這種普遍發展,人們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來”,而普遍交往可以使“每一民族都依賴于其他民族的變革”、“地域性的個人為世界歷史性的、經驗上普遍的個人所代替”。然而,可能性畢竟不等于現實性。從可能變為現實還需要經過復雜的中介環節,并受到種種因素的影響與制約。恩格斯指出:“經濟在這里并不重新創造出任何東西,但是它決定著現有思想材料的改變和進一步發展的方式,而且多半也是間接決定的”,正是生產力范疇與道德范疇二者的間接性、辯證性的關系特征,經濟上落后的國家才能在哲學上、文化上等方面“演奏第一把小提琴”。
物質生產實踐活動基礎上形成的社會關系是人 們道德倫理產生的根源。道德并非如康德所言是先驗的、形而上的絕對律令和至善的東西,也并非由人的自然本性所直接設定,道德的產生與發展具有客觀性和社會歷史性。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人的本 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并科學揭示了人類社會道德生成和發展的一般規律:“人們自覺不自覺地,歸根到底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系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中,獲得自己的倫理觀念!耙呀浀玫綕M足的第一個需要本身、滿足需要的活動和已經獲得的為滿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新的需要又通過實踐活動不斷推動新的經濟關系或社會關系的產生,進一步引發新的道德倫理訴求。其次,人類不同時態、不同地域的社會道德的產生與發展不是絕對孤立、互不相干的階段與過程,而是通過彼此間繼承、借鑒、揚棄的方式實現的。在新道德建構過程中,人們需要對傳統道德文化進行積極批判,同時從現存的、新的經濟關系或社會關系中抽象出新道德原則并加以論證確立,以順利完成道德建構的歷史重任。上述情況充分說明了,道德建設并非可以由經濟建設直接取代或單憑“物”的方式與手段就能實現的。從我國當前社會歷史階段來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立足于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之上的價值認同體系,是一個包含思想理論、理想信念、道德準則、精神實質和社會風尚的價值認同整體,反映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發展要求。它旗幟鮮明地指出了在我們的社會里,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惡,應當堅持什么,反對什么,提倡什么,抵制什么,為各民族、各階層和不同利益群體的人們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判斷行為得失,明確價值取向,做出道德選擇,提供了基本規范。
二、倫理道德蒼白無力:何以重塑道德權威?
中國封建社會兩千多年來構筑了一整套宏大嚴密的儒家倫理教化系統,追求以血緣家庭和家族為基礎的倫理社會秩序,契合了小農封建社會和大一統政治需要。該教化系統以君權和神權作為支撐,存在著一整套嚴密的以科舉人仕為潛在目的、以化民成俗為顯性目的的教化網絡。它既包括各級各類學校系統,也包括士大夫的諭俗鄉約、村落的家規族法、民間的祭祀禮儀、佛廟神道、戲劇小說等一系列非學校系統。傳統儒家倫理以三綱五常為主要內容的道德教化模式本質上有著非平等性、非開放性、非反思性的特征,人們對教化內容只能遵照服從,不容置疑、挑戰其權威性和合法性。
工業文明進步使人們從傳統農業文明社會自然形態中解放出來,并賦予人們以獨立性和平等性,客觀上要求對道德教育理念、教育內容、教育手段諸方面進行改革創新。文藝復興之后,“一切都受到了最無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為自己的存在作辯護或者放棄存在的權利”,思維著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在這種情況下,道德教育從天國降到塵世、從彼岸世界回到此岸世界、從皇權走向大眾,道德教化的平等性、開放性、反思性品質不斷生成和強化。在科學與理性的沖擊下,傳統自上而下威權宣諭式教化模式已不能適應時代發展要求。君權與神權提供的至上性與神圣性道德權威消解后,而世俗性的現代化由于其祛魅性與工具性精神特性,不能及時提供道德權威或終極意義的替代物。相反,現代化、市場化的推進,一定程度上導致道德虛無主義或道德相對主義,造成精神信仰缺失和道德危機。擺在人們面前的問題是:何以重塑道德權威?
普遍理性主義的道德建構模式,客觀上反映了現代道德建設的時代特征和內在要求。羅爾斯認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社會正義原則提供了一種在社會基本制度中分配權利和義務的辦法,確定了社會合作的利益和負擔的適當分配,并優于個體道德評價和選擇:“當制度(按照這個觀念的規定)公正時,那些參與著這些社會安排的人們就獲得一種相應的正義感和努力維護這種制度的欲望。而哈貝馬斯則從交往理性出發,認為道德普遍性是經驗的,是主體與主體之間所達成的道德共識,達成道德共識的途徑就是以理解為目的的交談和對話。從根本上來說,兩者從不同側面殊途同歸地反映了現代道德建構的重要特征。即:哈貝馬斯和羅爾斯認為,公共理性視閡可以提供基本的道德規范、最低限度的規則體系或不同價值取向的道德主體之間的“重疊共識”,可以在現代社會中解決外在的制度性規范建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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