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疑，股東和公眾已經對高管薪酬制度失去了信心。自澳洲MFS公司在倒閉的幾個月前支付了數百萬澳元的業績獎金之后，澳洲電訊在股價下滑時向其前首席執行官Sol Trujillo支付了四千多萬澳元??這些昂貴的突發事件再一次激起了公眾對于高管貪婪感的憤怒。
但是，RiskMetrics治理顧問公司澳新研究部主任勞倫斯(Martin Lawrence)并不認為是高管們的高薪造成了糟糕的結果，“制度性風險當然存在，但還有其他問題，薪酬只是一個現象而非原因。”Roy Morgan調查公司收集的數據表明，只有16%的澳大利亞人認為首席執行官擁有高度的道德感和誠信度。另外兩項調查顯示，90%的人認為CEO的薪酬太高，75%的人認為，政府應該對他們的薪酬設立上限。
雖然澳洲政府不太可能設立薪酬上限。但去年，澳洲生產力委員會(Productivity Commission) 就高管薪酬問題提出了一些建議，對此，政府已經做出了回應。
嚴控優厚解雇費
澳大利亞審慎監管局(Australian 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 APRA)已經制定了薪酬指南。另外，澳洲政府已經開始嚴格控制優厚解雇費(golden handshake)和猖狂的解聘費，規定這些費用不得超過一年的基本工資(但不包括股票期權和其他工具)，并要經股東同意。生產力委員會的報告發現，20家最大公司的CEO平均年薪大約為720萬澳元，這是澳大利亞平均工資的110倍。而緊排其后的20家大公司的CEO年薪要少三分之一，約為 470萬澳元。在金融危機前的那些年，前300家公司所披露的CEO報酬增長原因幾乎都是激勵工資的增加。該委員會承認，有些報酬超出正常范圍。
前100家公司有20% 在去年的股東大會上遭到了股東的強烈抗議。普華永道的調查數據顯示，澳交所100指數所含公司中，21%的公司薪酬報告得到股東的支持率不足80%.這表明，20%以上的股東對薪酬決議投了反對票或棄權，或沒有委托他人代投。然而，這個結果已經比上年有了改善。
金融危機的影響
毫無疑問，金融危機對薪酬是有影響的。普華永道一篇名為“我們如何重建對高管薪酬的信任”的調查報告顯示，前100家公司中有三分之一已經宣布：為了對2009-2010年度的薪酬進行復審，固定工資將被凍結，獎金也要下調。大約有21%的公司按計劃數額或超過計劃數額支付了獎金，而2008 年這個比例為45%.除了獎金更低外，許多高管也沒有從股票期權掙到錢，因為股票價格比2007年更低。羅賓遜(Michael Robinson)是Guerdon 公司的董事，負責幫助客戶的董事會調整薪酬政策，并教他們如何讓股東參與意見。他說：“有些公司喜歡某個特定指標，如每股盈利增長，但對杠桿比率控制不力。它們必須確保對杠桿比率和產生那些盈利的資本成本有充分的控制。”目前，澳交所100指數公司約有70% 將年薪與股東總回報(包括股價和與同行業績水平有關的股利)掛鉤。它們這么做已經有5~6年了。與90年代相比，這個變化相當大，因為以前不管投資者的回報如何都會發放少量的股票期權。如果股價上升，高管就可以行權，而全然不顧股東或公司的利益。
然而在澳洲，將薪酬與參考其他公司的股東總體回報掛鉤存在一個問題，那就是，可比較的公司數量太少。
羅賓遜說：“比較股價總數是最普遍使用的衡量方法，但如果你要比較的公司屬于完全不同的類型，那這種指標就有點像彩票。然而，有時候公司與一群直接競爭對手 比較相關股東回報，那么這種指標就很有相關性。”澳洲銀行是公司直接與競爭對手進行比較的好例子。四大銀行中的每一家都在與其它三家和10至15家金融服務公司、保險公司進行競爭。大銀行有壽險業務和其它保險業務，也有基金管理和養老金業務。羅賓遜說，許多資本密集型公司現在都將薪酬與經濟利潤或扣除包含風險的資本成本之后的利潤進行掛鉤。風險越高，回報也就越高。例如，如果某公司在 扣除12% 的資本成本后仍給股東帶來 回報，那么高管就可以掙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