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唯業績論優劣——王充“功不可以效賢”三論的啟示
企業作為經濟組織，不能不講績效，對員工進行績效激勵是必要的;但是在實現戰略目標方面，對人才的選拔如果僅僅以當期業績論優劣，就很難可持續發展，甚至注定短命。其中的道理，東漢時期的思想家王充在《論衡》說的很清楚，叫做“功不可以效賢”。
王充《論衡》“定賢篇”以設問的形式，批駁了當時流行的十九種識別賢人的觀點，其中之一便是“以功效賢”，也就是以業績取人。王充對這個問題著墨較多，連續三論“功不可以效賢”。其邏輯基礎是：一個人對道的遵循，與他在實踐中獲得的實效，并非具有必然的對應關系，有時甚至是相反的。
其中有客觀形勢的變化在起作用，其“勢”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如果我們把道當作本，那么外在表現的績效則為標，甚至可以為末。因為有人會利用道與績效的不一致性拼湊績效，制造偽相，所以“功”難以拿來作為判斷人才優劣的唯一標準。
在王充“功不可以效賢”三論中，其一論是說，在存在分工的情況下，道不能馬上直接表現在可度量的事、表上，堅守道義、宣傳道義的就難以有看得見的功效。以經濟上的績效論優劣，對這一部分人就不公平。王充舉了生活中的一些例子：樂曲是由宮、商、角、徵、羽五音變化而來，然而五音沒有鼓聲的配合就不和諧。畫是由青、赤、黃、白、黑五種顏色描繪出來的，然而五種顏色沒有水來調和就不鮮明。因此我們不能認為五音、五種顏色為優，而鼓和水為劣。實際上，鼓和水是五音、五色的靈魂，作用不可低估。
其二論是說，當一個體制將資源的掌控權交給了當事者后，如果有形勢的助推，當事者想不取得功效都不可能;在相反的情況下，再優秀的人也難以取得功效。王充指出，一些善于投機鉆營的“俗士”，“據官爵之尊，望顯盛之名”，本來就很容易壟斷“賢人”的美名。而真正的“賢者還在閭巷之間，貧賤終老，被無驗之謗”;對于這些始終沒有機會施展才干的人，斷定他們不優秀，就會讓他們在心靈上再受一次傷害。
其三論是說，有時候人們為了信仰不惜犧牲生命，而且非常盡心盡力，卻沒有取得應有的成功，“或意至而功不成，事不立而勢貫山”，我們就不能搞成者為王，敗者為寇那一套。這樣的例子也很多，比如荊軻刺秦王。王充認為，義士荊軻代表了天下人心，要替天下除惡，計劃可謂周密，過程可謂悲壯，但最終還是沒有完成使命，“有其勢而無其功，懷其計而不得為其事”，令人扼腕嘆息;但是歷史不會漠視他的英名。
那么，怎樣評判人才的優劣呢?王充認為賢人的標準是善，放棄這個標準就會“白黑不分，善惡同倫，政治錯亂，法度失平”。盡管“善”的政治內容隨著時代的變化有不同，但是在強調道德的作用方面仍然有現實意義。胡錦濤最近在七一講話中強調：“要堅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由此“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眾、以德領才、以德潤才、德才兼備的用人導向。”企業各級業務骨干的選拔，尤其是對職業經理人的任用上，同樣如此。無論如何，在業績中應該流著道德的血液，而不能去賺昧心錢。
當然，企業在用人方面把德放在首要位置，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也不是出于用人者的良心發現，有一個現實的原因，那就是業績的取得往往不具有可復制性。這是因為，在業績的取得過程中，“勢”的作用不可低估;而“勢”往往此一時彼一時，不同領域里的“勢”也有所不同。而人類社會基本的道德準則，則具有普世價值。王充舉例說，漢高祖的主要謀臣陳平在沒有做官以前，在鄉里舉行的祭祀活動中負責分祭肉。他公平待人，每份肉的分量和肥廋每次都分得差不多，這就是他能當丞相的證明。只要他保持這種本色，那么不管提拔他當什么官，負責分配什么，公平原則都是可以普遍見效的。根據王充“功不可以效賢”的三論，企業就不能以當期業績論優劣，從以下幾點做起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