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男性掌控著大多數高級職位,被推向高位的女性注定將跌落。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推薦的職業女性相關文章,希望能幫到大家。
無論你對英國新首相持何看法,特里薩•梅(Theresa May)的未來之路將非?部。如果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當選美國總統的話,她將與梅一道站在最危險的“玻璃懸崖”上。
“玻璃懸崖”描述了一種傾向性,即女性比男性更易于被推上危險職位。對首席執行官、律師、準議會成員、甚至中學學生代表等群體的研究顯示出,女性常常被分派棘手的任務、高風險的案件以及(對英國大選的分析顯示出)較難贏下的選區。
這太棒了,你或許會說:這應該值得慶祝,因為女性沒有回避這些角色。我認為,這是一種不正常的進步跡象,表明在男性充當無用的總統、失敗的青年領袖及失意的大律師等角色幾個世紀后,應該輪到女性大顯身手了。但是,女性看似得到了這些棘手的職位,其背后的原因卻是性別平等進展緩慢的令人沮喪的信號。更糟糕的是,如果這些女性失敗的話,結果可能打擊到未來幾代有抱負的女性領導者。
英國?巳卮髮W(University of Exeter)教授米歇爾•瑞恩(Michelle Ryan)與亞歷克斯•哈斯拉姆(Alex Haslam)率先對這一現象進行了詳細研究,并引入了“玻璃懸崖”一詞。此前,《泰晤士報》(The Times)2003年刊發的一篇蹩腳文章暗示稱,任命女性進入董事會“對公司業績造成了嚴重破壞”。
這篇文章是一個“相關不等于因果”的典型范例。女性董事會成員不僅沒有引起股價暴跌,她們的任命還往往是在企業股價表現不佳之后,而男性通常會在股價更穩定的公司獲得董事會席位。
大約在同一時期,我采訪了在性別平等方面自稱持古老看法的杰克•韋爾奇(Jack Welch)。他沉思道,自己擔心三位杰出的女性首席執行官——當時執掌惠普(Hewlett-Packard)的卡莉•菲奧莉娜(Carly Fiorina)、朗訊(Lucent,后來的阿爾卡特-朗訊(Alcatel-Lucent))的陸思博(Pat Russo),以及施樂(Xerox)的安妮•馬爾卡希(Anne Mulcahy)——被交予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他說,如果她們失敗了,將挫傷讓更多女性擔當此類角色的努力。
菲奧莉娜、陸思博的命運確實不濟——男性接替了她們的職位。馬爾卡希領導施樂實現了扭虧,并將指揮棒交給了公司內部的烏蘇拉爾•伯恩斯(Ursula Burns)。
此類“個例”令學者苦惱。但道理還是成立。如果看到自己的偶像從懸崖跌落,有些女性甚至將不愿再向懸崖邊緣靠近。這種現象可能導致女性進步的停滯。
指出玻璃懸崖的存在也有風險——如果這樣做加深了有關男性與女性的刻板印象的話。女性領導者有時會因站上懸崖而大受贊揚,正如英國公投退歐后不時出現的暗示,即需要一位女性來“收拾男人們留下的爛攤子”。當女性在這些危險角色中獲得成功時,她們有時會被送上一個可能同樣危險的玻璃高臺——就像冰島金融危機后填補高層空缺的冰島金融家和政客一樣。
然而,人人都有責任敲掉玻璃懸崖,其中的原因很重要。
當瑞恩教授向成年和青少年女性聽眾描述這一現象時,她說,她們常常“會泄氣”。然而,提出這一問題至少可以迫使負責選拔人才的委員會克服他們無意識的偏見。
理解這一現象有助于揭露商業和政治領域陳舊的思維方式。瑞恩教授后來的研究發現,女性有時成為應對失敗的“替罪羊”,而有時獲得任命是因為“男人不想失敗而后退一步”——聽起來與英國公投退歐后的情況類似。
危機時期,組織傾向于任命看起來不一樣的領導者,未必是因為他們會帶來改變,而是因為任命他們的決定本身就預示著改變。例如,另一項研究發現,處于困境中的日本企業會任命(男性)外國人士為首席執行官。
只要男性掌控著大多數高級職位,被推向高位的女性注定將跌落。考慮到她們得到較輕松職位的機會更為有限,她們也許會感到不得不接受處于懸崖邊緣的角色。
不希望梅成功的想法將很奇怪。不過,如果她沒有成功,必須以一位失敗的首相評價她,而非一位失敗的“女首相”。那時我們才有可能對抗另一現象:“救世主效應”。
另一項最新研究顯示,領導處于困境中的公司的女性更有可能被男性接替——作為公司已回歸常態的標志。這就是英美兩國政治正在經歷的動蕩,一定程度的穩定將受到歡迎。但這種模式應被拋棄。